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夏北大见闻（下）
时间：2021-06-03 00:0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七二六”万人大会
19６6年7月26日晚，继续开会。
会议还没有开始，北大附中的造反组织“红旗”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并受到掌声欢迎。从此，“红旗”、红卫兵名声大噪。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支持他们所写的造反有理的信和彭小蒙的发言，各校纷纷效仿成立红卫兵。虽然红卫兵成立于5月底6月初，但是第一次引起社会、中央关注是从这两天的会议开始的。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转为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此，工作组撤走，群众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这天的会议，所谓的辩论完全是讨伐工作组的罪状，大会成为反工作组一派宣告胜利的节日。只有中文系的两个女同学李扬扬和雷俞平发言，为工作组辩护，说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毛泽东有一篇文章以延安代表共产党，西安代表国民党。她们借用于此，表示工作组是共产党，有错误应该批评帮助；工作组不是国民党，不能赶走、打倒。她们的勇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知道，这两位女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明明知道中央的态度变了，仍坚持念写好的稿子。据说原来有31个人签名，最后只剩她俩了。
东操场的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发言者都站在最高一层的主席台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被审判的位置。正在发言的北大附中的“红旗”的头头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张承先是河北省委书记。我坐在台下看得很清楚，心里一紧。打人之事就发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眼皮底下，没有受到批评，“红旗”由此成为“左”派，飞扬跋扈。中央文革小组公开鼓励打人，工作组撤走后，打人成风，这是肇始。
陈伯达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建议”：第一撤销张承先的工作组；第二在学校成立由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当时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认真地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同学们递的条子后才支持群众，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已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了。24日下午陈伯达到广播学院宣布了这个消息。因广播学院在东郊，远离西郊的各大专院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文革”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先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表态，才有群众的大动作。中央文革马上支持这些群众的行动。“文革”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最后康生作总结，点名批评李扬扬，然后宣布工作组两大罪状。第一，50天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多天来，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它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这个帽子可够大的，问题顿时严重了。《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在党员中传达时，对大家的震动之大，特别是最后这句话，令人难忘。肖超然老师传达时，念完就宣布散会，没有一句说明、解释。散场时，人人感到肃杀之气，个个神情凝重，互不讲话，会场除了噼里啪啦的椅子声外，没有其他声响，格外肃静。现在大家马上明白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不是刚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更大的。更大的是谁呢？但是，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刘少奇。那时，谁也不敢这么想。
容不得我多想，看见江青走到李雪峰跟前，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大家屏息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李雪峰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此时，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李雪峰讲话简短，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评，但是话中有刺，特别是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与康生说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完全不同。报上公布了毛泽东7月18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大家知道毛泽东不在北京。毛泽东到底知道不知道北京派了工作组？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批准了没有？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成为多年不解的谜团。
李雪峰所说的“奉陪到底”被江青记在心里，到1970年华北会议时拿出来，成为李雪峰的一条罪证。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介绍到会的人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各大区书记都没有讲话，只是陪衬。为什么让他们来参加？是表示中央团结一致，还是壮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还是让他们来学习？我坐在台下，只能胡猜，只能观望。
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江青讲话说历史系迫害她的女儿，点了历史系两位教师的名字，还说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来了，多有不当之处。引起同学们议论，有人说：江青刚登台，就报私仇。哪像个政治家，哪有政治家的风度。
北大率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7月28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开会后的第二天，聂元梓出面倡议，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可借鉴。第二，巴黎公社只有人民才有选举权，北大师生近两万人，敌我的界限是什么？谁有资格鉴别、决定呢？在一片打倒声中，又没有作组织处理，这个界限可不好把握，谁也不敢出来说他有资格。因为那样不但会引起争论，甚至会引火烧身。第三，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权力真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想将北大树为全国的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国运动，必须在一天之内产生新的权力机关——校文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当时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各系出一个人组成校委员会。根本来不及召开全系大会选举，不知道是什么人议定的。聂元梓是当然的校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11日，由筹备委员会成立校文革委员会。国政系推举的委员是我班同学廖淑明，他还当上了常委。时间不长，10月13日，廖淑明贴了一张大字报《整常委的风》，矛头直指聂元梓。这样一来，他这个常委自然当不下去了，他自行外出串联。学校里乱哄哄的，大部分学生冲入社会，外出串联，没有多少人关心校文革委员会的变动。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大乱
1966年7月29日，也就是中央文革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后的第三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大每个班都派一个代表参加，我们班班长马德举参加，他回来向同学们传达了会议情况。中央文革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从后台走上主席台，和群众见面。与会群众见到毛泽东万分激动，掌声雷动，持续10分钟，一直到毛泽东离开才停止。班长马德举说：“掌声不停，毛主席没法讲话。”为失去当面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机会感到十分遗憾。
会后，工作组撤走，学校由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委员会掌权。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通天人物，最先知道中央文革最新指示，积极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