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可以进疆吗 端正外国人的“疆藏观”
时间：2020-07-16 07:27: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外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与中国媒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媒体往往是“大事件”型报道，因事而动，事毕则息，致使大多数时间里，外媒始终把握着中国民族问题常态报道的频率。
事件性报道的优劣
在西藏的旅行者，通常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藏文化的自成一统。藏文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涵盖宗教、文学、语言、医学甚至饮食等方方面面。甚至在像拉萨这样有大量外来移民的大城市里，本地藏民仍然虔诚地与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起。藏人的文化认同感十分强烈，藏文化的内核非常坚固，其他族群很难融入，也很难将其侵蚀。从这个角度看，藏文化并非像西方人描述和想象的那么支离破碎，摇摇欲坠。起码在目前看来，藏文化保存得好好的。
在新疆，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态度，与外界的看法同样有出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近年来在新疆做了大量民族关系调查，培养了20多名维吾尔族的调查员，发放了3000多份问卷，调查严格遵守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规范，对象遍及新疆各地，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在内的10余个县市各阶层人士。
调查结果发现，维汉民族关系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普通民众和贫民阶层。认为维汉关系比较好的维人占85％以上；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的维人，超过95％；维人当中认为政府政策是好的占80％以上。维人当中80％以上是农民，大多在南疆，很多人根本没跟汉族打过交道，也谈不上对汉人有意见。
把这些事实讲述出来很有必要。在2008和2009年，不少中国媒体都曾做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新疆”这样的报道，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这些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这些与事件密切相关的新闻特写出发点很明确：民族问题并非外界描述的那样，是少数族群与汉族之间的整体尖锐对立，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于跟汉人打交道比较多的部分精英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中间，老百姓的生活和想法要简单得多。
这些事件性报道让新疆“神秘”的疆域变得比原来透明。事实上在“7・5”事件期间，由于外国记者被允许去现场自由采访，外媒自身的相关报道跟“3・14"’时期相比，总体上要更接近事情发生的本来情况。只有看到大量、多面的事实，人们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才可能公正平和。
然而，事件性报道的力量仍然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外国读者会认为中国媒体的相关事件性报道像是一种被动的反驳，带有浓烈的宣传色彩。架上有色眼镜的读者们往往无法接受事实的另一面。中国媒体人要讲述的，并不是歌舞升平、社会一片安定的疆藏。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大框架下，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并不仅仅是外媒刻意呈现的不公、冲突和紧张氛围，它还有享受援助，在社会变迁中痛苦蜕变，经历哪怕是缓慢的现代化的另一面。复杂的不断变化中的疆藏才是真实的疆藏。
向学界“借智”
中国的民族问题原本就很复杂，西方的介入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从一二百年的历史宏观角度来看，“3・14”、“7・5”其实是较小的事件，不会对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大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确存在民族问题，但思考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可能的出路，还是要跳脱这些事件来看。出现一个暴力事件，大家一窝蜂关注民族政策、民族矛盾，认为民族关系已经坏得不得了，不变就要天下大乱，这本身就不是客观、冷静的报道态度。
在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中理出头绪，客观评价60多年来的民族政策，并试图寻找民族问题的出路，仅靠媒体人单打独斗显然是不够的。在全球化浪潮与社会改革开放的冲击下，中国各个族群未来如何发展既是民族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研究重心。媒体人需要向学界“借智”，借取他们的专业调查、研究论证与独立思考，把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情介绍给那些真正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海外人士。
成长为专家型新闻人是许多记者的梦想。在复杂如民族问题的报道上尤其需要深厚功底。这种功底不仅体现在接触和了解专业研究上，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独立思考。书本的社会学知识常常无法套用到民族问题的现实上。比如西方的社会学常识认为人口杂居、通婚有助于族群问的结构性同化。而在现实中，由于心理、宗教的因素，族群的聚居区很难变成杂居地。对于学界的各种看法，新闻人要有自己的甄别力。
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方面提出借鉴美国、印度等国的成功实践，把各族群之间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这一思路也应该被应用于民族问题的对外传播之中。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民族问题常常被高度政治化。经济援助、高考加分、双语教学，都被加以政治化解读，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被搅在一起。我们的对外民族报道应该也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关系特别平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计划经济下的政府部门完全可以通过调配财力和资源，从各个方面照顾少数民族，比如分配工作。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并没有多大能力去干涉。在社会竞争中处理传统与转型的关系，培养承受心理冲击的能力，是各个族群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的事情。弱势族群也许会产生“受害者”心态，但这种心态无法帮助它更好地现代化。一个一成不变的族群一定会衰落，即使有各种援助与优惠政策，它也很难将享受“补血”政策的同时与提高自己的“造血”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民族问题是社会前进中遇到的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媒体人要以动态、冷静的眼光去考量和讲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以理服人，消除误解。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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