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汪精卫的恩怨情仇 国民党四大主席

　　《大公报》原主笔张季鸾与曾是国民党二号人物的汪精卫，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虽说地处一北一南，但青少年经历基本相似，先后留学日本，都师从孙中山，反帝制和军阀混战，追求民主、自由和独立，甚至一度交好。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孙中山去世后，两人则分道扬镳，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张季鸾以文章报国，汪精卫则沦为政客。早在19N7年，张季鸾就对忽而往左、忽而往右的汪精卫极为反感，在《大公报》公开揭其政客嘴脸；汪在抗战期间主和，季鸾更是严厉抨击；汪氏离开重庆飞往越南河内叛变，张季鸾撕下其画皮，暴露其表演丑剧，披露其卖国条件全文，轰动中外：汪贼傀儡政权成立，季鸾号召人们为铸汪逆像捐款，以此来警示汉奸卖国行为，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少小经历相似，性格志向不同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籍贯江西，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他比籍贯陕西榆林、出生于山东的张季鸾大五岁。他们的出身及少年经历极其相似。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从江西辗转到广东当幕僚。由于薪俸不高，对外却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在汪精卫十三岁时，他的父亲贫病交加去世，母亲一年后也撒手人寰。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则是考取进士，可以说比较幸运，从陕北辗转山东为官任县令。但由于其父性格厚道质朴，刚正不阿，不取身外之财，在黑暗的官场自然无法立足，贫病交加死在任上。其时，张季鸾也刚十三岁：其母1904年忧劳去世时，他也不过十七岁。可以说，少小时，张季鸾和汪精卫二人都孤苦伶仃。后来，他们都曾回忆各自这段困苦的生活，可以看出心灵的忧伤和心性。汪精卫在父母去世后由兄嫂严加管教约束，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和斤斤计较的特点，曾在其自述中写道：“提起来我的母亲，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优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汪精卫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一度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担任私塾教职，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非常压抑。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炼得他的性格驯顺懦弱，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患得患失，总试图不择手段向上爬，出人头地，为达到目的不惜走极端。而张季鸾求学于大儒刘古愚门下，不仅在学问上长进很大，天目开张，在性格上也深受其恩师影响，励精图治，百折不挠。其在《归乡记》一文中，虽然也回顾了家事的坎坷，父母的艰辛，但也明确表达了他旷达的性格和远大的志向，即�艮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的报恩主义。“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
　　汪精卫和张季鸾，少年时代都天资很高，自幼聪明颖悟，好读书善属文，虽说受旧式教育，但毕竟耳濡目染新思潮，在国门初开时抓住了机遇。且说汪精卫，在1903年广东招收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时，他一举考取，次年人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则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受到孙中山的好评。
　　张季鸾1905年考上陕西高等学堂派遣的官费生留学日本，在1906年秋谒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同时认识汪精卫。他虽稍晚汪精卫两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也比此人晚一年，一度不仅对面白文弱、眉目朗然，如玉树临风般的汪精卫很欣赏，而且对这个人的滔滔文章很敬佩。作为留日学生中的青年才俊，他们两人常在一起论谈切磋，都受到孙中山的青睐。
　　令张季鸾称奇的，是汪精卫当年的革命决心和意志，但也对其偏激、好出风头的个性不甚看好。此人在1907年毕业后只身一人，毅然随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在1910年3月，干脆背着孙中山密赴北京，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清廷亦为之而敬畏不杀，判处终身监禁。虽说一时间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但张季鸾认为此举考虑欠周，过早暴露目标。
　　
　　认清政客面目，揭开汪氏画皮
　　
　　张季鸾隐隐约约初识汪精卫嘴脸，是在1910年留日归来后。武昌起义后，汪被清廷释放出狱，没有立即南下革命发源地，而是赶到天津结识兵权在握的袁世凯，见风使舵，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汪精卫甚至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后，张季鸾与汪精卫都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但所起作用截然相反。张起草了孙中山就职宣言，闻名中外。而汪精卫则倒行逆施，力劝孙让位于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张季鸾对此人摇摆不定的政客嘴脸初步领教，认为不可深交，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辛亥革命后，张季鸾和汪精卫很少交往。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宝座，汪精卫虽然有功，但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不得不出走法国留学。张季鸾则随孙中山离开总统府，一人辗转京、沪办报，反袁倒段，甚至两度入狱，可谓历尽艰辛。汪精卫在国外躲多年，中间几度返国寻找机遇，1917年闻讯孙中山广州起事成立军政府后，立即回国，再次投奔孙中山。由于表忠心起了一定作用。加之革命艰难，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收留了这个自己以前的秘书，但这次没有将此人留在身边，而是派往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以观后效。汪精卫捞到救命稻草，不遗余力鼓吹革命，渐渐赢得孙中山好感。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认为此人先后留学两国，则任命汪为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命汪为总参议。1924年北京政变前，张季鸾受孙中山、于右任委派，离开报坛，从上海北上北京，出任国民二军驻京特别代表。参与北京政变，并促成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北上主持国事。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得到认可。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四处活动，被当做孙中山的继承人，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季鸾在孙中山北上时，经常陪侍在孙中山左右，并担任陇海铁路帮办，为孙中山部下。孙中山去世后，张季鸾则毅然辞去陇海铁路帮办的肥差，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干我的穷记者去!”毅然去了天津，人生陷入低潮。
　　再说先前以“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闻名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爬上高位之后，立即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宗旨，在北伐胜利后，一夜又变到极右，于1927年7月15日悍然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季鸾认清了汪精卫无耻的政客面目。极其愤慨，在1927年11月4日于《大公报》刊发评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对忽而 “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这一见解，完全揭开了汪精卫政客的画皮，可谓远见卓识。
　　正是在领袖欲支配下，1930年，汪又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又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领袖的南京政府对立。1931年6月4日，张季鸾发表了题为《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的著名社论，再次揭露汪精卫等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嘴脸，直截了当指出：“中国人喜谈政事，做政争，实则今后立国之基础，完全在经济。”
　　
　　痛批汪氏主和，揭自私领袖欲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汪不得不与蒋再次合作，但毕竟同床异梦。后因众叛亲离不得不出走流亡海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意大利养伤的汪认为时机已到，回国和亲日派的何应钦同流合污。主张讨伐张、杨，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不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汪精卫的阴谋落空。蒋回南京后，为表示大度，笼络亲日派，让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一时成为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然而，汪精卫领袖欲依然不死，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看到日军攻势日盛，认为时机到来，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南京会战前，汪精卫干脆赤裸裸跳出来主和，散布抗战亡国论。一时身边云集不少意志薄弱者。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汪精卫甚至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就在抗战前途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张季鸾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驳斥汪精卫主和派散布的谣言，犹如给低迷的抗战形势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当时影响很大。
　　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梦想。为了和蒋介石争正统之位，1938年年底竟然潜逃越南。
　　当得知汪精卫潜出重庆，张季鸾虽然气愤，但因为事关重大，又不知详情，故没有发消息；直到掌握了可靠情报后，在汪精卫投降日本叛国的“艳电”发出之前，蒋决定还是低调处理，以免动摇抗日民心、军心，甚至嘱咐张季鸾为汪留条后路。《大公报》在12月24日仅仅刊登了《汪副总裁出国，现抵河内就医》的消息，并配发社评《辟近卫之谰言》，声明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张季鸾又发表社评《蒋委员长的重大表示》指出：“委员长痛斥了近卫的声明，代表了全中华民族揭破敌人的野心。”
　　汪精卫发出“艳电”之后，其所谓“曲线救国”的嘴脸完全暴露，国人终于认清了其丑恶本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题为《汪兆铭违法乱纪案》的社评，指出“极可痛也可喜”：“在如此紧急的抗战关头，以汪氏这样有历史地位的人，竟有这样的举动，无论如何。均是极可痛惜的事……可喜的是：此事在敌欲毕露、国策人心均极坚定之时爆发……汪氏中途脱离抗战堡垒，在客观上，毋宁收澄清内部之效。”
　　汪叛变做了汉奸，虽然有自家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表面看来不过是在国民党内政治斗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实际上，他的这种选择，本质上是极端自私的领袖欲作祟，当然还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甚至到了不惜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地步。
　　
　　设计揭汪丑剧，披露卖国文件
　　
　　在1939年3月间，汪精卫委托高宗武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议》。张季鸾于4月5日在《大公报》重庆版要闻版头条披露了这一消息，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两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的阴谋。同时，张季鸾还发表社评《汪精卫的大阴谋》，痛斥其丑恶嘴脸，同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国民政府，要求痛定思痛，认真反思，亡羊补牢。
　　一时全国舆论大哗，军民对汪精卫卖国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要求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对汪进行制裁。蒋介石对汪这个昔日政治对手、今日国民逆贼，更是欲立即捉拿置于死地，但因暗杀失败，苦于一时无计，只得作罢。
　　不料，汪精卫一步一步在卖国的道路上愈滑愈远，步步加紧与日本人联系，指使其爪牙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
　　汪精卫的行径，使一忍再忍的蒋介石，完全没有退路，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他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通过张季鸾，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杜月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发迹于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因出面调停《大公报》发行事宜，和张季鸾结交，以后还成为朋友。公平地说，杜月笙在抗战期间，还是有华夏男儿的血性。单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就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还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u月迁居香港。在这座孤岛，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且说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丞领命后，通过抗日爱国的实业家黄溯初，探知汪精卫左膀右臂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立即到香港，向杜亲自汇报。听罢，杜从椅上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 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
　　当天晚上，在张季鸾的联络下，杜就自港飞赴重庆，再次见到蒋介石、汇报了此事。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秘密潜入香港，见了杜月笙，亲手送上了带着的文件，作为见面礼。高向杜月笙叙说，他参与日汪谈判时，有一天高宗武对机要秘书说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两天就送回来，机要秘书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们。不料，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机要秘书去取。谁也没有怀疑，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杜月笙按照张季鸾的计谋，还让他们二人给《大公报》写了一封亲笔信。
　　且说《大公报》香港版，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8月13日在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三号创刊的，香港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商埠，媒体众多，加之民众对政治不是十分关心，因此，《大公报》香港版创办之初，发行上不去。张季鸾因此经常飞往香港。指导办报，同时治疗多年来越来越严重的肺病。但很少有人知道，张季鸾其实还负有极其重要特殊的使命，就是利用报人身份和精通日文的便利，联络杜月笙，搜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动向，给蒋介石汇报。1940年1月21日一大早，张季鸾得到了杜月笙送来的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张季鸾马上让胡政之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的住处，简单地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得到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了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作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
　　一时，汪精卫投敌卖国的臭名远扬，国内人人喊而诛之，主和派偃旗息鼓。
　　
　　痛批傀儡政权，号召铸汪跪像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成立。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正副长官以及所有次长在内。
　　张季鸾闻听汪伪中央政权成立消息，怒不可遏，在当天《大公报》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称他是“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政客”，完全揭开了其画皮。指出汪“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已从祖国的怀抱中死去”，号召人们振作起来，抗敌诛奸，并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组织铸汪逆像捐，以此来警示汉奸及其卖国行为。此举把汪精卫比作秦桧，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不少地方真的塑起铸汪贼跪像，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浙江椒江地区的民众制作了汉奸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置于街头，过往者人人唾骂。大中学生更是热血沸腾，纷纷参加青年军，投奔抗日前线，和日寇决一死战。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承认了其一手扶持起来的汪伪政权，并公布了日汪之间签订的《日本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与《日满华共同宣言》。《大公报》在12月1日报道了这一消息，张季鸾写了题为《斥敌伪丑剧，并勖我军民同胞》的社评，指出，丑剧是其“黔驴技穷的表现”，是其“和平攻势”的失败，也是我们中国走上以战求胜之路的明证。
　　张季鸾后来肺病加重，但依然不忘为抗战鼓与呼。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全力鼓吹抗战，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在张临去世前，《大公报》主要因张季鸾的社评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张季鸾1941年9月6日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纪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周恩来誉张季鸾为“国土”，可谓十分公允：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纪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反观汪精卫，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后来其旧创复发，1944年11月10日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责任编辑　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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