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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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公安部出席九大的代表是张其瑞（原劳改局政治处的干部，九大会议结束后仍回干校）。在九大会议上，李震、于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24日九大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震和于桑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于桑提出要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回干校去了。李震回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安部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7年1月夺权后，就割断了同各省、市公安厅、局的业务联系，同北京市公安局也如此。因此各业务组实际没有什么业务工作。治安组就决定作调查研究，组织了七八个干部，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蹲点。
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进行备战。李震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决定：各部委都要一分为二，公安部一部分留北京城里坚持工作，一部分到京郊西南山区备战。领导小组成员留北京的是谢富治、李震、曾威，我和赵登程到山区。我们在部内检查了原有的防空设施，等待着在国务院统一安排下去看地形。后来此事搁置下来，地形也没去看。
同时，为了战备要疏散犯人，赵登程专程到湖北、湖南、陕西勘察犯人疏散地点。回来后，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把北京的犯人疏散到陕西，放在没有开工的国防工厂里，写了报告报送国务院，当时没有批，后来也搁置下来了。
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九大后，全国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正常工作也开始恢复。1970年春节后，于桑结束了干校劳动回部工作。接着，原副部长刘复之也从干校回来复职。还陆续回来一批原公安部的干部。
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公安部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决定恢复公安部在全国的业务工作，恢复同各省、市公安部门的业务联系，筹备召开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过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文革五年以来没有开过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准备会议文件，组织一批干部到各省、市调查了解当前公安工作的情况。
领导小组决定由李震、刘复之、陆石（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朱万林（军队支左干部，原某师政委）、我等十余人到上海、湖南、武汉等地进行调查了解。李震因工作走不开，我们先走。
这次南下，暂时摆脱了复杂的政务纷争，大家的心情都比较轻松。我们先到上海，住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附近的大沪饭店。同来的北方同志对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倒马桶的吆喝声，及此起彼伏的刷马桶声很新奇，我对这些比较熟悉，回想起12岁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学徒就是先从倒马桶开始的。这一带过去是旧社会的红灯区，外表热闹，实际上周围房屋破旧，居住拥挤。我很久没到上海来了，解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也从一个童工成为革命干部，可这里的市井生活依旧。
我们在上海听取公安各部门的汇报，了解了一般治安情况。
6月，因公安部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和刘复之被部里召回。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李震，副主任有于桑、曾威、赵登程、刘复之和我。委员有张其瑞等。同时取消领导小组成立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副组长于桑、曾威，成员是所有的革委会副主任及张其瑞。张其瑞1970年初从干校回部工作，任部办公室负责人。
会后，李震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到了8月，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通知李震去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后面的调查李震就没有参加。
我们调查组从上海、杭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朱万林等人去武汉，我和刘复之等人去了长沙，再到武汉会合。我们所到之处，均是听取当地公安部门军管负责人汇报，诸如文革中揭发出哪些问题，造反派联合情况，当前社会治安、消防、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中也谈到对文革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一般在听完汇报后我们在发言中都讲一些鼓励的话。只有浙江省的汇报中强调十七年公安工作没有成绩，是特情专政。理由以萧山县为例，认为萧山县的公安干警多数是原国民党特务争取过来的特情人员，以及被解放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否定。因此在他们汇报后要我们讲话时，我没有表态。请刘复之讲话，他也不愿意讲。汇报中各地对公安部门掺上军队支左干部都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掺沙子。刘复之也一再说：掺沙子是必要的，不是一把一把地掺，应该一筐一筐地掺。
调查小组于国庆节前回京。国庆节后就着手起草第十五次公安会议文件。文件起草由刘复之负责，有陆石、朱万林等同志参加。文件起草了两个月，起草中对一些敏感问题也有分歧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处理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防止逼供信、扩大化等六对矛盾，文件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后上报周总理。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1970年11月开始至1971年春节后结束，会议时间较长。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负责同志，大部分是军队的军管干部（多数是副军职的军事干部）和少量的原各公安厅老公安干部。会议由李震主持，中央直接领导（此时谢富治已患癌症住院），汪东兴、纪登奎经常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中反映强烈的问题有：一、文革以来公安部迟迟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恢复正常联系，不抓业务；二、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三、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有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意见最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讨论中我向李震建议：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可以表态。李震说，这话我不能说，把问题提出来，请周总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