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性与制度化的平衡：执政党治理改革的新议程
时间：2021-06-02 08:00: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执政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强化自主性和加强制度化是两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从打虎拍蝇的反腐败运动，到整治作风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再到强化思想建党的“三严三实”，执政党从廉政、组织、作风、思想等多层面强化整党治党的力度，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与此同时，执政党也强调制度化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要求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何加强这两个战略间的动态平衡和协同推进，是执政党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从严治党；政党自主性；政党制度化；制度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07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制度建设研究”（118ZD020）
〔作者简介〕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广东深圳518060。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治理进入了一个“全面从严”的阶段。从“打虎拍蝇”到“猎狐套狼”，从八项规定到四风整治，从反腐风暴到作风建设，执政党从廉政、作风、组织和思想等全方位从严推进党的建设，抓好党建成为“最大的政绩”。上述行动体现了中央对于清除党内痼疾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自主性，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全面推进执政党改革。与此同时，执政党也强调制度化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因此，提升自主性和加强制度化可以看成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两大战略，如何加强这两个战略间的动态平衡和协同推进，是执政党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理解政党自主性与政党制度化
政党制度化理论可以看成是新制度主义在政党研究中的应用。新制度主义被认为有两大理论基石：一是制度至关重要，它影响规则、概念、行为，进而决定着结果。二是制度是内生的，它们的构成与作用发挥又受制于其生成的环境。〔1〕政党制度化（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理论也将制度作为分析的中心，同时又拓展了制度的外延，制度化被分解为内部与外部、结构与价值、稳定性与适应性等多个维度。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政党制度化是一个政党获得内部认同与外部支持的整体性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内部的组织体制化（structural systematizaton）与价值扩散性（value infusion），也伴随着外部的政党自主性（party autonomy）和社会渗透性（reification）。〔2〕
在政党制度化的理论脉络中，组织的体制化和外部的自主性是重要的解释维度。政党制度化的过程首先是政党组织规范化和运行程序化的过程，是党内精英和普通党员对于党内规则、制度、程序、规范的普遍认同，也就是体制化的过程。亨廷顿认为，政党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能够得到党内成员普遍认可的过程。〔3〕兰德和萨维达（Vicky Randall & Lars Svaosand）认为，政党制度化是政党根据行为、概念和文化的整合模式的建立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体制化的过程，即提高各政党互动的规模、频率和规律性的过程。〔4〕利维斯基（Steven Levitsky）认为，制度化的内涵之一是行为的稳定性和程序化，政党的规则、程序、角色和其他行为规范被制度化之后，它们就会重复出现并被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被个体行动者视为恒定的结构。〔5〕综合上述的理论阐释我们不难看出，政党制度化的基本含义是政党组织程序上保持稳定性，而不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利益集团，或者类似于暂时性的政治运动组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看，政党制度化还被看作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力大小、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志。
广义的制度化还包括政党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自主性和调适性。亨廷顿将自主性理解为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和行为模式的区分程度。〔6〕潘尼比艾科（Angelo Panebianco）认为自主性是相对于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言的，由于政党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人力资源的交换，因而也需要向外部支持者给予激励，自主性就是指政党组织可以直接控制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关系，用于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7〕利维斯基（Steven Levitsky）使用调适性（party adaptation）来表述政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他指出，政党行为离开环境要素无法得到解释，那些对外部环境变化无动于衷的政党往往会出现党员流失，资源匮乏以及选举支持率下降的后果。在外部环境中，选举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两个最大的影响要素。但他同时也提出，成功的政党调适性，取决于政党领袖选择适宜的战略，并且赢得党内外的支持来推动战略的实施。〔8〕在政党制度化的理论体系中，政党自主性（或者调适性）着重强调一个政党应对外部环境的资源汲取和对于社会组织的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在西方政党制度化理论脉络中，政党自主性只关注政党相对于外部环境的自主性，并不承认政党精英和决策层超脱于政党组织和党员的自主性。
尽管政党制度化理论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色彩，构建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使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分析。〔9〕但事实上，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生成的地域限制。比如曼沃林和德科（Scott Mainwaring & Mariano Torcal）直接将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作为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将发展中国家归入低度制度化的行列。他们认为，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只关注政党数量和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分类标准重要性，但却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差异性，包括在选举稳定性、政党与选民的联系纽带，以及候选人与投票人的关系等等；并且政党制度化的内在维度并不是十分紧密，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关系，例如自主性与体制化，政党制度化与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等。〔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