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难题的化解

时间：2021-05-23 04:01:3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两党一度产生两不相让的意见分歧，合作事业险遭破产。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变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随着广东战局的重大变化，改变了工作部署，把精力主要致力于广东战事，放缓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导致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度紧张，国共两党合作遇到难题。最后，俄共中央调整了对华的策略，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顶替马林前往中国赴任。在鲍罗廷的周旋下，国共矛盾化解，国民党改组工作胜利进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事业正式形成。
　　
　　一、国共两党一度产生分歧，合作事业遇到难题
　　
　　1922年6月，陈炯明唆众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孤军无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毅然向濒临绝境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思想产生重大转变的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战略，改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最终敲定。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要展开之时，广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3年2月，孙中山平定陈炯明的叛变后，由上海返回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政权，成立大元帅大本营。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工作部署，采取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对陈炯明”的策略。主要致力于平定陈炯明残部和后来叛变的沈鸿英部等军务工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暂时停顿下来，甚至产生了先集中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等统一广东后再进行改组的想法。正如马林所说：“1923年时，他(指孙中山——笔者注)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重回广州当天，在滇桂军欢迎宴上发表演说，说明了回广东的主旨：“第一和平统一，第二扫清叛乱军队，第三化兵为工，第四精练一部分军队。”这明显与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时下定的“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决心有所不符。2月22日，孙中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政见时指出：“惟欲尽全力以促统一。至其手段，则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固不待言。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武力讨之。”可见，孙中山依然对军阀寄予希望，仍然主张单靠军事活动来统一广东甚至全国。3月7日，孙中山亲自访问英国驻穗总领事，就重组广州政府过程中英方给予财政支持等问题与英方代表进行会谈，并交换了意见。这表明孙中山对外国列强仍抱有幻想。
　　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的种种言论、行动和工作部署的变化，表明孙中山只关心军事问题。这显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愿望相违反，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不同的看法，国共之间不可相让的意见分歧由此产生，国共合作的道路上遇到了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孙中山的错误有两方面，一是不肯做政治工作，仍然对军阀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单纯的军事行动来实行统一；二是仍寄希望于外国列强出手援助。故此，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文中再次强调“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丧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灭杀国民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6月24日，中共三大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5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的名义致函孙中山，劝说他“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方针，不要对列强寄予任何希望，不要热衷于南方诸省战争而减慢国民革命的速度，而应“结束广州的战事”
　　，建议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国民党才不会丧失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呼吁国民党不要沉迷于利用军阀来统一中国和过分依赖外国势力，应该站出来组织领导国民召开国民会议，组成国民政府，而新组成的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督促孙中山结束广东战事，实践改组等国民革命的工作，但是，孙中山认为：“军事一坏，大局便崩”，仍然坚持用军事的手段平定广东是大本营安危的关键，不赞成放下广东的战事到上海去召开国民会议。1923年6月初，马林在东莞石龙会见孙中山，特地向孙中山强调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却坚决地表示：在解决广东战事以后再进行，仍然继续加紧广东的战事。从而导致了马林对孙中山大为不满，孙中山与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故此，马林向苏联政府发电报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在广东的战事。”7月18日，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会的谈中，孙中山气愤地表示：“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结果，会谈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的矛盾加深了。为此，1923年7月19日，在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了会议，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强调：一、不与国民党决裂；二、为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错误行动。
　　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中央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在此之前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准备。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中国)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想把苏俄的革命经验简单地搬到中国，要求孙中山也照走在大城市进行政治宣传、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此，俄共中央支持马林关于孙中山放弃在广东战事而主要从事宣传、改组的工作。对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持否认的态度，认为俄中两国有着不同的革命条件，不能照搬俄国的革命模式，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国情特殊，军事行动是必要的，若放弃广东的军事行动，而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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