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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民生新闻十年发展的得与失_正确认识人生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

    时间:2020-08-12 07:24: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电视民生新闻从《南京零距离》开始已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期间先后出现了“报道型”、“帮忙型”和“调解型”电视民生新闻类型。这三种类型不是后者取代前者,它们是在完善前者问题的同时与前者并存的,对自身问题的正视和修正体现的是电视民生新闻发展的不断成熟。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 报道型 帮忙型 调解型
      
      2002年的新年伊始,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创办的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中,然而直到2003年,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的总监景志刚才正式撰文指出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电视新闻栏目可以划归为新的新闻类型――“民生新闻”,并且认为“确认和使用‘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电视新闻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①从此,民生新闻的概念开始被学界和业界认可,大量的民生新闻开始出现,有关民生新闻的理论探讨也层出不穷。
      从引发“民生新闻”这一概念的《南京零距离》的创办后,中国的电视民生新闻大步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的电视民生新闻整整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无论从形式还是到理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喻国明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羽化成蝶’的发展进程”,同时他也认为十年更是“一个电视栏目的‘大限’之期”②。因此,总结并分析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电视民生新闻类型的变化
      在一个文化多元交融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诞生和发展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电视民生新闻从诞生之初就是大众传播领域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因此,十年来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和催化剂,并因此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电视民生新闻模式。
      1、民生问题的凸显带来了“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
      在民生新闻出现之前,充斥于媒体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时政新闻或者社会新闻,而且更多的只是时政新闻。我们不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发展的阶段,我们需要时政新闻来宣传和传播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可是,也正是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关涉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开始出现,然而面对这一社会状况,时政新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媒介应发挥的功能。此时的中国民众需要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有所了解,大量的民生问题也需要媒体参与其中予以报道,于是,大量报道民生内容的新闻类型开始出现。
      民生新闻出现之初的形式就是“报道型”,而“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大量关涉民事、民权、民声、民情和民心等民生内容的简单报道,新闻的操作仅仅停留在报道层面。当下,大部分民生新闻栏目都属于这种形式。如安徽经视的《第一时间》、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民意直通车》等等。虽然这一类型也包含大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但是从本质上说,“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仍然在发挥媒体的传统功能,即传播信息的功能,当然这些信息一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
      2、媒介认可度的提升带来了“帮忙型”电视民生新闻
      “帮忙型”民生新闻主要通过建立帮忙团队,以记者帮忙的形式介入新闻报道,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矛盾、记者帮忙时的表现展现在观众面前。如安徽经视的《帮女郎 帮你忙》、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的《生活帮》等,应该说,“帮忙型”电视民生新闻的出现是电视媒介在民众中认可度提升的表现。因为“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给民众带来了两种心理暗示:一是电视媒介是属于普通民众的媒介,因为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需求;二是电视媒介是拥有较高权利的媒介,因为它可以问责政府,批评官员。这两种心理暗示使得民众对电视民生新闻抱着非常高的期望,所以,从本质上说,电视民生新闻敢于创办这种记者“介入式”的“帮忙型”节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民众对其作用的高度认可和期待。
      “帮忙型”电视民生新闻转变了媒体的角色。在这类节目中,媒介不再仅仅是报道者和传播者,更多的是参与者和组织者。其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通过介入而挖掘出事件的深度信息,同时还可以帮助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继续提升民生新闻的影响力。
      3、电视对自身功能的正视带来了“调解型”电视民生新闻
      在我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是不够分量上法院的,而在传统文化中,许多矛盾纠纷往往通过双方都信服的调解人得以化解。于是,“调解型”电视民生新闻通过第三方组织,即社会中从事调解工作的人,比如婚姻咨询师、律师、调解员等,约请当事人,并对他们的矛盾进行调解,电视媒体在其中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是矛盾调解过程中忠实的观众。比如山西卫视的《和事佬》、合肥电视台的《庐州和事佬》以及杭州电视台的《钱塘老娘舅》等。
      这类电视民生新闻让媒体不再充当任何权利的代表方,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媒体能够做到尽量不影响其发展,媒体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和事佬的调解过程完整记录,它应该是电视媒体对自身功能的正视,真正体现了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平等地位。
      二、电视民生新闻不同形式的得与失
      1、报道型
      从某种程度上说,“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让新闻报道发生了两种转变,一是报道视角的转变,二是新闻话语权的转变。由于“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通过对大量的细小的民生事件的报道,引发民众和政府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从而将报道视角从传统的国家视角转向了民众视角。另外,“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去神圣化’,大众文化伴随着商业性质成为了一种新的、无可逃避的语境――市民话语。”③因此,在民生新闻报道中,民众话语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新闻话语权向民众转移。
      应该说“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是电视向受众回归的一个重要起点,它让电视媒体开始探索受众的喜好和需求。作为电视民生新闻发展初期的“报道型”,它为民众提供大量的民生信息,引发了社会对民生问题的热切关注,可以毫不吝啬地说,在中国民生发展的道路上,“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受到的追捧也将其推向了问题的顶端。由于良好的传播效果,“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不但获得了社会效益,也获得了经济效益,于是它开始在增强社会效益的口号下,逐渐扩展自身的传播内容,关注更多的民生事件,这样便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缺陷――信息质量的下降。一味地追求短平快,大量关注类似于交通事故、水管破裂这样的民生琐事,新闻的深度开始下降;同时,媒体喜欢猎奇求新的思想也影响到“报道型”电视民生新闻,新闻内容在缺乏深度的情况下又深陷媚俗之渊。
      2、帮忙型
      “帮忙型”电视民生新闻直接介入到民生事件之中,很多民生问题借助媒体的力量得到了解决,特别是一些舆论监督类报道。不可否认,“帮忙型”电视民生新闻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撑起了腰杆,对于很多存在多年的民生问题,由于媒体的介入,一些部门不得不加以重视并妥善解决。
      但是这种媒体介入性报道使媒体的权利进一步放大,直至超出自己的权利范围。由于媒体不再是单纯的报道者,而是参与者,而“在新闻事件中媒体的介入意味着事先采取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自然进程”④,因此许多时候媒体的“越位”问题凸显,而这种“越位”有时使得“帮忙”成了“帮倒忙”,有时帮一方,却损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利。还有学者认为,“帮忙型”节目具有一种包青天情结,这种包打天下的情结在于在公权力相对时,媒体的“越位”甚至“跟制度本身的一些要求之间是有反差的”⑤,而这种反差的结果最终还是损害民众的利益。
      3、调解型
      “调解型”电视民生新闻有效地规避了媒体“越位”的问题,因为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媒体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参与调解的不是电视媒体的记者,而是社会中的第三方组织,整个过程中,除了电视媒体的摄像头会产生微弱的影响外,再无其他力量介入其中。
      这种类型的电视民生新闻一方面不会让媒体权利影响事件发展,从而保证了矛盾各方利益的平衡和不被侵犯;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的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介入,很多发生在普通民众间的矛盾得以有效解决。李立景认为这是司法、行政、人民调解之外的第四种调解范式,对于“发泄疏导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和冲突情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⑥。
      但是,内容依旧停留在民生琐事上、在调解过程中情与法的冲突,仍然是困扰此类电视民生新闻发展的问题。由于“调解型”电视民生新闻面对的仍然是发生在民众中的琐事,比如夫妻矛盾、婆媳关系、家庭暴力、婚外恋情、老人赡养、孩子抚养等,因此依然停留在鸡零狗碎的“小民生”中。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时法律是无法化解矛盾的,但是纯粹以道德情感去化解,通过大众传播后,其实给社会营造的是情与法的冲突现象,对于法律和道德情感,孰轻孰重,有时会模糊观众的判断。
      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电视民生新闻先后经历了“报道”、“帮忙”和“调解”三种类型。虽然后一种电视民生新闻类型是对前一类型缺点和不足的修正和改善,但是这并不是说后出现的电视民生新闻就不存在缺点。电视民生新闻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对于自身问题的不断正视和修改,体现的正是中国电视媒介不断成熟的过程。
      
      参考文献
      ①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11):35
      ②喻国明,《民生新闻:未来十年的发展机遇与角色转型》[J].《现代传播》,2009(4):58
      ③朱虹,《民生新闻兴起的社会效应分析――以南京媒体为例》[J].《学海》,2006(6):131
      ④关吉芸、王霏,《帮忙节目的介入报道与法律规制》[J].《青年记者》,2008(21):103
      ⑤张毓强、叶鸿宇,《民生新闻十年:历史、现实与突破之道》[J].《现代传播》,2009(4):69
      ⑥李立景,《第四种调解范式:电视与纠纷解决――基于“约请当事人”节目模式的分析与评价》[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4):121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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