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防左纠偏（下篇）
时间：2021-03-24 16:1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家沟会议结束之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回到西北局驻地后，无意静下心来欢度1948年元旦佳节，便步入绥德、米脂县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全天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订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有态度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到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得到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份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1月4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延属各县及各县土改工作，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7、8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9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中共西野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义合会议后，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而鼓动起来的所谓自发斗争。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
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订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订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
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及，复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