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张季鸾的半世友情: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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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虽说同为陕西人，但秉性气质迥异：于右任是典型的关西大汉，魁梧雄健，美髯飘逸，豪侠之风扑面而来；张季鸾则是典型的北人南相，身材文弱俊秀，不乏挥斥方遒的书生之气。但他们共同受教于关学大儒刘古愚，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们自1902年相识，后来建立莫逆之交，四十年中，肝胆相照，互为知己，共同反对内战，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富强，为国家和平统一努力，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莫大影响。
师出同门，携手办报鼓吹革命
于右任，1879年生于民生凋零的陕西三原，起于寒微，名伯循，字诱人，笔名右任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他曾在刘古愚任教的宏道学堂求学，是这位大儒的得意门生。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十八名中举，声誉鹊起，被誉为“西北奇才”。他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印行。1904年春天，因此受到清廷迫害，化名潜逃上海，不久就受到学界通才、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垂青，进入上海震旦公学读书，成为其得意门生。
张季鸾，则小于右任近十岁，生于1888年，祖籍陕西榆林，出生于山东邹平，自幼便体弱多病，加上口吃，读书略有困难，但非常聪敏，又刻苦用功，因此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当地人誉为文曲星下凡。1902年，张季鸾从榆林南下关中，在礼泉烟霞草堂从刘古愚求学，侍立先生左右，和前来拜访纵谈国事的于右任相识。他和于右任一样受刘古愚影响，思想激进，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后出国去日本求学，逗留上海期间，和于右任结成莫逆之交。
于右任、张季鸾都是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办报纸刊物，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1906年4月，于右任与邵力子一起东渡日本考察，筹集办报资金。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好友刘觉民引荐，在东京拜谒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委任于右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张季鸾也于同年在东京会见孙中山，１９０６年秋天加入同盟会。于右任返回上海后，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张季鸾在日本学习期间，主办《夏声》杂志，并为于右任主办的报纸撰稿。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张季鸾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
1910年武昌起义爆发，张季鸾决定回到国内，到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记者。他在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定先行回沪，协助于右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望早日达到革命成功目的。”
《民立报》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张季鸾在这样的一个民主革命熔炉中经受锻炼和洗礼，结识了许多革命党骨干，同时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灼灼才华。于右任对这个年龄小他近十岁的同乡、同学，自然十分器重。张季鸾后来也认为：“我的新闻学，都是从于先生学的，今天大家若认为我有丝毫成就，应该先对于先生感谢！”于右任曾追忆着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先生曾助余办《民立报》，英思卓识，天宇开张。”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张季鸾等，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季鸾经于右任推荐，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于右任也在交通部任次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右任、张季鸾相继离开临时政府，再返上海，办民立图书公司，同时续办《民立报》。于右任还委派张季鸾北上北京，担任上海《民立报》记者，同时创办北京《民立报》。这是张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自此真正成为报坛闻人。他和于右任南北遥相呼应，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
1913年4月，张季鸾得知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立即撰文在上海《民立报》披露，震动全国，掀起倒袁浪潮，并成为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追随孙中山，策划奔走联俄联共
“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随孙中山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张则继续留在上海办报，宣传民主革命。但他们的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密切深厚。
1918年，于右任回陕，领导靖国军革命；张季鸾在上海办《中华新报》，为民主革命鼓与呼。1922年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辗转甘肃、四川返回上海，家门未进，就先到《中华新报》报馆来看望张季鸾。此年，于右任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赞成孙中山说的“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观点， 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提出“合则两益，分则两损” 的著名论断。张季鸾极为推崇无条件地支持和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赞成于右任的论断，随着于先生为国民革命策划奔走。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张季鸾以非凡的胆略、勇气和见识，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功绩，称列宁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列宁是“千古一人而已”。
1924年，《中华新报》终因经济拮据停刊。失业的张季鸾，一时生活无着，在于右任推荐下，从上海北上，担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的驻京代表，穿针引线，参与了北京政变。后来，于右任也随孙中山北上，两人在北京相会，奉侍孙中山左右。后他们一同下郑州，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原之地出现了少有的革命高潮。
1925年2月，在段祺瑞的密令下，奉系军阀、阎系军阀和当时占领陕西的刘振华决定对国民二军采取联合行动，当时在京的张季鸾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知胡景翼，并提三点建议，其中一点是敦请于右任为国民二军代表，专程前往沈阳为张作霖祝寿，瓦解三角联盟。后来，孙中山委派于右任去沈阳，亲自和张作霖谈判，使一场大战偃旗息鼓。
孙中山、胡景翼相继去世后，于、张都流寓天津。后于右任辗转去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于右任和冯玉祥密谈，达成冯玉祥军队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协议。张则在天津续办《大公报》，斥责军阀混战，为北伐革命鼓与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于右任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季鸾在《大公报》上骂军阀吴佩孚，骂汪精卫，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
北伐战争胜利后，于右任、张季鸾都反对内战，支持全国统一，他们也都受到蒋介石信任。宁汉合流以后，于右任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后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凡是关于陕西乃至西北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尊重于右任的意见。张续办《大公报》，声誉鹊起，受到蒋介石重视，明确提出“四不”精神，主张和平裁兵，也成为蒋的国士。
反对内战 ，促成抗日统一战线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二人都反对内战，为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后，于右任心急如焚，赶忙去找蒋介石，要他“快拿主意，回击日人”，主张立即对日宣战，一雪国耻，并去上海一所中学演讲，躲避蒋介石大张旗鼓的祝寿活动。在演讲中于右任斥责蒋介石不抵抗行为。张季鸾当时在天津也拍案而起，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严词斥责不抵抗行为，甚至称“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其笔锋凌厉，举国俱惊。这两位知己，可以说为国为民“有笔有书有肝胆”。
他们都反对内战，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支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中，于、张尽力周旋，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事变爆发时，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作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事变爆发当天，张季鸾得知消息，首发社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来，他全力救蒋，共写下十一篇社评，特别是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抵得上十万雄兵。自此，蒋介石对一介文人张季鸾深为感激，两人关系经过磨合进入亲密无间的阶段。
1937年1月，张季鸾到北平，利用报人的身份，代蒋介石延请胡适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在庐山召开的茶话会，促进全民统一抗日战线。于右任也在这一年初，将中共向国民党提出的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保证”声明，设计在南京广为传播。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季鸾和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两篇文章，得意之笔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于右任极其赞成团结各界人士抗日，在9月20日作演讲《民族抗战之精神》，系统阐述这一观点。上海失陷后，德国调停中日，于右任对蒋介石说：“抗战到底者，就是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只有打，才能胜利，也必能胜利！”张季鸾忘掉“四不”宣言，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 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批驳汪精卫“低调俱乐部” 散布亡国舆论，影响极其深远。
武汉抗战时，《大公报》汉口版创刊之日，于右任在祝词中写道：“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和民族之生存浴血奋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
于右任派监察委员和各区监察使视察伤兵与难民安置，并为1938年1月创刊的中共《新华日报》题写报头；张在其主笔的《大公报》，主张一战到底，批驳议和派、投降派，宣传抗日民族英雄，并派人到延安采访，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起到重要作用。还参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颇受蒋介石称赞。
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后，于右任、张季鸾也把家搬往重庆，但他们都没有置地建屋，而是长期借住在康心如的汪山府中。汪山府与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别墅相距不远。蒋介石和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散步休息。监察院长于右任说：因为汪山有个要人，就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他们常常在一起，共话抗日。于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蔑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为了推进中苏邦交，国民政府计划重新派遣驻苏大使。于右任、张季鸾竭力推荐邵力子出任，以设法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1940年5月15日，张季鸾参加重庆各界欢送邵力子赴苏大会，翌日，还在《大公报》发表了《送邵大使赴苏》社评。邵力子到莫斯科就任后，多方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
于右任、张季鸾还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在1941年5月，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张季鸾和于右任商量后，就在《大公报》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中说道：“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开启重庆谈判。毛泽东到达重庆时，于右任也在监察院为毛洗尘。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多次会见《大公报》的人，还特地为《大公报》写下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其中重要的原因，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一直把中共当做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在1934年6月，张季鸾派记者到红区采访，《大公报》副刊《国文周报》连续发表介绍苏区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文章。后来，经张季鸾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
一唱一和，同乡同学亲如昆弟
在张季鸾看来，“于右任先生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初入报界的指导者，而又是同乡同学。《民立报》以后虽然没有在一同做事，但他永远对我有最厚的同情，亲如昆弟”。
1932年春，因为国事危难，加之夫人去世，张季鸾形容憔悴，回陕西西安，走访故旧，有感于于右任辗转莫斯科，请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北伐军遥相呼应，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故土才重现和平，即兴赋诗一首，称颂他们知音般的交情和友谊：
曾听焦尾伯牙琴，百里弦歌一片心。
但愿末抛花县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1934年，张季鸾准备回乡为去世的父母立碑，请于右任书写由章太炎撰写的墓表，于右任“欣然允诺”，不顾养病之身，五小时内书写一通；极其看重忠孝品德的蒋介石，派人给张季鸾送一万元作为礼金，但张敬谢不受。由此可见，于、张友情之重。
1937年农历三月二十，张季鸾五十寿辰，于右任有感于同乡好友事顺家兴，不仅触景生情，作《寿张季鸾》诗一首：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
君莫谈民立，同仁尽白头。
这首诗，可以说是对张季鸾多方奔走，动员全民族各方形成统一抗日战线，维护国家统一所做的贡献，中肯的评价。蒋介石也未忘特向正在上海的张季鸾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就在1938年10月11日，于右任和张季鸾聚会，谈及抗战形势及两人前半生友情，张季鸾无意中说出一个细节，他是在1913年10月11日，双十节第二天，出袁世凯狱，恢复自由之身。于右任感从中来，填词手书一首《双调折桂令》，纪念季鸾弟癸丑10月11日在北京出狱二十五年：
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说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廿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重庆新闻界在国民党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于右任偕同蒋介石的代表等国民党要人，以及美、英、苏大使馆官员参加。于还发表致辞，对张本人及其《大公报》给予高度评价。张也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叙述办报的经过，说《大公报》的荣誉，也应该归功于于右任先生，“因于右任先生之启迪，献身新闻界之志愿益坚定”。
季子仙逝，于髯怅望
安排后事
1941年8月31日，张季鸾因病重住院。于右任多次看望，在张临去世时，不顾年迈之身守候在医院，为小他近十岁的弟弟安排后事备办殓具，在遗嘱证明人的地方，郑重地添上了自己的姓名。
9月27日，于右任发起筹集“季鸾新闻学奖学基金”，以表彰季鸾对新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后来，于还担任全国新闻界、陕西省各界公葬张季鸾先生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4月16日晨，全国新闻界在重庆举行公祭张季鸾仪式，于右任亲往现场照料，看着张的灵柩装上汽车，然后又赶到监察院审计部门口路祭，路祭既毕，张先生遗孀陈孝侠女士携儿子张士基，与于右任挥泪告别。经过半个月艰难的跋山涉水，张季鸾先生的灵柩抵达西安，暂栖名寺兴善寺，后葬于樊川。
1944年11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周年后不久，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于右任题写书名。
1957年，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写了《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于右任先生慨然题诗：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
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
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
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人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对《大公报》凋零的痛心，更是对祖国不能一统的深深惆怅。■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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