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衰落下的责任转移：特朗普执政后的亚太同盟体系

时间：2021-02-26 12:0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霸权实力衰退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亚太盟国体系网络化的重要动力来自于减轻本国担负的安全责任和减少相应的成本支出，以便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方面要求亚太盟友加强防务分担，另一方面则是火速退出TPP，联盟内部源于对美国实力下滑担忧的信任危机加剧。由此形成了如下困境：实力下滑的美国希望通过责任转移，减少本国战略支出；而责任转移后，又催生了盟国中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信任问题，从而影响霸权地位的维系。与此同时，受到中国崛起因素的冲击和联盟内部利益契合度下降的影响，亚太同盟体系网络化之路面临重重考验。
　　关键词双边同盟孤立主义中国崛起联盟网络化
　　在全球权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美国战略重心也随之东移，承接自冷战的“轴辐式”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奥巴马政府时期更是力推双边同盟体系向网络化方向转变。然而，时至今日伴随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上台，双边同盟体系的网络化之路却呈现出诸多变数。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服从于全球战略的变化，根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依赖的是美国的霸权实力。因此，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网络化发展而言最根本和最艰巨的挑战理应是来自美国自身：一方面是相对实力的下滑；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调整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声音的增强。本文将结合亚太地区权力结构转变的现实、亚太盟国的战略追求和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变动探究双边同盟体系网络化的障碍与前景。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本文关注的是联盟网络化趋势而非美国与盟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两者的发展速率和前进方向未必会呈现同步伐、同频率的状态，且囿于联盟体系内外部的因素，显然网络化发展是滞后双边联盟关系加强的趋势。
　　一、联盟网络化发展与美国霸权维持
　　双边同盟网络化发展是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下滑后，为了应对地区挑战，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对美国霸权维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联盟网络化推进及其具体成效是建立在亚太盟友对美国霸权实力和其所提供的安全保证的信心基础之上，最根本的支撑是美国在亚太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在推进联盟网络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尖锐对立的矛盾：相对实力下滑时，美国需要将某些责任和防务开支转移到联盟国家，推动联盟网络化，以增强联盟体系在霸权护持中的作用；而相对实力的下滑，却又造成了联盟国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下降，甚至是担忧由于美国政策变动而对地区安全带来风险，由此可能损害美国的主导地位。
　　其一，从成本支出的角度看，通过联盟网络化发展和对亚太盟国的倚重，美国可以有效地降低战略运营的成本，包括防务成本以及遏制中国过快崛起的成本。在联盟中，大国相对于中小国家往往承担更大的成本，以保证联盟的正常运行和安全任务的完成。“任何联盟成员都倾向于将提供安全的负担转嫁给他者，同时却寻求在联盟中最大化自身影响力。只要可能，中小国家就会试图搭单极国家的便车，却又坚持联盟规范以便保持本国在联盟决策中的话语权。”Stephen M. 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 p.116.但是当本国实力下滑时，美国对盟国继续“搭便车”容忍度就会下降。2014年7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研究系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在外交学者网站上刊文《为什么美国盟友不应搭便车》，尖锐地指出盟国在防务分担中维持低支出，极力“搭”美国的便车，并不无讽刺地提出“不要太依赖我们”。“Why US Allies Shouldn’t Free Ride，”The Diplomat，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7/why-us-allies-shouldnt-free-ride/.搭便车的实质在于享受好处却又不支付成本。显然美国的亚太盟友并非全然在搭便车：它们发挥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基石的作用，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承担一定的防务费用，甚至是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排头兵”。且此种情况自冷战时期便是如此，美国于此时提出改变盟国搭便车的要求，更多是希望在不动摇美国绝对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前提下，鼓励盟友分担防务和加强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维持不对称联盟的形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让盟友扩展权力，以换取盟友分担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责任，达到低成本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的目的。这种趋势在现实中突出表现为：奥巴马执政期间支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圈，推动同盟间的三边安全合作和军事关系，从而促成以美国为主、日本为辅、美日同盟为基准的网络化联盟体系，日本成为美国落实联盟责任转移和推进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
　　其二，从维持霸权地位的角度看，美国将联盟体系外的国家拉入本国的安全体系中，通过多边合作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国安全诉求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美国“良性霸权”（a benign hegemon）合法化，即相关国家继续或重新将美国视为本国的安全防务保障，而非认为美国对本国安全造成威胁，从而认可和在事实上接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存在。“从美国的立场看，在那些美国并非成员的安全结构中，盟友可以‘代替’美国；而轴辐式体系外的地区国家支持建立同美国的安全关系则是希望囊括美国盟友在内抵制亚太区域内组织的扩张或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
　　Jae Jeok Park，“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The Pacific Review，Vol.24，No.2，2011，p.148.驱动联盟体系外国家加强与美国亚太盟国安全合作的动力较为单一：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提升本国的地区影响力。但亚太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追求的安全保障并不一致，越南追求的是确保本国的安全独立和在南海问题上的支持；印度则是希望借助其他非印度洋国家的力量平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所谓的“力量扩张”，从而确保本国在该区域的絕对大国地位。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霍侬（Jeffrey W. Hornung）在其文章中对印度的行为做出了解释：如澳大利亚一般，虽然最初并非源于中国因素的刺激，但是印度越来越焦虑与中国之日益扩大的战略差距。中国不仅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扩大其海军力量，印度还发现自己更多的与一个中国支持的拥核的巴基斯坦竞争。由于本国海军力量投射囿于印度洋地区，印度偏向与如日本此类国家合作以保障地区稳定。Jeffrey W. Hornung，“Japan’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Asian Security，Vol.10，No.2，2014， p.103.越南国立大学黎洪和（Le Hong Hiep）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越南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与中国这一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远超越南数倍的大国相处的命运。一个强大的中国一直以来就是越南最大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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