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教资料-宣传部-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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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号 2010年1
反邪教资料（三）
中国“邪教”的由来与演变（节选）
谈中国历史上“邪教”的由来与发展，首先要看到他们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即使是宗教或宗教异端，也会被统治者视为邪教；即使是邪教，也有可能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一面。因为这一话题牵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这里只是紧扣本文主题对历史上被官方视为“邪教”的教派加以概括。我们要注意的是，邪教与宗教有不解之缘，尤其是遭到政府排斥的宗教和宗教异端；还要注意，邪教的出现，有时间、空间与内外因素的限定。
中国“邪教”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一是道教时期（汉末至隋）；二是佛教时期（南北朝隋唐至宋元）；三是摩尼教时期（五代、宋元）；四是白莲教时期（南宋至明）；五是明清秘密教门时期；六是会道门时期（晚清至民国）；七是建国后会道门被取缔、镇压与会道门、邪教复苏时期。由于民国会道门与新时期邪教牵涉的头绪比较复杂，本文将就中国“邪教”发展的前五个时期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段，一是被视为“邪教”的宗教与宗教异端时期，二是比较确切意义上的邪教时期，其界线是通常所说的元末红巾军起义，此前，“邪教”一般指的是不被政府认可的宗教尤其是异端教派；此后，明初白莲教彻底遭禁，它的许多枝蔓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秘密宗教，在官方眼里，都是地地道道的邪教。
一、被视为“邪教”的道教与道教异端
尽管今天佛、道二教被我们视为正统、合法，但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阶段，两者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固不待言，即使就各有偏好的统治者而言，也往往视此方或彼方为“妖妄”。在道教、佛教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与统治者和社会主流的关系，确实多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在它们的早期。而且，由它们内部分裂而出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及打着它们旗号的某些民间教派，其言其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邪教已经相差无几。追溯邪教源流，有必要从被人视为“千古习邪之首恶”的太平道说起。
两汉时，社会上巫风弥漫，神仙方术盛行。这种风气浸润于文人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喜好方术并以之作为攀附官方工具的群体，同时，一种充斥着谶语和迷信、类似宗教经卷的典籍也逐渐形成规模，下层社会拾其余绪，往往用为造反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仅桓帝一朝，借用“妖言”造反的就有二十起之多，至灵帝时，更形成“妖贼大起”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一些心怀逆志、具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应运而出。顺帝时，琅邪宫崇曾以其师于吉之“神书”《太平清领书》关说朝廷未成。由于该书“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张角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十余年间，张角便招集徒众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阶级压迫深重，天灾频繁，瘟疫流行，民众身心俱病，社会极度动荡。张角打着宗教旗号行事，这种隐蔽的策略十分成功，甚至一些郡县都“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张角等人起初以巫术救死扶伤，取得一定效果后，便打着“致太平”的旗子，有意识地扩大组织，创立太平道。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太平道势力急剧膨胀，“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这时，张角再也不满足于一个巫者兼传教人的角色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图谋在张角心中萌发并着手实施。途径有三，一是暗地里把宗教组织改造为军事组织，二是造作谶语作为改换天命的依据，三是联络宫中中常侍封湑等人作为内应。
张角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被有些人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这一模式给后世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样板，张角也被有些秘密宗教奉为祖师或崇拜的偶像。同时，“黄巾之乱”给后来历代统治阶级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清代一位地方官员黄育楩甚至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因为黄巾起义众至百万，导致汉室倾覆，同时也确实与张角党人以巫术符咒、谶纬迷信等行事手段有关。
东汉末顺帝时，张陵在蜀地创立五斗米道，并以家族掌教方式递传，主要活动手段是以迷信方式治病救人。
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镇压和压制，但是，崇尚鬼神和成仙之道是当时的社会风习，所以，他们在宗教道路上相机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其影响及于全国。这一现象，与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上层人物日益脱离下层道众，试图得到士族及当权者的庇护有关。到三国两晋时，社会上崇尚玄、佛、道之风大兴，豪门大族、名流学士纷纷信奉天师道。
正统道教形成之前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确实包含了许多妖妄、怪诞的成分，葛洪后来曾有点评，对其中祭祀首过和符水治病之法，直接指称为“妖道”。
正统道教形成后，并未将民间道教摄化净尽，相反，道教异端以及涂抹道教色彩的邪教不时出现在历史上。宋金元更替时期，道教发生了新的裂变。在金统治下的北方，相继出现了全真、大道、混元、太一等教派。这些新的道教派别初起时，都在民间流传，属于民间道教。统治者及正统道教代言人把这些教派的行事视为异端邪说，耶律楚材就指称：“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老氏之邪也。”
二 被视为“邪教”的佛教与佛教异端
中国历史上，在思想上对农民叛乱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也可以说是两教的异端。其中，道教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之语，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制造了无数个“李弘”起来造反。佛教中的救世思想，尤其是弥勒救世思想——“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更成为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异端教派及明清邪教泛滥的灵魂。明清之际，弥勒救世思想具体演化为众多秘密教门与邪教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所以，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邪教，就必须了解佛教，尤其要了解佛教中的弥勒净土信仰对民众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具备完整的信仰体系，属于成熟而正统的宗教了。但在传入中国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治的摩擦自不待言，它自身的裂变以及对民众的影响也是传播者始料不及的。
与佛教中国化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佛教异端的出现。中土佛教异端教派主要有南北朝时期的大乘教、弥勒教，南宋初年出现的白云宗、白莲宗。至于明代中叶出现的罗教、无为教、大乘教等，同样受到了佛教及其异端思想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时期，大量弥勒上生、下生经典在中土被翻译、传播，弥勒净土信仰为社会各阶层信奉。
弥勒净土信仰传入中国后，首先得到了社会上层的信奉，他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雕造了为数庞大而精美的弥勒佛造像。这种狂热信仰也深深影响了下层社会，当时社会上大量出现一种由出家僧尼和住家信徒结合而成的组织，称为“邑”、“邑义”、“法义”或“邑会”等，主要活动就是建造佛像。社会财产的大量耗费，成为引发当时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弥勒信仰的普及，与南北朝时期众多沙门举旗造反或是人们打着佛教旗号造反的事件发生联系。其中最著名者为冀州沙门法庆的起事，法庆以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号召“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法庆根据当时流传的《佛说法灭经》中有关“魔作沙门，坏乱佛法”的说法，提出“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以及“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口号。本来，佛教戒律森严，尤戒杀生。而法庆等人则歪曲佛教的教义，以杀人为度人，杀人越多越好。
法庆起义的意义在于，借用佛教异端学说为叛乱工具，对后世以弥勒信仰为核心的秘密教门及邪教的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所谓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的造反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要求改变现状的下层人民的拥护，但法庆以佛、菩萨自居，野心勃勃，而且使用幻术，配制“狂药”，令人服用，以达到“父子兄弟不相认，以杀人为事”的效果，显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与邪恶性，后世有些邪教的行径与之如出一辙。
尽管弥勒教、大乘教的组织、演变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而难以钩稽出一条明确的线索，但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显示弥勒信仰的异端及造反事件却多有记载。从法庆起义直至唐末，打着弥勒下生、“白衣天子”旗号的民众造反活动不绝于书。有学者统计，打着弥勒旗号的造反，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起，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15）止，前后约七百四十年。这个在民间流传的佛教信仰对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竟是这样既深且远。一直到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弥勒佛的谣言还是胆战心惊，严加禁止和镇压。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因之。
三 被视为“吃菜事魔”的摩尼教摩尼教之
摩尼教之“吃菜”，即奉斋之意。从五代以后，外人将摩尼教奉斋之举视为“吃菜”，供奉摩尼之像称为“事魔”，合称为“吃菜事魔”。有的更直指为邪教：“吃菜事魔，即今人所谓邪教也。”
摩尼教（Manichaeism）的创始人是摩尼（Mani，216年－约274年）。摩尼教主要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等教义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同时也采纳了不少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传播到东方来以后，又染上了一些佛教色彩。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有自己的戒律和寺院体制。摩尼教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从3—15世纪），从北非到中国的福建，在整个欧亚旧大陆上广泛传播。
在汉文史籍里，摩尼教又叫末尼教（根据译音），也叫“明教”、“明尊教”（根据信仰内容），唐时传入中国，并曾两度被允准公开传播。唐武宗灭佛，累及摩尼教，摩尼教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摩尼教的顽强生存能力及其转变为地下组织的过程与其独特的教义有着密切关系。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出家仪第六”谓：“初辩二宗：求出家者，须知明暗各宗，性情悬隔；若不辨识，何以修为？次明三际：一，初际；二，中际；三，后际。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中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暗既侵明”开始，到形成天地，创造人类，一直到世界彻底毁灭为止。然后，便进入了“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的后际。后际的情景，似乎是向初际的复归，所不同的是，到了那时，黑暗将受到永久的禁锢，再也不能侵犯光明王国了。光明则大放光明，永恒不灭。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说，对处于黑暗统治下渴求光明的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摩尼教在数百上千年的流传中，不断遭到各国统治者的禁止、镇压，被东西方各正统宗教斥为异端邪说，终究未能阻止其流传。
摩尼教大约在唐高宗朝（650－683）开始传入中国。摩尼教在中国的正式流传，大约是在唐武则天时期。
可是，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佛、道二教交相攻讦，唐玄宗也认为“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开元二十年（732）七月下令禁断摩尼教，不过还网开一面，居住中土的胡人“不须科罪”。
安史之乱为摩尼教在中土的命运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安史之乱末期，叛军史朝义诱回鹘牟羽可汗（一作登里可汗）进攻长安，唐遣使抚慰劝说，牟羽可汗遂支持唐军东击史朝义，克洛阳。牟羽可汗于次年带睿息等四摩尼僧回到回鹘，辩论三日夜，可汗折服，并虔诚地皈依了摩尼教。在可汗的大力倡导下，回鹘由萨满教改宗摩尼教，确立了摩尼教在回鹘的国教地位。
当时，回鹘国力强盛，援唐平叛。相比之下，唐王朝却每况愈下，内外交困，不得不倚重回鹘，甚至实行和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摩尼教凭仗回鹘支持，重新获得了在中土公开传教设寺的许可。
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唐朝乘机攻回鹘，并改变对摩尼教的优容态度，会昌三年（843），唐政府开始对摩尼教下手，没收其寺院庄宅，焚烧其书籍图画，废寺入官，流放其僧侣，甚至“令杀天下摩尼师”，死者大半。会昌五年武宗禁佛，同时禁止各种外来宗教，摩尼教正式被禁。
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摩尼教迅速传播，不能不对唐代社会的社会、宗教及文化思想产生影响。在遭到禁断后，又对下层社会的反抗产生了影响。
关于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的趋向，沙畹、伯希和说：“843年后，在中国的摩尼教，既不能与伊兰（Iran，即今伊朗）之宗教代表相接，而又为官府所虐待，遂不能不依附佛教道教以自存，故其受当时强盛宗教之影响亦多，久之，此摩尼教遂渐变为一种秘密教。由秘密教不免成为一种秘密会。”
唐代被禁而传入福建泉州的摩尼教，经过潜移默运，至宋代，其势力已传至浙江。明教还蔓延于淮南、江南的广大地区。摩尼教的秘密流传，与北宋末年江浙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呼应，引发了震动两浙的方腊起义等造反事件。北宋末年，政治窳败，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尽管方腊的家乡“民物繁伙，有漆楮松杉之饶，商贾辐辏。”但他的财产恰恰成了官府觊觎的目标，“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花石纲”事件成为引发方腊起义的导火线。
据史书记载，方腊“托左道以惑众，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甲胄，惟以鬼神诡秘事相煽诱。”起义军迅速壮大，如星火燎原，席卷“六州五十二县”，给腐败的宋王朝以沉重打击。
到了元朝时期，元政府的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对前朝的异端教派即吃菜事魔之类，采取宽容政策，全面开放，一律视为正式宗教，可以合法传教。在这种宗教政策鼓励下，前朝那些地下的、半明半暗的宗教或异端教派，犹如冬尽春来，萌芽发枝，欣欣向荣。例如糠禅（即头陀教）、明教、白云宗、白莲宗等，都翻了身，成为佛教一宗而公开传教，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教开始与弥勒教、白莲教等互相融合，相互激荡，成为民间社会的巨大潜流。
元末农民起义一般认为系白莲教领导，但明教的影响显然不能忽视。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谶语性歌谣：“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上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歌中的“魔兵”、“日月”，暗指“摩”、“明”二字，与前述母乙之党奉摩尼之像为“魔王”同出一理，折射出明教的信仰与起义军的反抗目标。
四 从白莲宗到白莲教
白莲教萌芽于佛教异端白莲宗，白莲宗由南宋茅子元创立，所奉为慧远发端的弥陀净土信仰。
元代果满《庐山复教集》云：东晋太元六年，慧远率弟子至庐山立精舍修行，建寺东林，“同修净业，念佛为宗，十八贤为上首。乃种白莲花，以显佛性清净无染故，缔盟立誓，期生净邦，因名白莲社焉”。慧远提倡的是“弥陀净土法门”，以“思专想寂”四字为念佛秘要玄观，宣称人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故慧远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
弥陀经典虚构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西方极乐世界，还绘制了一个理想的现实社会的图景。尽管当时其它佛教宗派也有类似的描绘，但他们却主张通过“苦修”、“禁欲”、“摄心”等法来成就佛果，净土宗则为普通民众开了方便之门。唐代善导最终确立了口称念佛之法，又叫“持名念佛”。以至有人说净土宗“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功少而得效速”，缺少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民众深受影响，许多地方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并在后世中国社会一直盛行不衰。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众多百姓的终极目的，但他们不可能插足上层净业团社。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白云宗、白莲宗应世而出，它满足了下层民众信仰上的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南宋初年，江南出了一位上承佛门正统、下开佛门异端的著名人物，即吴郡沙门子元（俗姓茅，一般作茅子元），他适应下层群众的信仰需要，创立了净业团体白莲忏堂，在下层民众中收徒结社，徒众半僧半俗，男女可共同修持。
茅子元在淀山湖创立的白莲忏堂，被人称作白莲宗，他自称“白莲导师”，其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白莲宗的教义实际上是糅合了净土宗、禅宗适合民众口味的成分，“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这些在家修行、甚至包括“男女同修净业”的内容。遭到了佛门正统的攻击，按他们的立场来看，白莲宗显系邪教、异端。
我们要看到，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并不是为了传习邪教，甚至造反，但白莲宗的教义及组织形式，却为白莲宗向白莲教发展埋下了伏笔：其教义崇尚“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彼岸”图景；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不像一般佛门宗派那样有着繁文缛节的羁绊；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所在成聚，“传于流俗”，平日里是烧香念佛的去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被有政治野心的首领作为起事的工具；白莲宗教徒被人称为“白莲莱”、“白莲莱人”，与屡遭禁断的明教（吃菜事魔）扯上关系，时时引起朝廷的疑忌，从其创始人茅子元起，便沉浮无定，最终成为明清邪教、异端的根脉，这是连身为“导师”的茅子元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元代白莲宗势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而且，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教内各类人群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白莲宗产生了严重分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发展趋势。其上层教首随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提高，开始勾通官府，跻身于社会上流。这些教内上层分子仍然以白莲宗正宗流裔自居，恪守茅子元时期的教义，政治上亦采取与元当局合作态度。
另外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身受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遂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这种转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其所奉教义的转变，他们开始背离弥陀净土信仰，吸收利用弥勒救世信仰，茅子元倡立的白莲宗，是从阿弥陀佛净土宗和天台宗融合并分化出来的，在教义上不同于弥勒净土一派，没有弥勒救世信仰。
可见，白莲宗与白莲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白莲教与白莲宗有源同流分的关系，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已经不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居于正统地位的佛教。在元末以前，白莲宗与白云宗、弥勒教还都是独立的教派。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以来都是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因而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到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异端教派，便进一步融合。
最后，我们要说明，白莲教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形成，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或组织，只是成为后世种种教门、邪教的代名词或曰一种历史现象而已。
五 明清邪教演变概况
从中国邪教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元末白莲教正式形成以前出现的种种“邪教”、“妖贼”、“吃菜事魔”等类，多为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宗教异端，以及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民间秘密教派、迷信团体。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无论它们是崇道还是奉佛，也无论他们“安分守己”与否，他们的组织、经卷、教义和活动都与现实社会秩序不相吻合。我们如果重视他们的信仰层面，可以称之为民间宗教；如果重视他们的反政府活动（或谓农民战争），可以称之为秘密宗教；如果重视他们的反社会层面，就不妨直呼为“邪教”。邪教的内涵是动态的，它在积聚到一定的势力后，往往走上反社会、反政府的道路。
明清邪教十分活跃，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一，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其二，以弥勒佛（白莲教系统）和无生老母（明末以后的众多邪教）为核心，信仰多元化；其三，邪教的反社会、反政府活动突出，政府的禁止、镇压措施日趋严厉。元末农民起义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颟顸虚弱的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是颇为信奉的。但为时不长，随着其军事势力的增大，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向封建统治者方面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他对易于被用来发动起义的秘密宗教（或曰邪教）的态度，也一天天地由信奉而转为疏远，以至转为反对了。
朱元璋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深知民间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在正式建立明朝后，即以峻法严刑治理邪教。朱元璋登基不久，便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稍后出现的《大明律》更以法律的形式将此项禁令固定下来。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朝，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白莲教也不仅仅作为下层民众反抗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表现出的形态要复杂得多。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方式到对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邪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还有一些白莲教派，在“边寇”窥视中原时，充当奸细，沦落为民族败类。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而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中固有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地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教派，包括邪教，滋生蔓延，并不时竖旗举事。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幌子，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教门、邪教一类。
如果说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诸教派是种子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则开始遍地发芽。明末清初是民间教派的活跃时期，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大动乱。清政权入主中原不久，就遇到了“邪教”这个令前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清廷决定对“邪教”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顺治年间，各地“邪教”活动蜂起，愈演愈烈，且带有反清色彩，实为民族矛盾激烈的结果。面对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民间教派反抗的浪潮，顺治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下旨严禁“邪教”。
作者：刘平 来源：中华文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