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传统家族制度的变革与家族文化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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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提出改造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即民族主义）的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激进民主主义者掀起了批判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浪潮；中国共产党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封建家族制度给予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打击。然而，民国时期诸种社会力量对于传统家族制度的冲击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家族文化虽然出现衰落的迹象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原因主要在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家族观念、历届政府对家族制度的保护利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制约等。
关键词：民国时期；家族制度；社会变革；历史局限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146-07
家族文化是由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所产生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①探讨传统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无疑是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视角。自20世纪20年代起，家族文化即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其研究成果迄今可谓汗牛充栋，但通观其研究内容大多是偏重于对古代家族文化流变过程的描述，或是对某一区域家族文化的个案考察，而对民国时期家族文化嬗变的研究则尚感薄弱，其专题性研究成果更感欠缺。本文力图弥补学界这一缺憾，试就民国时期历次革命运动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冲击、家族文化衰落的征象及其传统家族制度未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主要原因等做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推动该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民国时期历次革命运动对家族制度的冲击
民国伊始，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都对传统家族制度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1.辛亥革命对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抨击
作为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对封建家族制度、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抨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封建礼教是“奴隶之教科书”，其目的是养成“卑屈服从之奴性”，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他呼吁：“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②资产阶级革命派们认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③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的三纲五常（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虽然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④因此，要革命，就必须打到封建礼教这个精神枷锁，冲破“礼法之教”的牢笼，代之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
其次，明确提出了家庭革命和家族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封建家族制度是“万恶之首”，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揭开“社会革命”的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李永芳，男，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新乡453007）。
序幕，必须从家族革命开始做起。⑤他们罗列了家族制度扼杀自由、剥夺人权、禁锢知识、提倡愚昧、固步自封、不愿牺牲等种种罪恶，并以此来教育人民。总之，家族制度是父权、君权、夫权等强权的根源，是导致“自由死”“国权死”“国民死”的祸端，是扼杀自由进步的“美妙之花、文明之果”的“毒血”，是中国进步发达的严重障碍。⑥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指出“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⑦必须“合各宗族之力来形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⑧
再次，主张铲除祖先崇拜的种种凭借。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崇拜祖先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迷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西方人迷信上帝一样，是反科学的愚昧行为，是封建统治者“世世相传之狡计”。⑨其目的是束缚、压制其子孙，培养服从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奴才。其批评的揭橥者章太炎在提倡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时，指出宗族的小团体主义妨碍民族统一，要“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宗法社会之则矣”。⑩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平坟墓、火神牌”，废除修祠、立碑、祭祀、厚葬等，铲除祖先崇拜的种种凭借。
辛亥革命时期，那些批判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人，社会身份和政治面貌各不相同，既有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立宪民主主义者，可他们在批判家族制度这一点上却结成了广泛的同盟。从批判的内容上看，他们还比较幼稚，比如他们之中甚至还有一些人分不清家庭和家族的界限，可他们在提倡革除家族制度的同时，似乎连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形式也要一起革掉。此外，在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东西也还比较多。尽管如此，他们批判家族制度、宗法思想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猛烈和深刻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
2.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家族制度的批判
随着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之以前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就其对于宗族制度的批判而言，其深度与广度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以此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向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五四运动前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革命者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剖析家族制度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把反封建家族制度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自觉的新阶段。
第一，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种种罪恶。陈独秀系统阐述了宗法制度的四大恶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他进而提出，要改变中国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就必须摧毁“家族本位主义”的家族制度。李大钊在《万恶之源》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族制度。”吴虞认为，家族制度之危害“不减于洪水猛兽”，是妨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梗阻”。诚然，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把家族制度称之为当时社会的万恶之源，未免有些夸张，因为真正的万恶之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家族制度不过是起到了专制统治的帮凶作用而已，但是他们对家族制度的罪恶所做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对于把人们从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惊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