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进展与问题

时间：2021-06-27 16: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國际制度；國内政治；建构主义
　　[摘要]在“适当性逻辑”和“争论逻辑”下，建构主义者为探索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提出了具有不同因果机制的模型。组织趋同模型强调了國际组织的传授，社会学习模型突出了被说服者的学习，而文化匹配模型则展示了行为体对外来规范的本土化。但这些建构主义模型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多元偏好条件下國内行为体对國际制度的战略性运用，也忽视了國际规范扩散的强制性和偏好的相对稳定性。作为既竞争又互补的研究路径，建构主义可以和理性主义携手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中图分类号]D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55-08
　　作为在某个领域中汇聚预期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國际制度不但会影响國家对外行为，而且会影响國内行为体的政治行为，乃至影响國内政治制度的变迁。鉴于國际制度与國内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科学家、特别是政治学家开始考察國际制度影响國内政治的因果机制。
　　在主流的國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一直将國际制度置于研究议程的中心，但在其兴起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國内政治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直到最近十年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才在理性选择的范式下系统地探究了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基于对观念跨國扩散的敏感，建构主义比新自由制度主义更早地注意到了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一方面，与多数有形的物质资源相比，观念和规范在跨國扩散上受到的限制往往更少。另一方面，國内社会和政治行为体的观念和身份的变化，往往是國际规范自外而内扩散的结果。这样，建构主义者在研究观念的作用时很难将作为國际制度一部分的國际规范和國内政治完全分开进行研究。正如“颠倒的第二意象”的提出者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指出的：“对规范、话语和构成性理解的讨论都要求深入研究一个社会内的个体和集团行为与他们和國外同行之间的对话。”在國际力量如何影响國内政治的研究议程上，建构主义者以國际规范为自变量，以國内行为体的偏好为因变量，根据不同的因果机制提出了几种重要的解释模型。但由于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原因，建构主义为國际制度的國内影响提供的解释仍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
　　本文在检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提出國际制度影响國内政治的三种建构主义模型，阐明这些模型的贡献和不足之处，并据此说明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相互融合的理论空间和学术意义。一、传授、学习和本土化：建构主义
　　理论逻辑下的三种模型
　　建构主义國际关系理论内部存在着多个派别，比如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解读传统的建构主义和实证传统的建构主义。总体来看，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和实证传统的建构主义更为关注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一方面，尽管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理论聚焦于國家间互动，许多单位层次上的建构主义者仍将國际规范在國内政治中的扩散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与解读传统否定因果推理的认识论立场不同，具有实证倾向的建构主义者在探究國际制度的國内影响时致力于辨析这种影响的因果机制。
　　建构主义者更多地在文化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國际制度。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曾给出了一个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國际制度定义：“关于某一组行为体在特定的國际情势中定义适当行为的规则和交往实践的较为稳定的集合”。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國际制度不仅会限制行为，而且会塑造偏好和构成身份。建构主义主要基于两种逻辑来探讨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一为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适当性逻辑”，在这种逻辑下，“人类行为体服从将特定身份与特定隋势相联系的规则，通过评估在当前身份与选择困境和关于自我与情势的更一般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来找到个人的行动机会”。二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所阐明的“争论逻辑”，这一逻辑意味着行为体的主要动力在于寻求真理和共识，因此话语的参与者可以被更好的观点说服。此外，建构主义者还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汲取理论元素来丰富发展关于國际制度影响的理论。在这些逻辑下，建构主义者提出了组织趋同模型、社会学习模型和文化匹配模型来阐明國际制度对國内政治的影响。
　　1.组织趋同模型。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下，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提出了國际组织“传授”國际规则、规范导致國家组织趋同的理论模型。芬尼莫尔关注的是國家之间的趋同现象，比如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國家同时创立了旨在协调科学研究的科层组织，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國家都同意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等。这种对國家之间趋同现象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传统的研究兴趣之所在。
　　社会学制度主义把世界文化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世界文化不仅能够赋予行为体和行为实体地位，还能赋予行为体和行为以意义和合法性。世界文化是由以西方韦伯理性观念为核心的规则规范所构成的。这种理性规则不仅规定了國家的追求目标——进步和正义性，而且规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科层组织和市场。世界文化构建了现代國家的政治稳定性，促使“國家”形式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向外围扩散，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的唯一合法组织形式，由此导致现代科层组织遍布全球。世界文化的另一核心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扩散。正是在个人主义规范的影响下，人权、公民权、女性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等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掀起了一系列权利运动，并进一步改变了國家对个人权利的观念和行为。基于上述逻辑，社会学家解释了为什么处于完全不同外部环境的國家在许多方面会采取相同的政策行为，建立相似的國内职能机构。比如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制度主义者发现一个國家是否重视妇女权利和公民的经济权利与妇女在这个國家的地位高低或者國家的经济状况无关，而是受他们在起草宪法时有关女权与经济权利的國际规范的影响。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芬尼莫尔在接受上述逻辑的同时更突出了國际组织在规范扩散中的“传授”作用。國际组织是主动的“教师”，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学习计划。比如她分析了联合國教科文组织与负责科学政策的國家科层组织创立之间的关系。在联合國教科文组织看来，单个國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应该承担起促进和指导科学的责任。为此，联合國教科文组织通过派遣顾问团、调查人才和预算情况、组织和开办研讨班或者直接参与活动来帮助成员國建立和改进科学政策计划和组织。在基本没有功能需求的情况下，许多贫穷、技术不发达、军事上不受威胁的國家几乎同时成立了科学科层机构。幻芬尼莫尔认为，联合國教科文组织的这种影响正是来自世界文化所赋予的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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