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时间：2021-05-29 08: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关键词：权力媒介权力暴力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6-0098-12
随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上访事件、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急需解决的问题。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来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①因此，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不稳定与不和谐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权力媒介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还只是一种相当低效的沟通机制，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于上级政府政令与法令的服从与遵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机会主义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难以全面监控下级政府的各种公开或秘密的腐败行为，以及获取民众的信息反馈，而且信息不对称还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非法博弈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面对公民的地方政府权力由于高度恣意，极易扭曲上级政令与法令的公正性与惠民性，因此，成为各种社会不稳定事件的直接来源。从下至上的监督由于民主机制的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实施，我们只能依赖从上至下的社会管理，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善性的上级政府的政令与法令不被下级政府的自私利益与既得利益扭曲，政治权力的有效性问题也就是权力媒介如何在各级政府之间实现普遍化的问题，权力媒介的普遍化依赖于一系列结构条件，同时，由于权力的结构基础具有二重性：制约性与使动性，②权力结构化与普遍化的语义表面看起来相反，但权力的结构化既是其普遍化的条件，也是其普遍化的制约因素。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普遍化中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就是如何克服中央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有法治才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促成信息由下至上的持续流动，实现权力的普遍化，而这同时又意味着权力必须在整体上被法治所结构化。
一、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
在探讨权力的普遍化问题时，我们可以将权力当成一种符号化的交往媒介，只有符号化的交往媒介才能实现普遍化。作为权力背景的利益、价值、暴力等基础是不可能实现普遍化的，利益与价值在权力关系中始终是多元化的，而暴力在任何时代的国家治理中都不可能普遍性实施于每一个人。交往媒介的普遍化意味着人们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能够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这同时意味着权力是规范性与反事实性的。③ 最典型的就是语言，结构化的语言脱离一切情境的限制，实现了跨时空的普遍化交往，④ 而手势、表情、行为背景等日常对话中辅助理解的具体情境是不可能传递给非同一时空中其他个体的。对于权力媒介来说，尽管价值、利益或者惩罚始终作为权力潜在的背景，但权力并不等同于价值与利益的一致性或者暴力的强制，权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与利益的冲突。⑤普遍化的权力媒介符号，如命令、公文、法令、职位、程序表决等成为无须追问的复杂性，代表了一种稳定的期待，远远超出价值、利益、暴力所保障的可能性。由于权力媒介的反事实性特征，权力始终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值、利益与暴力无法落实到每一个人。
③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权力》，瞿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④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116页。
⑤有学者认为，权力以利益冲突为前提，不论是冲突时可以观察的，还是潜在的、不可观察的。权力既可能建立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可能平息利益冲突。参见[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⑥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此处“鲁曼”即为其他注释中的“卢曼”，仅仅译法不同而已。
⑦关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参见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24页。
⑧前引③，第8—9页。
⑨前引③，第14页。
⑩前引③，第39页。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4页。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关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6—405页。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目的在于解决卢曼所谓的主体间的“双重偶然性”问题。任何主体在遭遇另外一个主体时，都会面临着期待的双重偶然性，也即自我对于他人行动的期待偶然性：不知道他人要做什么。同时，自我的选择再经过对方的选择又会造成进一步的偶然性：不知道自我的怎么想与怎么做会如何影响他人的怎么想与怎么做。⑥卢曼的“双重偶然性”类似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⑦ 社会学与经济学其实只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现了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都源于一个基本的事实：交往双方都掌握了一些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手段对双方的行动期待进行指导，主体就会面临着无限的复杂性。为了降低这种复杂性，普遍化的语言媒介就首先产生出来，语言能够保证主体间的理解与选择的传递，也即承认他人的选择为选择，⑧ 有了语言，你才能理解他人的选择是什么，并由此才能调整自己的选择。由于语言媒介的作用，彼此之间的选择差异因此被消除，沟通与理解由此便是可能的。语言与权力都有着消除他人与自我选择的差异的意义，⑨ 但语言作为普遍化的语义结构对于降低处境的复杂性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语义结构只能保证双方相互的意义理解，却不能完全保证双方的行动期待的协调。语言如果要达到行动协调的效果，必须经过费时、繁杂的论证与解释，⑩在很多情况下，这对于现实当中具有时间紧迫性的行动来说是不可能的。哈贝马斯试图通过生活世界的无时间限制的语言交往来论证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的合法性，以此摆脱权力与金钱作为交往媒介对以日常语言为交往媒介的生活世界的宰制性，但他忽视了政治决策所面临的时间压力，有鉴于此，后来又在其作品《事实与规范》中对于民主商谈进行程序性解读与限制，实际上就是考虑到无限期的语言交往是不现实的，而只有通过有着时间限制的法律程序来解决作出决定的紧迫性问题。权力也具有促进选择与决定的功效，它是从语言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特的交往媒介。权力能够通过经过强化的意义框架与惩罚期待建立符号化的交往媒介，能够加强掌权者与权力服从者选择的确定性，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双方的选择差异，建立相互之间的稳定化期待，从而达到协调行动的目的。权力作为交往媒介，不仅仅是掌权者通过制裁压制服从者的单向导控手段。权力指令发出之后不论对于服从者，还是掌权者都会产生规范性期待的动力与压力。媒介交往中任何一方都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选择，而是在媒介的指导下形成了强化的双向期待。发生自然灾害后，如何处理危机对于政府权力来说就成了一种责无旁贷的选择压力，而民众也正对此有所期待。权力通过符号传递选择的效能非常类似于经济系统内的交往媒介“货币”，以及家庭内部的交往媒介“爱”，这两者都具有减轻论证负担、加强选择的效果，有钱的人付钱就行，无需废话，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有爱而在行动上变得默契，语言很多情况下成了多余。权力媒介也借助于语言符号传递选择，但日常语言中的符号表达与权力中的符号表达在意义上显然大不一样，权力附着了卢曼所谓的“回避抉择”，即各种制裁形式，权力的效能在于：尽管双方都极力避免制裁，因为任何制裁都是权力的失效，但制裁被凝结于权力符号当中，制裁成为双方选择潜在的考虑因素。虽然语言也具有降低复杂性的意义，但是强度不够，语言由于需要解释，太容易引起争议，而且语言也经常被用来作为欺骗的手段。权力媒介也远远超出实际的制裁，因为权力媒介是通过符号传递选择，符号能够超越人类在经验上的时空局限性， 通过符号我们就不必总是展示制裁的可能性，如果权力非常有效的话，掌权者的一个命令就足以导致服从，而不必总是动刀动枪，而掌权者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