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与新国际关系议程
时间：2021-06-27 08: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在梳理托马斯•库恩范式理论的基础上,借用其范式概念,指出国际关系发展历史存在过古希腊独立国家范式、帝国范式、中世纪范式和现代主权国家范式等几种主导性的国际关系范式,分析了这些范式的核心原则及其面临的主要逻辑困境,最后指出超国家治理范式是解决主权国家范式困境的主要替代范式,这一新范式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关键词国际关系范式 范式转换 超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17-23
当前,很多国际关系研究都在试图从本质上确定当今国际关系出现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具有哪些新的本质性的因素,国际关系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过,应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研究能够很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对变化中的国际关系仍然充满疑惑,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知道它在发生巨大变化,可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仍无从得知。
本文借用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贡献的范式(paradigm)概念和理论,尝试着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这绝对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发生中的变化仍然高度捉摸不定,哪些因素本质上是新的,而哪些因素又只不过是批上新外衣的旧问题,对此我们仍然很难辨别。更何况,革命本身就容易招致各方面的挑战和诘难,这当中有的来自旧势力,而有的来自其他竞争性的革命理念。不过,不管这样的努力成功与否,其本身还是有价值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框架。
一、范式的概念与理论
范式的概念是由托马斯•库恩界定的,它是一种某个时代核心知识的范畴。“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既提供了选择问题的标准,即哪些问题会进入这个共同体研究和解答的视野,实际上也隐含了问题的解答,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原则上不会背离范式所作出的规定。[1] 我们也可以说,范式是某个时代主流知识体系的核心原则,它是整个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石,是其他知识得以从中发展的源头,是所有知识的规范和标准。
范式概念主要具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首先,它既提出了问题,又确定了答案的存在及其原则,“科学共同体取得了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2]“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3] 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并实践时,就已经处在了这个时代主导的范式中,范式自己既提出了问题,实际上也提供了解答,人们的工作实际上主要就是实践、印证范式,丰富范式内涵,加深对范式的认知。其次,范式为各种规则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指导所有研究活动。“如果一个问题被看成是一个谜,那么这个问题必定要有一个以上确定的解为其特征。也还必须有一些规则,以限定可接受解的性质和获得这些解所采取的步骤。”[4] 不过,范式不是规则本身,它优先于规则。“规则源于范式,但即使没有规则,范式仍能指导研究。”[5]“共有范式的确定不是共有规则的确定”,有时“寻找规则比寻找范式更加困难,更加难以令人满意”,共同体“能够同意确认一个范式,但不会同意对范式的完整诠释或合理化,也不会去这样做。”即使如此,“缺乏标准诠释或不能得出一致同意的规则并不会阻止范式指导研究。”[6] 第三,范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范式的革命可以极大地推动知识的创新。不过,一个成熟完备的范式也会阻碍创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种禁锢一旦被打破,那么各种新的知识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范式的危机往往出现在: “一个应该用已知规则和程序加以解决的常规问题,科学共同体内最杰出的成员们做了反复的研究以后,仍未能获得解决。在别的场合,为常规研究而设计制造的仪器未能按预期方式运行,由此而揭示一种反常,虽经一再努力,仍不能与共同体预期一致。通过这些方式和其他方式,常规科学一再地误入迷津。到了这种时候,即到了科学团体不再能回避破坏科学实践现有传统的反常时期,就开始了非常规的研究,最终导致科学共同体做出一系列新的承诺,建立一个科学实践的新基础。这乃是一个非常规时期,其间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发生了转移,这些非常规时期在本文中称之为科学革命。”这里,“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7]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范式革命,既有范式中出现了它无法解答的新问题,研究者开始探索新的答案,在这基础上新的范式开始出现。
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般来说,它往往是在一个范式成熟后出现。范式越是成熟,反常越容易被发现,“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现出来。范式越精密,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8] 当面临问题时,人们会发现必须对现有范式不断作更精确的界定和范围限制,才能继续具有部分对事实的解释力。“但以这种方式拯救理论,则理论的应用范围势必会限制在最初解释的现象内,且其精确程度也只能限制在已有实验资料所能提供的限度内。” [9] 范式和理论这种捉襟见肘的状态意味着革命的时机正在来临。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范式的发展是一种转换和革命,而不是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这种转换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否定,“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新的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10] 即使是同样的事物,在新范式中就被赋予了与旧范式不同的意义。“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11]
新范式不可能一开始就以非常明晰的方式出现,它“在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经选取的、不完备的、有可能成功的预示。常规科学就在于实现这种预示,其方法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12] 确定重要事实,证明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这就是新范式的发展过程,明晰化的过程,确定范围和走向精确化的过程。而新范式要能够成立,就必须具有一般意义上范式所需要的两个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范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13]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历史和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在库恩看来,这个目标是不存在的,“本书所描述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其各个相继阶段的特征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但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这种无目标的进化确实会给人们带来很多苦恼,但“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取代‘按我们希望知道的去演进’,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废除这种目的论式的进化观后,进化、发展、进步等又有什么意义?“这种发展过程中的相继阶段,以精练和特化程度的增加为标志。这整个过程或许已经发生,如我们现代所设想的生物进化过程那样,而无需一设定好的目标,一种永恒不变的真,其中的科学知识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更好的范例。”关于“这个世界必须像个什么样子,人才可能了解它?”这个问题其实“和科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它仍然没有解答。”[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