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安不能成为盲区
时间：2021-05-18 00:01: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7年1月29日，在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老五乡发生7人被害惨案。16小时后广东公安机关成功侦破此案。犯罪嫌疑人颜钟喜夫妇因被姚永强骗取了数十万元巨款，长期追讨无果，持刀把姚永强及其他4位家庭成员割喉至死后自残身亡。
犯罪嫌疑人颜钟喜夫妇怎么会变成杀人“恶魔”的呢?此案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颜钟喜夫妇的同村乡亲听到这一消息均表示不敢相信，就连被害人姚永强一家的亲属也大感意外。
随着案情真相的水落石出，此案在人们的悲悯同情声中渐渐远去，但为什么在血案发生之前，颜钟喜夫妇的债务纠纷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没有精神病的颜钟喜夫妇为什么会采取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确保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稳定，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标志之一。然而农村的治安为什么会如此的脆弱?
多次追讨欠款无果杀人后自杀
5年前，犯罪嫌疑人颜钟喜夫妇在汕头市汕柄村开了一家碾米厂，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殷实。后来颜钟喜与白沙坛村的姚永强(受害人)结拜，颜钟喜夫妇便停下碾米厂，与姚永强合伙开办铝合金门窗厂。姚永强假称能为颜子办理泰国护照，向颜钟喜夫妇进行诈骗。颜钟喜夫妇深信不疑，由于金钱不足，就以“子女在深圳买了房子，要给房子装修，还要给孩子买深圳户口”等借口向村民借款累计数十万。有村民表示“村里至少有一半人都被颜钟喜夫妇借过钱，有几百元的，几千元的，两万的，甚至还有十几万的。”
但姚永强为颜钟喜儿子办理泰国护照的骗局被颜钟喜夫妇察觉，同时颜钟喜夫妇的各方债主也陆续上门逼债，2006年以来颜钟喜夫妇多次向姚永强追讨为儿子办理泰国护照的金额，都没有结果。为了躲债，2006年以来，颜钟喜夫妇不敢回家居住。颜钟喜夫妇经营的碾米作坊门口，曾贴出过一张告示，告诉村里人若要想还钱，两年后再来。
2007年1月28日晚上，白沙坛村一村民看见有3名陌生人埋伏在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老五乡的一棵芭蕉树下，8时左右，在村里一块稻田附近，骑着摩托车回家的姚永强被3名陌生人追杀，姚永强慌忙之间丢掉摩托车朝稻田逃跑，但仍被凶手追上割喉至死。接着颜钟喜夫妇来到姚永强的家，将姚永强的母亲、妻子、第三子、女儿等4人杀死，后即自残身亡。
治安防范意识缺位为血案埋下隐患
汕柄村村支书颜明枞有颜钟喜留给债主的“借条”。借条中，多则十余万元，少则数千。借条的语言都很简单：“2005年2月20日借到某某某人民币10000元整，到下个月(3月20日)还。”但是颜钟喜并没有履行借条上的承诺。村民、颜钟喜夫妇、姚永强之间的债务纠纷在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的村委会间愈演愈烈，但没人想到用司法手段解决问题，债务纠纷慢慢踏上血案的歧路。
案发时，有一村民目击姚永强被害的全过程，但是由于凶手行凶手段残忍，目击村民害怕揭发案清会殃及自己自身安全，不敢出面阻止，也不敢向当地管理部门举报，造成血案进一步蔓延。
有专家认为，治安防范意识的缺位，为“7人被害惨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虽然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治安意识的淡薄，农村治安问题日益突出。
农村治安问题日趋突出有被遗忘的“角落”
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当前我国农村犯罪案件日趋突出，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有高于城市的趋势。刘金国指出，农村治安问题应引起重视，各地要大力整治农村治安问题。
可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治安管理机制不完善，农民治安意识淡薄等问题，我国农村治安有被遗忘的“角落”。
汕头市汕柄村是我国千万农村之一，在汕柄村只有一个行政机关——村委会。村委会负担起行政管理、引导经济建设、调解纠纷、维护村庄治安稳定的职责。汕柄村没有派出所，没有报警系统，没有警用武器，没有警队，这暴露出我国农村治安体制的建设步伐已经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汕柄村发生治安事件时，情节较轻的就由村委会解决，情节严重的就要由仙城镇派出所处理。但是仙城镇派出所干警少，办公设备简单，侦察技术落后，存这样的条件下爱把居住分散，占地面积广的农村治安管理好，存在很大的难度。农的治安投入远远落后于城市。
普法教育也难以深入农村腹地，农民治安意识薄弱。颜钟喜夫妇认为，姚永强骗走了自己数十万的巨款，连累自己不断被债主逼债，觉得向姚永强追讨欠款无望，无路可走，于是萌发了报复的心理。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矛盾日益复杂化，农民以个人情绪为主导，以道德为准绳的处事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颜钟喜夫妇是我国农民典型代表，由于缺乏法制意识，农民多用违法的手段米州决一些常见的民事纠纷，进而使民事纠纷转化成为刑事案件。
广东梅州五华县一村民，为了一只被车碾断的鸡腿，造成一死四伤；陕西省汉阴县农民邱兴华为“祭祖”纠纷，杀害10人；汕头“7人血案”等涉农案件都凸显加强农村治军刀建设的迫切性。
把农村治安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有法学、法律工作者认为，要改善农村的治安问题，必须要把农村治安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广州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杨再高认为，农村基层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解决社会矛盾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解决农村的治安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行政管理功能。基层行政及党团组织健全，就能及时发现解决纠纷，农村治安就好。因此，符级党委政府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没，建立农村村级治安网络。
杨再高指出，各地应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公安部日前已提出建立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社区、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为推进城市礼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没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倘若汕头市潮南区也能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在乡(镇)设立巡回办案点，定时定点到巡同办案点办案，并与当地的村委会保持良好的沟通，那么就能及时发现、化解颜钟喜夫妇的债务纠纷，就不会出现7人被杀盼惨剧。”杨再高说。但农村交通落后，诉讼不方便，农民诉讼意识淡薄，发生民事纠纷后，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给农村治安带来隐患。
杨再高认为，应不断完善农村现有的司法模式，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治安事件的发生。广东丰顺县丰良法庭“定点巡回办案”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探索。广东丰顺县丰良法庭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贴近农村，服务农村”的工作思路，在乡(镇)建立制度，每周一安排1名法官和1名书记员到巡回办案点办案一天，使一些住在偏僻山区的村民存民事案件发生后，在所属乡镇巡回办案点进行诉讼，为当地农村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降低了治安事件的发生。
广州朱永平律师指出，我国农民调解员为数不多，农民有事都去找村委会，村委会无法解决的纠纷会进一步恶化。农民调解员来自于农民当中，能及时发现纠纷，把各种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筑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深圳人民调解“六约模式”的成功，说明了调解员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我国应大力发展农村调解员。
朱永平律师认为，目前普法宣传活动难以深入农村，农民利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群防群治的意识差。我国应确实落实农村的普法活动，从生活的案例人手，采取咨询、宣传画、播放电影等贴近农民生活的形式进行宣传报导，进行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如果‘汕头7人凶杀案’中目睹姚永强被人杀害的村民有较强的法制意识，能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那么后来6人就可能不会惨死。”朱永平说。
广东汕头市“7人被害案”所暴露出来的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