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川与流光
时间：2021-04-27 12:00: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进入中南作家协会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小学三四年级有了起码的阅读能力，在不断扩展的课外读物中，逐渐沉迷于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等五四后的作家和作品。记得念初中时，一天与好友躺在学校的草地上，望着辽阔的天空，谈起人生的理想时，曾脱口而出地说：“我要做新的鲁迅！”今天回忆起来，显然幼稚可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
不知哪里来的胆量，进初中不久，我就敢于向社会上成人的报刊投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就在1946年下半年，当时的《武汉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马的故事》的短文，作者署名：“十三岁洪班爱”（洪班爱是我的原名）。
随着年龄增长，我阅读的范围不断扩展。我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图书室有不少英、美、法与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何惧一知半解，我一本接一本地读啊读。还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左拉，无不令我陶醉其中。
到了15岁，我已不安于课堂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令我目不睱接。初中三年级时，年少痴狂的我动念创办一个刊物，取名《歌德旬刊》。同班同学李剑虹也酷爱文学，他父亲是桂系白崇禧部队的一个将军，他告诉我办铅印刊物需筹措印刷经费，他可以利用家庭的人脉关系拉广告来筹资。便由他担任《歌德旬刊》社的经理，总揽财务、发行事务。像儿童办酒酒，居然把刊物办成了。刊物出来后，主要由要好的同学到附近几所学校去卖，记得也曾放若干份在司门口一家书店出售，问津者不多。推究我们办刊的动机，主要是一种爱好，还有就是出风头。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年轻人的兴奋、躁动、满腔热情促使我积极投身革命。在数不清的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形形色色的團体的招生广告中，有一则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工团招收新团员，文工团设有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创作部。当时武汉陆续组建了湖北省武汉市所属的文艺工作团，华中局所属的文工团是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我还清晰地记得报考创作员的条件是：大学文科毕业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曾发表过作品，报名时需附上作品。
看到最后两行，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当时17岁，冷静下来一想，我不仅年岁太小，又没有像样的学历（记得当时与我一起报名的，有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不由得心虚气短。但是受到开国之初日新月异的氛围的影响，我又割舍不下这个机会。招收新创作员的条件中不是说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并发表过作品吗？我不仅早在13岁就在《武汉日报》发表过作品，在随后的1948年、1949年还曾在《新湖南报》等省级报刊发表过作品。我想我应该把这些作品和我主编的《歌德旬刊》、《文华校刊》（1948-1949年间）一并附上，也许会有一线被录取的希望。
主考人海默是一位知识广阔、才气横溢的作家，他后来的电影剧作《洞箫横吹》《母亲》颇为人所称道。他还写了不少长篇、短篇小说，性格爽朗、耿直、敢说真话，“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被活活打死。1949年11月他任华中文工团创作部主任。文工团创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形势及时写一些歌词、独幕剧，有时组织创作一些多幕话剧或歌剧舞剧。很幸运地，我被华中文工团录取了。在这里，我呆了3年，除写过一些歌词、独幕剧，曾参加多幕话剧《第一次海战》的创作（集体创作）。1952年10月调离华中文工团，我便退出了这个多幕话剧的创作。
1952年，我就由当时的中南工作团创作部调到中南文联，同一批调来的有湖南的未央、左介贻，河南的姚雪垠、李蕤、吉学沛、苏鹰，江西的叶丁、时佑平，湖北的李冰、莎蕻、楚奇等。（仅凭记忆，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完全的），建立了刚刚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也就是中南地区第一个专业作家队伍。
在这个队伍中，我是最年轻的。
总忘不了六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6月，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汉口一下子来了一大批作家。我记得天气正热，满街赤膊，街边摆满了卖水果的摊子，刚切开的红瓢、白瓢西瓜引路人垂涎。
当时的武汉市是中南大行政区的首府，辖区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六省与武汉、广州二市。六省作家聚集，名人荟萃一时，乃罕有的盛事。上溯历史，只有1938年文艺界在这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文化名人云集武汉，差堪媲美。
出席这个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作家中，我印象较深的有写《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写《高干大》的欧阳山、写《差半车麦秸》的姚雪垠、写《黎明的河边》的峻青、写《沃土》的田涛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陈荒煤、于黑丁，两位均为抗战初期的作家。陈荒煤抗战初期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小说集《长江上》，于黑丁是抗战爆发后随萧军从东三省进关的，他当时的一本小说集叫《炭窑》。
我那时二十岁，是文学新兵，躬逢其盛，穿梭于陌生的面孔、熟悉的名字之间，心中充满喜悦，常于三言两语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黎黄陂路的“文艺厅”内外
汉口黎黄陂路得名于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大总统系湖北黄陂人氏，出生地距离繁华的汉口市区不到一百华里。黎黄陂路昔日也是富人聚居的街区，街道两边都是坚固而雅致的西式楼房。黎黄陂路2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原为“吟雪酒楼”。解放后市军管会把它分配给中南文联，兼作办公和生活用房。随军进城的《长江文艺》编辑部设在二楼，李季、黑丁、俞林住在这里。我记得峻青也住在这里，他当时正埋头赶写什么作品，常常熬夜，一双眼睛红红的。
三楼有一个长形的大会议室。中南文联和随后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的大型活动，如听重要报告、文艺界召开重要会议等都在这里，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地称之为“文艺厅”。我记得，1953年批判《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报告就在这里听的。1955年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报告也是在这里听的。开展批判《红楼梦研究》时，作家们认真学习文件，联系自身的实际，深挖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思想，采用的是自我批评、共同提高的方式，气氛平和。到了1955年反胡风，“文艺厅”里开始有了火药味，特别是随后揪出来了几个“胡风分子”，成了大家“炮轰”的目标，群起揭发和批判。再两年，到了1957年夏的反右派运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文艺厅”里爆出粗口和厉声叱骂，昔日文质彬彬之风一扫而光，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的同志、战友，今日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武汉夏季奇热，长形的文艺厅有两台大吊扇，是解放前留下的旧物，飞转起来时发出“咔咔咔”的声音，那铡刀似的大扇叶似乎要落下来，随时夺人性命。平日大家对此大多有点担心，在满腔激愤反击右派对党和人民的“进攻”时，大吊扇不正常的噪音常常听不见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大右派”有姚雪垠、李蕤、周勃、姜弘等。姚雪垠定案时划为“极右分子”，与一批“右派”一同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教养”。历史证明这是一批有成就的作家、理论家，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陆续得到平反，不少人在文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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