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威胁、建构威胁与美印海洋战略延伸
时间：2021-06-27 16:01: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面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不断上升的趋势，世界和地区大国将建构威胁作为反威胁或回应威胁的手段，在相互戒备与防范中延伸战略。美国通过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加强与南亚大国印度的战略合作以及将东南亚作为抗衡中国并扩大地缘战略影响力的伙伴，实现自身战略延伸。而印度通过加速推进“东向政策”、大力发展海军以及不断拓展海上军事合作，实现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有可能会触发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局面。要真正消除威胁，基于能力提升、互利共赢和风险共担的战略理念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感知威胁 建构威胁 美国 印度 战略延伸
全球的竞技场变平了，世界变平了，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的确，世界在变化，变化主要来自于全球化。全球化虽然深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但并没有使冲突甚至是战争变得难以想像，也没有使合作成为必然。我们能否拥抱这个扁平的世界而不与之发生冲突呢？今天，越来越清晰的是，大国在寻求它们各自的利益和需求时彼此碰撞，相互威胁，从而导致战略竞争与战略延伸基础上危机感和冲突感的不断上升。2013年美国将稳步推进亚太战略，印度的海洋战略也将通过加速推进“东向政策”而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国战略延伸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从感知威胁到进一步建构威胁，人类自己制造出来了一种可怕的威胁，并使自己成为这种可怕威胁下的囚徒。在建构威胁中大国战略延伸如何避免战略竞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感知威胁与建构威胁的内在逻辑
一定程度上，诸多威胁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正如坎贝尔（Campbell）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方面，有关外交危机、暴力冲突乃至引起国家之间彼此敌意的事件，可以是一定历史及社会环境下经由主体活动所建构的政治结果。人们还从为数不多但颇具启发性的经验分析中发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建构安全威胁方面往往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对政治话语权的操纵以及对国家身份的政治建构，旨在使本国政府在采取对外政策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威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行为体通过语言或行动向另一个行为体发出威胁，对其施加制裁；另一层含义是指“一种消极的被动感受，源于以往的经历、内在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需求所感受到的威胁，是对本国即将遭受到的损害的预料”。在“威胁”不被感知的情况下，即使面对明显的客观证据，决策者也几乎不会动用其防御性的资源。反之，在威胁被感知时，即使被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戴维·辛格对威胁的界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威胁就是“威胁=被估计的能力×被估计的意图”，或者可以说，“威胁=理性行为体+伤害能力+伤害意图”。很明显，界定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和度量威胁的动态变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威胁之所以难以界定，是因为威胁同时包含了能力和意图两方面的属性。由此，威胁是由客观上存在的力量与主观上存在的意图共同构成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思想库提出了全球几个严重的威胁领域，包括核扩散、气候变化、能源问题、传染性疾病、生化安全、恐怖主义、内战和地区战争以及贫困问题，这些可以说是客观上存在的力量导致的不安全因素。应该说，与这些客观上存在威胁强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威胁相比，主观上感知威胁则更多地通过建构威胁来反威胁，或通过博弈论中所说的建构“可置信的威胁”来回应主体方对威胁的感知，结果则是进一步感知威胁并继续为了建构威胁而延伸战略，增加了战略竞争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世界和地区大国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中国都因为“感知威胁”而相互之间产生误解，为了加强防范又进一步建构威胁，由于建构威胁又感知到新的威胁，感知威胁又进一步建构起新的威胁，导致误解不断加深和威胁不断升级。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由于感知威胁，使得一定程度上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进一步将建构威胁作为反威胁或者是回应威胁感知的首要选择。同时，建构威胁的第二个缘由是由于统治者将安全威胁和冲突作为促使社会充满活力的一种工具，因为国家以及国民凝聚力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内部与外界之间处于一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之中。特别地，在亚当·弗格森看来，如果使国家公民经常处于面临“共同危险”的环境之中，那么它有可能促使国家内部产生凝聚力并形成国民团结的局面；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管理，防止或避免出现社会分裂的现象。换句话说，对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社会建构可以在政治上发挥至少两个作用：一是通过制造这类想象的外来“危险”，政府可以转移国民关注某个社会事件或政策行为的视线，因为国民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政府不想（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二是通过把建构起来的安全“威胁”或“敌人”作为政治替罪羊，以此回避真正需要应对的社会及政治难题。
今天越来越清楚的是，在缺乏国际秩序的情况下，我们的相互依存正在产生冲突，主要大国在寻求它们各自的需要时彼此碰撞，在共同威胁面前彼此分裂，不能团结，从而导致挫败感的不断上升。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到，“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人只要形成了对他人的某种形象——特别是他人的敌对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是与此相异的信息也将会加深这种形象……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具有敌意，在他人眼中或许视为中立或友好的行为将会被他们忽视、扭曲或视为有意欺骗。”
现实中，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海洋安全对于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但各国是相互视对方为对手甚至是“敌人”而建构威胁并消极竞争，还是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的领域相互合作是决定地区和世界秩序的关键。当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朝着东西方均势方向发展，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无论是美国对“印度洋一太平洋”（Indo-Pacific）地区咽喉要道的控制，还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崛起后期待在印度洋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在太平洋发挥积极作用，均触发了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并助推世界和地区大国竞相争夺在印太的影响力。如果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则有可能会产生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