中西文化影响下社会对待巫术态度比较
时间：2021-06-29 04: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章希望通过相关理论的分析、著作的阅读，以中西文化的比较观去研究他们对待巫术现象的差异，以及透过现象探讨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里运用东西方对待巫术两个具体事件，来找出共性，说明东西方差异，分析原因。在比较中，展望巫术的后续发展，对现阶段正确处理宗教、巫术等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原始巫术；高级宗教；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社会控制
一、相关理论探讨
（一）巫术与宗教
在探讨中西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之前，首先，应看到巫术同宗教之间的联系。正如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所体现的原始巫术和高级宗教所体现出的复杂关系，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特质。具体表现为，随着社会中对个人意识的强调，社会凝聚力降低，此时需要一种调控方式，巫术和宗教的产生满足了这一需要。换言之，不论是巫术还是宗教，均能够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这也是巫术的社会功能之一。
同时，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着质的差异。其一，宗教的出现是基于“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持久、稳定的联系，有着同一道德准则；而巫术则不然，巫师之间可能相互不了解，也没有固定的道义、准则，没有组织。其二，由于上述特性，也造成了巫师的行事出发点是基于利己主义，例如为自己赢得声誉、尊重等；而宗教成员，如基督教徒则秉承利他主义原则，奉献精神等。而这些特点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作者对萨满和基督教对“圣愚”的影响的不同表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由于宗教和巫术之间的交错关系，某些学者认为，高级宗教实际上是源于原始巫术的。基于上述论述，中西文化对巫术的态度的比较可以找到另一个线索进行发掘，即东西方宗教的比较中去发现东西方文化影响下巫术的不同特质。
（二）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对宗教的划分
从韦伯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东西方宗教的不同特质。韦伯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祭司为代表的维系、巩固既成的秩序；二是以先知为动力的变革既存的秩序。由此，韦伯将宗教划分为两种类型：禁欲主义宗教和神秘主义宗教。
禁欲主义宗教秉持入世理念，以介入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做到禁欲而达到救赎；赋予“伦理型先知”特性，“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个具体的命令，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里韦伯以基督教为典型例证。
神秘主义宗教则借由出世即通过冥想默祷进入着魔入迷的附体状态达到救赎；其成员具有“楷模先知”特性，“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的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走过的路途。”。这里韦伯认为，东方宗教体现了这一特征。这里应当注意，由楷模先知引导而产生宗教观念这一做法，实际上需要受教者有相当程度的灵性、领悟能力和较高的教育水平，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往往由于领悟不到这种微言大义而产生偏差，以致产生迷信和巫术。这一点又再次将宗教和巫术密切联系起来。
这种宗教的划分和梳理对于理解中西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有着巨大作用。在下一部分的事实比较中，会详细说明这种分类，对于史实的解释力。
二、欧洲巫术大恐慌与1768年“叫魂”所引起的中国妖术恐慌
（一）现象比较
事实上可以看到，在中国、西方，巫术都曾引起恐慌。恐慌本身实际上是来自于未知，这一点是中西共通之处。可是在这两个事件中，却有一些不同之处，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文化对于巫术的不同态度。而这其中原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在时间上，中国巫术恐慌发生于1768年前后，历时较短。虽然于1810年和1876年再次出现，但并未引起全国性的清剿，不过可算余波尔尔。这一时期大致是弘历年间，中国可以算得上是太平，正值前几位皇帝积累的社会财富挥霍之时，已然呈现一片“盛世之景”。对比西方欧洲巫术大恐慌，发生于16、17世纪，期间200多年，巫案此起彼伏。而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动荡，正值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关系紧张。“猎巫”实际加剧了这一紧张态势。
在范围上，中国妖术恐慌只限于一国范围内，其中有十二个大省份集中受到影响。并且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制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卷入这场风波中，而有多少人是作壁上观，对这种巫术抱持的是一种怀疑态度或是“看戏”态度还犹未可知。而欧洲巫术恐慌则在200年间不断蔓延，涉及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弥漫至殖民地内，包括了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教皇、国王，下至平民乃至流浪者卷入这场风暴中。数目惊人的巫师被处死，由于文献缺乏而未有精确人数记载。但芒克·托马斯估计总数为50万人左右。成千上万的人被指控为巫师，被处以火刑，火刑架到处林立。这一时期的欧洲整个被卷入这场“猎巫”浪潮中，而无法自拔。
在对象上，西方社会中所引起的巫术恐慌，实际上是针对“巫师”这一群体本身的敌意加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巫术”的排斥态度，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巫师”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出现就足以引起恐慌，即使没有做出什么举动都会引起当地居民的过激回应。这一点，在当时相关著作对于巫师的描绘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巫师能引起旱灾、雹灾、瘟疫、不育等灾难和不幸”；“女巫身上抹着‘魔鬼的油’（这油是用杀死的婴孩的油炼成的），滑上烟囱，骑上扫帚柄、纺锤式飞船飞跑……去参加女巫的集合；巫师们组成宗派，使得罪恶到处扩大蔓延，他们甚至用自己的鲜血起草盟约向魔鬼表示效忠”。当时的人们极度恐慌不安，对巫师既恐惧又憎恨，其对巫师的审判残酷而又荒唐：无论巫师为妇女、年轻姑娘，甚至是儿童，都用重物挤压他们的双腿，一直到骨髓从腿骨里迸射出来。而到中国，这场恐慌针对的则是某些“坏巫师”所引起的坏的结果的恐惧，简而言之，就是对“妖术”的恐惧。这里，区分“巫术”和“妖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曾对妖术下过一个具体的定义“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力量”。但从这一定义中，我们无法细致描绘出“妖术”与“巫术”的细微差别。但随后，他对两者做出简要区分：“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巫术”的使用古以有之，自殷商龟骨占卜，巫术从未引起大范围恐慌，何以到弘历年间却造成了灾难，这里可以得到解释，同欧洲不同，中国的这场恐慌针对的不是巫术而是某一类具体的巫术——妖术。更深一层看来，针对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某一种恶意的思维。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对待巫术的不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