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缘何不相识
时间：2021-06-27 08: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知识界在五四后的分化是明显的。当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开始；中国启蒙思想界关于中国前途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注“问题”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从罗素身上看到他对实业教育等实际问题的看法；而主张以“主义”去解决中国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更多地希望在罗素身上找到对“社会主义”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可能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或忽略了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忘记或忽略了罗素身上的西洋知识分子传统。
中国问题
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
自1920年10月12日英国哲人罗素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整整90年过去了。罗素访华，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曾经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承载了中国新文化界众多的期望与想象。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当时的自由知识界还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罗素本人，对这次访华的结果都大失所望。一个普遍的结论是，罗素的访华实际上失败了，并未取得如中国知识界和他本人所预期的效果。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虽然后来曾有人有过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罗素访华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都远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不过，在90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反思这一事件，倒是有许多以前可能不曾涉及的内容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探寻。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曾经对罗素访华进行过较大范围及较深层次的研究和反思。冯崇义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一书，全面描述了罗素访华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概括性地探索20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交往这一宏观课题，试图找到历史表象背后的某些模式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1〕2。作为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论及罗素与中国关系的专著，其学术价值无疑是有目共睹的。朱学勤先生1996年在《读书》上所发表的文章《让人为难的罗素》，则并不完全认同罗素访华失败的观点，认为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及中国文化的观点，有点类似“中药”，治本不治标，只是不能迎合当时中国知识界急功近利的价值需求而已，但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则非同寻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2〕。显然，朱学勤的眼光是独到的，他看到了罗素在当时不被中国知识界认可的最根本的原因，尤为难能可贵。1997年，袁伟时先生在《学术研究》发表的《中国人对罗素思想的误解》一文中，则全面解读了罗素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及中国问题的观点是如何被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知识界所误解的，认为我们对罗素的误解一直持续至今。在罗素访华后，曾有学者认为他的观点近乎于“中体西用”，袁文显然并不认可这一观点〔3〕。毫无疑问，以上几位学者关于罗素的研究，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性而全面地总结罗素思想的精髓，反思罗素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与中国新文化思潮碰撞后的分歧与融合。这些反思，也从一个方面梳理和澄清了当年罗素访华所留下的一些史实，纠正了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些关于罗素的误解，意义不可谓不深远。不过在笔者看来，关于罗素与中国，今天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再探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一、如何评价罗素访华之成功与失败
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渴求如望春风；而如期而至的两次西方大学者的访华讲演，则给这样的期待贴上了美丽的标签。虽然杜威早在1919年4月30日就到达中国，与罗素的访华相差一年多，但他们离开北京居然同在1921年7月11日，让人不能不感叹历史的巧合所蕴涵的某种寓意性。其实两人之访问中国，也都曾在中国知识界引发过剧烈的反响。杜威访华时，梁启超曾比之为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之东来，是千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盛事，称“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4〕3。杜威访华的成果是十分明显的，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影响有杜威先生那样大”，并预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个别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5〕181。杜威访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成功也毋庸置疑。究其原因，在于杜威的实用主义能迎合中国知识界五四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迫切需要，在于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民主教育、实业教育等观点在五四时的中国知识界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贺麟先生曾说过：“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此主义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为倡导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6〕63。由于杜威在中国知识界的全面影响，当1920年3月杜威在其讲演《现代三个哲学家》中多次推崇罗素，称其为西洋三大哲学家之一，称其数理哲学深奥得连自己也不明白时，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热烈期待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当时对罗素的期待，远远超过了曾经的对杜威的期待；而随之而来的失落，也大大超过了对杜威演说的不满。
总的说来，中国知识界在五四后的分化是明显的。当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开始；中国启蒙思想界关于中国前途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注“问题”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界，希望从罗素身上看到他对实业教育等实际问题的看法；而主张以“主义”去解决中国问题的左翼知识界，则更多地希望在罗素身上找到对“社会主义”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可能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或忽略了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忘记或忽略了罗素身上的西洋知识分子传统。自然，其结果也就一定是出人意料的。当罗素初临中国，谈及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在实业和教育等方面有一个全新的发展时，张东荪便不吝惜其赞美之辞。因为，这些主张正是自由知识分子们所希望从罗素那里听到的。1920 年11 月6 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的文章，把罗素说成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篇文章不仅给他，也给罗素带来了一点麻烦。它似乎要向人们表明，罗素先前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赞扬是不准确的，罗素并不提倡中国走俄国式的道路。而那时的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正开始受到推崇。陈独秀据此特地给罗素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满：“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7〕因为在陈独秀等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罗素是应该赞同俄式社会主义的，所以急于要他予以更正。
出乎张东荪意料的是，在罗素最后的告别演说《中国往自由之路》中，罗素对中国问题给出的答案却是：走国家社会主义之路，像俄国人做的那样〔8〕167！其实在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前途的问题上，罗素历来是小心翼翼的，很少直接回答或给予明确的答案；这与他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哲学家的身份及心态都是极为吻合的。在很多场合下，他都会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但他总是以“对中国问题尚待观察和思考”为由，予以婉拒。即使在北京的讲演《社会结构学》中，他也只是一般性地谈社会结构及变化的规律和理论，并不直接针对中国社会及中国问题。所以，当他在最后的讲演中明确建议中国当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右翼知识界对他的强烈不满和极度失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有许多地方和他向来的主张相矛盾”、“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9〕。胡适则在《一个哲学家》中，用白话诗表达了对罗素主张的不以为然：“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的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10〕140显然，罗素让自由知识界感到了极度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