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档案：你也有一份
时间：2021-04-29 00:01: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这篇访谈录，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主持人陈晓楠先生采访杜高先生的文字整理稿，也是《口述历史》“杜高档案”节目台词的记录稿。访谈时间是2005年3月16日。此文本由杜高先生提供给本刊。题目为编者所拟，意思有两重，一，只要社会生活不正常，造成杜高灾难的，你也有一份责任；二，你也可能有这样一份档案，所以没有酿成杜高事件，只能说是侥幸，不能说是必然。至于时间，当然是指那个已过去的年代。
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然而，就在一九九八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我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一部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五五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很单纯的那么一个青年。
解说：杜高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十二岁起就发表散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就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一九五二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后，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第二年，杜高进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在创作室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个创作室老中青结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在杜高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做着艺术的灿烂的梦，我们都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从事的专业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读书，谈看戏，在一起玩，我们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都是单身汉，都没有成家。
这是一九五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这个人叫罗坚，这个人叫田庄，这个人叫蔡亮，这个人叫汪明，中间这个是我。现在就只剩下中间的这个人了。当时笑得多灿烂!那真是很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讲，是充满阳光的岁月。
陈晓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一九五五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一九五五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五五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锋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耍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一个公安部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问题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就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去了。
陈晓楠：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四十九号院里面一间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小的时候，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写的“杜高交待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小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做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