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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霸权时代”的中国责任

    时间:2021-06-28 08:02: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以癖好“大事件”为特征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对刚刚成为过去的2009年格外垂青。年中的两次全球金融峰会,G20(二十国集团)成为最流光溢彩的词汇,已使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动辄谈论的G7(七国集团)相形失色;年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对气候峰会议题和进程的影响力,也让世人感叹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中国在这一年中受世界关注的程度,则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关于中美共治天下的“G2”论,不管暗含了对中国的何种考虑,都在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已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也许应该说,2009年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全面走进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世界正在进入“去霸权时代”
      对于2009年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风云变幻,首先要意识到的是,世界已不是以往的那个世界。全球经济、政治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较长时间演变,在经历量变累积阶段后,如今已上升到质变阶段,而这一点在2009年全面凸显。
      全球金融峰会和世界气候大会中“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合为整体发出声音,以及表现出来的左右国际会议的能力,所反映的问题,是近半世纪以来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业已改变各自国家的面貌,也已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仅以“金砖四国”来论,它们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的15%。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和印度也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金砖四国”有能力在经济、金融和政治、安全上对全球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在2007年底以来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的确明显比一些西方国家为大,据估计贡献比率占50%以上。
      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地走上前台相比照,发达国家今天在世界事务中已不再起到完全支配作用,欧美霸权正如明日黄花日渐凋谢。尽管欧盟国家在2009年全体实现了通过《里斯本条约》,但欧洲和日本如今都已变成十分内向、保守的国家,更多的时候乃是专注于自身而非外部世界。严重老化的人口、不断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削弱的产业竞争力等等,都使传统的欧洲大国和日本疲态毕露,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处理本国内部问题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世纪初时还曾以“新罗马帝国”自居,不过,这种信心现在也荡然无存。接替布什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这一年里十分罕见地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世界,访问日本时甚至还破天荒地向“下国”的“天皇”鞠躬,这种突兀行为所说明的,乃是美国国家战略能力和战略思维的改变。
      曾以《大国的兴衰》而名闻已久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全球重心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难以逆转,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背负了巨额的预算和财政赤字,美国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越来越像历史上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法国路易十四四处举债的情况——这些做法都是起初令人向往,慢慢却会失去魅力。”其他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等等也都认为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依靠强权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
      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无疑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时代——世界正迎来一个“去霸权”的转折时代。
      
      向全球性国家继续迈进
      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美国和西方霸权的逐渐衰落,使全球政治生态正在迅速改观。而在新兴大国群体中,中国的国家能力和世界影响,则还尚无其他可以并论。从大国关系的角度说,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这不是中国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在当下时刻的一种必然。中国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现实,调整国际战略思维,更多扮演起全球性国家角色,以防止霸权的衰落对世界政治造成的非良性冲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基本上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理念,这为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改进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使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过程中的一部分和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推动者。国家利益至上范式在一定时段内,减少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冲突,促成了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没有不变的天道。中国近些年间与一些国家围绕资源、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纠纷明显增多,而且纠纷的当事者不仅有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有曾经的第三世界难兄难弟。纠纷与冲突只是表象,背后所反映的,乃是中国近30年来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近30年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急剧扩大。一是随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利益扩散至全世界,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局限于国土范围之内而必须向海外拓展;二是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负担的国际责任和需要维护的国际利益也显著增多,在很多时候中国已需要在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国家利益。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更为明显。能不能通过中国的积极参与努力,维护全球经济往来的开放顺畅、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扩散,以及抑制经济危机向国际政治军事领域演化、保障共同性的国际安全,无论对保持中国发展稳定大局,还是对保证全球政治生活不致失序都至关重要。
      如何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又造福于世界?中国首先要确认自己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中国是发达国家中的后发国家,后发国家中的发达国家,至少拥有五种国际身份,即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地缘上的亚洲国家、非西方后发经济体、大国群体的组成成员、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战略选择因此要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要依这五种身份定位,兼顾伦理主义的国际正义需求与历史主义的权力政治现实,在参与大国政治的同时,又要致力于协调西方与非西方“两个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与现实利益冲突。
      而在国际交往指导思想上,中国则须丰富发展、超越近30年行之有效的国家利益至上范式,要为世界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提供构思或理想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技术设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中国部分回归自身传统的“差序格局”和天下主义思想传统和全面成为全球性国家。天下主义是一种既关注自身利益、又充分考虑他者利益,因此是一个将他者包含在内的思考结构。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乃是在一个有着多种文明、多种利益的世界上,如何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尊重其他文明和利益,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共处。
      
      合理对待“中国责任论”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国家,以及处理大国关系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的国际责任。
      不少中国学者和舆论,目前是以狐疑的态度看待近年来兴起的“中国责任论”,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制造“中国责任”话题,不过是要逼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多出钱出力,但并不会给中国以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而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把中国拉入世界金融峰会,对中国的“国际贡献”戴上一顶顶高帽,目的说穿了就是一个字:钱,要中国继续出钱买进美国国债,要中国加大力度给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注入资金。而在世界气候峰会中,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责任”,则是逼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负担起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责任。
      “中国责任论”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某种用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却又不必对它畏首畏尾。客观来说,近年来随深度加入全球物质交换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也更加深入,不从别的,就是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角度看,中国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2008年索马里海盗问题引起世界关注后,中国派出海军编队赴亚丁湾巡逻,就是“中国责任”的一个注脚。
      “中国责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的有无,而在于由谁定义。现在的“中国责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给中国定义的,它在部分层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某些事实,但更大程度上是要中国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维和等问题上,承担起与中国国力和发展阶段并不相称的众多义务,以此一方面减轻发达国家“负担”,另一方面阻滞中国发展。
      “中国责任”的定义权应在中国自己手中而非他人,中国需要听取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意见,但不一定非得遵从其他国家的要求。在此问题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今天中国的榜样,当时美国在经济上已经世界第一(比当前的中国强得多),但却坚持奉行孤立主义,对其他列强大国要求分担责任的声音充耳不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到后期阶段美国才加入战争,而到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大幅度接管起英法等国再也无法承担的国际义务,同时也大幅度拓展它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美国的国际责任定义权始终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而且其国际权力随国际责任同步扩充。
      撇开当前所见的各种“中国责任论”,由中国自己来定义国际责任,“中国责任”将会主要表现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全球共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需求。像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护全球基本经济政治秩序、防止核武器扩散、防治气候变暖和克服粮食危机等,关系到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中国需要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为对象,与它们一起共同解决问题、抑制危机。当然,中国介入这些问题的程度、承担责任的范围,主要又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国家和组织来定义。
      第二种类型,则是要帮助相对落后的国家共同发展。在20世纪冷战期间,中国曾与第三世界共存亡,对这些国家的独立自由不懈给予支持,这是中国如今在不少后发国家还有着不小号召力的成因所在。斗转星移,当代中国依然要高度重视与“后进”国家的来往,这是在今天中国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全球层面积累、建构中国的道义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内在要求。不帮助弱者就不会有中国的道义形象。援手贫困国家解决粮食短缺、促进生产、保持安定等,中国在这方面有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多的义务。就这种责任类型而言,中国要格外重视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呼声和意见。
      (本组文章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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