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全球愤怒年”】日本引发全球愤怒
时间：2020-03-31 07:4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1年,全球各地频频掀起自发的抗议浪潮：“茉莉花革命”开启“阿拉伯之春”、欧债危机激起连串示威、英国爆发伦敦骚乱，印度爆发反贪污运动，智利学生抗议高教改革，特拉维夫上演“帐篷运动”，直到美国遭遇“美国之秋”。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称2011年为“全球愤怒年”。对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这股针对精英阶层的抗议浪潮是机遇，还是威胁？ 2011年，全球愤怒了！ 2011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年，“阿拉伯之春”在年初就定下基调。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点燃了抗议之火，突尼斯以及埃及独裁者相继倒台，随之反抗浪潮燃至利比亚、巴林、也门以及叙利亚；欧债危机亦激起欧洲连串示威，希腊、西班牙因要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英国因社会不公、漠视底层民众诉求等问题也最终引发了伦敦骚乱；南美智利则爆发学生抗议运动表达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满；亚洲的印度有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支持社会活动家与绝食抗议者安纳・哈扎尔，掀起一场浩大反贪污运动；以色列的中产阶层也因住房问题走上特拉维夫街头上演一场帐篷运动。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31日刊文指出，如果存在“全球情绪”，那么2011年则成为“全球愤怒年”。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国家都陷入某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或民众骚乱。执政精英阶层的富裕和腐败所引发的怒火助推了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对腐败和官员恶行的指责是印度民众抗议活动的中心内容；对年轻人缺乏发展机会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愤怒则是西班牙、希腊、以色列和智利示威活动的共同主题。 去年8月31日的《金融时报》还认为，美国能在全球愤怒潮中独善其身。然而，言犹在耳之时，一场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蔓延全美，并走向全球。正如美国中文网2011年10月13日刊文指出，“美国例外”不仅未能免疫，反而把这股全球抗议浪潮推向了高潮，并可能导致全球政治言论国际化。 抗议浪潮直指精英阶层 从突尼斯革命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全球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11年，世界为何如此愤怒？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抗议活动是否有共同之处？ 2011年8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刊文指出，导致这些抗议活动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共性。作者认为这种共性可以在以色列中产阶级运动中的一句标语里找到：“我们为一个可企及的未来而奋战。”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正感到未来的命运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所以试图通过抗议让决策者们知道他们的生存现状和诉求。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指出，世界各地的骚乱有很大区别，但存在共性。2011年的很多骚乱中出现了精英阶层同普通公民之间的对抗。一般民众感到他们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对腐败感到愤怒。不可否认，很多出现骚乱的国家已接受了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认为这是让经济迅速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应该注意的是，这场全球抗议浪潮还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托马斯・费里德曼2011年8月13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让民众的愤怒也走向了全球化，这些示威活动正相互感染着。一些以色列抗议者拿着这样的标语：“像埃及人那样行进。”从本质上来看，这些社会抗议活动不是由新技术引发的，但新技术恰好点燃了它们。《金融时报》也提到了全球化与这些社会抗议活动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却创造了一个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低水平（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国际劳工市场。全球化还助推了社交网络的繁荣，使抗议者的思想和形象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2011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2011年几乎所有的民粹运动都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真实写照，是一场普通民众对抗精英阶层的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浪潮。这些抗议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意识形态的指导；坚信全球化是只服务于富人的全球化；对商政勾结导致腐败感到愤怒；借助于媒体网络推动抗议活动一步步升级以达到目的――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抗议浪潮的矛头都直指传统的精英阶层。 全球大破坏VS全球大转变 如何界定这股全球抗议浪潮？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全球大破坏”，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全球大转变”。这两种看法都不无道理。 澳大利亚环保主义者、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前任负责人、《大破坏：气候危机怎样颠覆全球经济》的作者保罗・吉尔丁认为，这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传递出一种讯息：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在财政和生态方面均已达到极限。保罗・吉尔丁将世界视作一个统一体。抗议活动、债务危机、社会不公、气候异变，在他看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统一体在走向崩溃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他提醒人们回想一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曾经许下的美妙承诺：如果我们让富人越来越富，让公司埋头盈利，让污染环境不付代价，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尽管分配可能无法实现绝对公平，但穷人的贫困程度会减轻，努力的莘莘学子会得到较好的就业机会，我们也会有足够的财富来修复环境。然而，事实是这一体系正在走向崩溃，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抗议活动便是这种崩溃的先兆。 德勤领先创新中心的联席董事长约翰・海格三世与该公司的独立联席董事长约翰・希利・布朗在合著的新书《拉动力》（The Power of Pull）中指出，人类正处于“全球大转变”的初级阶段，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聚合力量推动加速了这一过程。在初级阶段，由于人们依然按照原来那些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体系和规范来发展运行，我们对“全球大转变”最直接的感受便是社会积弊凸显、政府腐败无能、民众压力攀升――所以全球抗议浪潮的爆发并不意外，是“全球大转变”的必经阶段。他认为，“全球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一股思考、创新、促进新合作、开发新市场的潮流。而且其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其速度正在不断提升。开发利用这一股全球潮流，正是提高生产力、加快发展、促进繁荣的关键所在。但是，为了有效地开发利用这股力量，每个国家、每家公司，乃至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 《纽约时报》2011年10月11日刊文，就这两种观点进行讨论。文章认为尽管吉尔丁认为“全球大破坏”不可避免，但他本质上是一位乐观主义者，相信危急时刻人性的光芒总会闪现――即使“大破坏”真地发生，人类也能挺身而出，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哈格尔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尽管他明白“大破坏”对人类的冲击并非天方夜谭，是有可能变成现实的，但是他依然坚信“大变革”将重塑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人们将会拥有更多的才能、潜力和工具来对抗“大破坏”的冲击并继续坚定地前行。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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