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改善，可控的对立
时间：2021-06-28 12:03: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早在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大选前，俄国内精英展望普京第四个总统任期的俄美关系时就认为，俄外交在新的政治周期内会努力管控与西方的矛盾，把俄美关系稳定在一种“可控的对立”状态，因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都是重要原则，赫尔辛基会晤实际上已经开始践行这一原则。
成果有限的“特普会”
就在此次“特普会”前一天，2018俄罗斯世界杯以一场惊心动魄的法国与克罗地亚之间的对决圆满闭幕。普京豪迈放言，俄成功举办足球世界杯，其成果之一是破除了关于俄罗斯的各种谎言和偏见。然而，紧随其后举行的“特普会”似乎表明，俄罗斯人认定的那种“偏见”依然存在。
以往的美俄元首会晤，总会以签署重要协议作为成果形式，但从这次峰会前夕两国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两国高层对此次峰会取得“重大突破”并不抱多少希望，就像峰会前访俄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所说的，“峰会举行本身便可被视为是进展”。俄方相对乐观一些，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两国总统可能至少会发表联合声明，阐述双方在改善双边关系及进行国际联合行动方面將采取的行动。为此，俄方还向美方提交了联合声明草案。
从传统视角看，这次会晤涉及美俄核裁军、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俄向德国供应天然气、俄“干预”美国大选、国际油价等广泛议题，其成效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两个核大国不仅打破了彼此关系僵局，而且还表达了加强战略稳定对话的意愿。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今天的会晤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起点，但我们已经迈出了通往光明未来的第一步”。普京则希望两国关系走出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过往，合作应对包括维护国际安全、应对地区危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改善经济和环境在内的一系列挑战。两位总统责成各自安全团队与对方保持接触，落实会晤后续工作，并同意建立一个高级别工作组，商讨如何开展“商务合作”。
但此次会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且上述“亮点”很快被淹没在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对和批评声浪中。这股声浪的导火索还是“通俄门”事件。就在会晤前三天，美国“通俄门”调查负责人、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以“入侵美国民主党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为名正式起诉了12名俄罗斯官员。这是试图在俄“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上砸一记“实锤”。但在会晤结束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拒绝认为俄“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表示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会侵入民主党的服务器。尽管他后来声称自己“口误了”，但此语在美国国内掀起的政治波澜已经形成。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公开斥责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言论是“记忆当中美国总统最不光彩的表现之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甚至称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的表现“完全是叛国行为”。
美国国内对特朗普面对普京“软弱无力”的铺天盖地的指责很快迭加出政治压力，所引发的波谰让世人如同看了一出大戏，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正如普京在会晤后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所说的：俄美关系深受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沦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人质”。
曲折的“路线图”
究竟该如何认识俄美关系大势呢？1991年苏联解体后，刚刚独立的俄罗斯奉行“欧洲—大西洋主义”，意味着奉行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结束了。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苏战略向对俄战略的转型，其本质是如何“超越遏制”，防止俄罗斯所谓的“帝国情结复活”，并进一步将俄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对俄罗斯而言，俄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如何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究竟是融入、并立还是孤立。
上述现实促使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形成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其三个支点分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美国对俄在欧亚地区的现实利益诉求，以及俄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从这三大支点出发，美国对俄战略目标确定为民主化、西方化和去“帝国化”。应该说，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政府尽管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对俄政策的目标都没有脱离这几项基本原则。
然而事与愿违。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自身发展逐步确立的基本特点恰是自主性而非条件性，俄罗斯化而非西方化，聚合性而非开放性，更在普京治下从“全盘西化”向“俄罗斯化”的传统回归，即在部分继承叶利钦市场化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新思想”和“主权民主”，在坚持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这条路径让西方难以接受。在美国和西方看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继续深受苏联时期对外战略思维模式的影响，更试图恢复沙俄时期长达几百年的“家长式统治”传统。经过连续十数年的摩擦，特别是在叙利亚、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撞，美国和西方逐渐积聚起浓厚的反俄思想基础，最终认定，指望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想法是幼稚的。至此，美国和西方眼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普京难题”，更是“俄罗斯难题”。这一判断实际上也是美国国会在2017年高票通过“反击俄罗斯法”的深层原因。
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在2017年的瓦尔代论坛会议上，普京继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讲话后，再次公开谈了他对国际秩序的看法：第一，西方在冷战中取得地缘政治胜利;第二，西方在20世纪取得的许多成果是在应对苏联的挑战中实现的，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改革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维护人权、消除种族歧视等;第三，冷战结束后，本来出现了翻开“历史新篇章”的真正独一无二的机会，但西方却在分享苏联的“地缘政治遗产”后，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性”，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公开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大肆输出西方式民主;第四，俄遭遇了来自西方的重划势力范围和北约东扩的压力，自此与西方互不信任。
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关系的“路线图”大体如上所述。但特朗普上台以后，俄美关系的一切既有特点似乎又在重写，而其重要导因之一便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新的整体性变化。按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里根时期政府官员罗伯特·卡根的说法，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外既不搞孤立主义也不搞国际主义，而是一门心思谋求美国的一己之利;特朗普眼中的世界只存在“基于实力的交易”。果真如此的话，俄美关系会摆脱既有“路线图”、呈现新特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