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第一人”的风雨人生
时间：2021-04-28 20: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5年秋，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吴明玉提出了“包产到户”，结果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长期劳教。1979年，落实政策的吴明玉重新参加工作；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四川省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今年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眼下，吴明玉不仅是芦山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而且是雅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生履历中，前20多年，我追求理想，后20多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着我这一辈子。”2008年8月15日，坐在雅安市芦山县城郊区的农家小院里接受采访时，吴明玉是这样总结自己人生经历的。
50年代中期，他首先提出了“五到户”而成为“右派”
1978年12月，彪炳史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农业迎来了它在新时期的第一次新浪潮。以“包产到户”为发端，全国各地迅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尊重了农民的选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农民长期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农业生产迅猛增长。
吴明玉的个人命运也与此大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1979年5月12日，中共芦山县委为给吴明玉平反,恢复名誉和公职，安排到芦山县农业银行，继续从事他的“本行”。
在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包产到户第一人”吴明玉的辛酸往事，因为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为了“包产到户”，他遭受到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1954年10月，16岁的吴明玉从银行学校毕业分配到了芦山县工作。两年后，下派到清仁乡芦庙二溪联社当驻队干部。
“吴同志，我要退社！”刚进村的他还没有放下行李，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退社？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吴明玉一下懵了。他越是劝阻，闹着退社的人反而越多。这使他冷静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要退社？退社有什么理由？”
闹退社的人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账来，一句话，就是入社后的收入没有单干时高。
当时，吴明玉对党的农村政策从未怀疑过，但眼下农民朋友算的账又不能不让他深思起来。思来想去，他决定走村串户“解剖麻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调查中吴明玉痛心地看到不少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霉烂在田里收不回来……因为是集体的，干多干少都一样。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恐怕只能适得其反。于是他想探索出一条既能保住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又能发挥个人主动性的路子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在实行高级合作化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到户”、“产量到户”、“工分到户”、“肥料到户”、“附产物到户”的“五到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随后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当他刚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大家时，会场沸腾了，以前闹着要退社的人也当场表态，“真要这样干，我也就不退社了！”
散会后，吴明玉连夜给县委写了一个报告。而后他组织社队干部编制表格，丈量土地， 忙得不亦乐乎， 只等上级批复后就把田地划分到户。然而等待的结果是县委不但没有同意他的做法， 反而认为他是在“和农业合作化道路唱对台戏” 而批评了他。受了 “委屈 ”的吴明玉，将自己的心血整理成一篇题为《含苞的花蕾——五到户》 的调查报告，投递给了 《四川日报》。
吴明玉认为自己是对的。县上批评了他，他不服，想找个地方说理，也让社会来评价评价这种做法对不对。
3个多月后，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了他的文章（据1989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一书介绍：这是四川省最早提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文章）。他还没有高兴几天，随后报纸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包工包产到户。其理由首先是包工包产到户，实际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单干风，比私有制单干还多增加了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其次，包工包产到户与建立农业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相违背的，不能通过集体劳动生产的过程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会助长社员的自私心理，不代表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报纸争鸣一阵后，最后总的评价是包工、包产到户利少害多。这一篇文章便成了“攻击合作化道路”的罪证。
吴明玉看了《四川日报》上的讨论文章，认为参与者多数是奉命行事，缺乏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不是真正代表多数农民说话，是教条的官样文章，并且许多论点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他想起了最关心农民疾苦、最了解农村情况的毛主席。他以极其虔诚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对农业合作化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提出“五到户”主张的理由，以及遭受批判的情形，并随信附上了“五到户”责任制办法的全文。
1957年8月，吴明玉以双挂号信的形式投寄了这封信。
自从吴明玉给毛主席的双挂号信投入到邮筒后，他就盼呀盼，终于，半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张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收发科”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
然而这个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救不了他。1957年10月2日，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宣布吴明玉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后肥料减少，劳动力流失，社员情绪低落，这是几支毒箭，还说他提出的“五到户”办法，是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3个月后厄运降临到了吴明玉的头上。在强制劳动改造10个月后，1958年8月他被戴上了“极右”帽子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至天全县硫磺矿劳动教养，后转到凉山荞窝农场、会东铅锌矿劳动教养。
作为专政对象，不知有多少次，吴明玉要让自己相信是自己错了，但现实又使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曾两次向毛主席寄去他的调查报告，陈述见解，但没有回音。他万念俱灰，想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
1960年11月的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他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进了二郎山天全县硫磺矿劳教队队部，对着一屋子正在烤火的管教干部高声地说： “我要说心里话， 说完了你们枪毙我好了！”
“我要说的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在农业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一口气说完后，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判决。果然冶炼车间的张主任“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拉起他就往外走。吴明玉心如止水，他知道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把他拉到雪地里处决了。谁知张主任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寝室。
“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告诉你，中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中国，谁对谁错历史自会作出结论的……”几句话使他顿时醒悟过来：我为什么这么傻？从那时起，他的人生似乎又有了追求的目标了，那就是等到历史作出结论的那一天。尽管他不知道他要等多久，但有了希望就要为“明天”好好地活下去！
春回大地：他收获着迟来的情和爱
1963年，吴明玉被摘除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开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改革的梦想”。从此他一有空儿就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不久一篇5万多字题为《向日葵》的中篇小说就脱稿了，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主张“包产到户”受到“万人唾弃”的形象。他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篇无处发表的小说，在3年后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使他戴上了一顶更大的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锒铛入狱。身心交瘁的他彻底绝望了。
他在西昌西河砖瓦厂被批斗时，躲过看守，解下裤带缚住双手，一个猛子扎下了一条人工渠。谁知人工渠的下面是西昌市自来水厂的蓄水池，他不但求死未果，反成了“企图害死西昌人民的反革命投毒犯”。西昌市造反派为“肃清流毒”,断然停止供水3天，弄得全城人心惶惶。20多年过去了，至今一提起这件事，吴明玉还内疚：“我让西昌市民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