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希尔改革与英国古典海权的终结】英国海权的建立

　　摘要：在女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确立起以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为主要特点的古典海权。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古典海权盛极而衰，英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不断加剧。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在巩固英国海上优势的同时，也促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海权逐步走向终结。
　　关键词：约翰・费希尔；改革；英国古典海权
　　
　　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代，以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为主要特点的英国古典海权最终形成，但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英国海权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接踵而至。20世纪初，在英国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Admiral Sir JohnFisher)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改革巩固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但也促使英国古典海权走向终结。英国海权逐步从维多利亚时代在全球存在的世界体系，退缩为列强竞争时代多极海上力量格局中最大的一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费希尔改革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技术革新展开，而关于改革对英国海权模式影响的分析则较为薄弱。因此，本文着重分析费希尔改革对英国海权转型产生的深远影响，特别强调改革推动了英国古典海权走向终结。笔者认为，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改革的主观追求和客观效果，都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海权已经逐步走向衰落，而英国古典海权的终结则是这种衰落最突出的表现。
　　
　　一、英国古典海权的特点及其危机
　　
　　众所周知，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是英国确立其海上霸权的开始。到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经建立起统治世界的海权。笔者以为，这种海权具有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的主要特点，它明显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列强竞争时代，那种在“零和”思维(zero―sum)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追求彻底地毁灭对手、以至于不惜挑起一场两败俱伤的大国战争的海上强权。作为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海权带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其基本思想就是凭借英国的绝对优势威慑潜在的敌人，对战争和冲突进行协调，避免世界政治出现失控局面，以维护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这种海权同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的协调精神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海权。
　　英国古典海权的稳健性突出地表现为某种“和平”色彩，它与威慑性是相辅相成的。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随着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英伦三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一旦发生战争，国际市场必然陷入动荡，而英国受到的冲击将最大。因此，英国古典海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卫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具体而言就是确保连接英国本土与殖民帝国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通畅。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长期持久的和平为前提。因为任何一场战争，即便是胜利的战争都可能会威胁到自由贸易的安全，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对于英国而言，不仅战争是危险的，备战同样危险，因为备战将使英国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并被迫扩大政府权力，从而削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因此，英国必须利用其海权优势，将一切危险的战争因素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最终能在英国作为仲裁人的国际秩序框架内获得和平解决。为此，即便在确立了海上霸权之后，英国仍然倾向于用谈判和协商来缓和大国间的关系，而不是以战争对抗手段激化矛盾。我们看到，即便是在1913―1914年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英国仍然致力于就作为矛盾焦点的海军竞赛问题同德国进行密集的外交磋商。英国提出英德海军力量比例为16:10，两国战列舰舰队比例为8:5的最后方案，希望借此避免一场疯狂的大战，但这一建议遭到德国的拒绝。简言之，英国古典海权不是表现为穷兵黩武式的扩张主义，也不是着眼于大规模战争，而是主要用来维护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为开放的自由贸易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进一步而言，英国并不惧怕战争，也不排斥干涉，但它坚持的是一种有限干涉主义，并不谋求进行大规模战争。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殖民战争大多是这种有限干涉行动。皇家海军不需要也不追求在海上全面摧毁敌人，而是凭借优势占领敌人的战略要塞，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确立海上霸权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尽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英国并不贪恋扩大战果，而始终将战场限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并在达到挫败俄国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的后即与之签订《巴黎条约》。这种克制可以充分说明英国注重有限干涉的战略思想，而克里米亚战争也生动地诠释了英国在霸权确立后的海上政策――英国并不渴望进行领土扩张，而是要对既得利益进行积极的防御，但在威胁到来时仍然不惜采取战争这样一种激进的方式。
　　英国古典海权的威慑性具体表现为，皇家海军注重以绝对优势为后盾发挥战略威慑作用，迫使敌人退让和屈服。这一点在1878年的近东危机和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到1897年，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是一支装备更精良、更加现代化，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远胜于1815年海军的和平力量。它的舰队分布于全球各地，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威胁英国利益的挑战③。而英国大战略也强调以强大的舰队为后盾，对任何威胁英国利益的陆上强权施加长期的、累积渐进的压力，以迫使其让步。
　　英国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征与孤立主义传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意味着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以外的事物，专心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商业帝国和维护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巩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即强调“英国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更是一个帝国”。有学者指出，正因为皇家海军是全球存在的，所以英国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海上霸权(maritime mastery)，实现了真正的大洋统治(oceanic he-gemony)。
　　与全球性相对，英国则在欧洲长期保持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态，超然于欧洲大陆的纷争，仅仅在欧洲大陆有可能出现破坏均势的霸权时才进行干涉，而这种干涉也往往局限于在欧洲边缘地区“旁敲侧击”，以尽量避免陷入欧洲核心地区的重大冲突之中。这表明，英国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征是与在欧洲的边缘性战略密切相连的。这种边缘性战略主要表现为，英国海上势力从不伸入欧洲大陆内河和海湾，而是在欧洲重要的边缘地带(比利时、葡萄牙和达达尼尔海峡)保持影响。“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应对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英国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力量(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每当‘东方问题’凸显时，它就老道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这些都体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是举足轻重的。”由于控制了海上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可以轻易地对敌对国进行海上封锁，对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最终迫使其投降或媾和。
　　1897年，当英国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时，英国古典海权达到了它的顶峰。保罗・肯尼 迪写道：“皇家海军实力猛增，其规模相当于其他两个最大的舰队；它无与伦比的海军基地网和海底电缆站点遍布全球；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归它所有，这支商船队运载着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物；伦敦城的金融服务业，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的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和商品交易者”，因此，“如果确实有某个国家企图称霸世界，那就是英国。事实上，它不仅仅只是企图称霸世界，而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英国古典海权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它必须面对英国综合国力盛极而衰的现实。工业和经济实力是海权的基础，而到19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实力的相对下降，英国海权的基础也不断遭到削弱。1880年，英国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22.9％，到1913年则下降为13.6％。188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2％，而到1911―1913年则仅占14.1％。
　　新兴工业国还大力发展海军，对英国的海上霸权直接提出挑战。在“青年学派”(JeuneEcole)的影响下，法国大力发展鱼雷艇和潜艇等新型舰艇，希望通过新技术打破英国的海上垄断地位。到1900年，法、俄这两个英国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共有超过20艘战舰在建或计划建造。英国在1889年通过的海军防务法案明确规定要实行“双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主要针对的就是法、俄两国海军。而在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提出后，新崛起的德国以更为迅猛的势头发展海军，它一跃成为英国海权最大的威胁。根据1898年的海军法案，德国海军计划建造19艘一级战列舰、8艘装甲海防舰、12艘重型巡洋舰和30艘轻型巡洋舰。1900年，德国又通过了造舰计划更为庞大的新海军法。该法案规定，到1920年，德国海军将拥有由战列舰舰队、海外舰队和预备役舰队组成的庞大海上力量。其中，战列舰舰队将由两艘舰队旗舰和四支分舰队组成，每支分舰队包括8艘战列舰、8艘重型巡洋舰以及24艘轻型巡洋舰。海外舰队由3艘重型巡洋舰和10艘轻型巡洋舰组成，预备役舰队则装备4艘战列舰、3艘重型巡洋舰和4艘轻型巡洋舰。英国认为，按照这一发展速度，德国在1906年就将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强国，并且德国海军的火炮性能更优良，水兵训练更有素。
　　军备更新速度相对迟缓是英国不得不面对的又一大问题。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使19世纪服役的军舰迅速落伍，而规模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造大批新舰代替往往还未到服役期的旧舰，数量庞大的老式战舰占用了大量人员和军费，成为英国海军现代化的沉重负担。而德国等新兴强国则可以用最新技术武装舰队，其海军军备的更新速度往往超过英国。
　　海军军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英国。由于财政稳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英国的国防开支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1905年自由党上台后更是大力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削减海军军费。1904―1905财年，海军造舰经费为1126.3019万英镑，1905―1906财年就锐减至968.8044万英镑，到1908―1909财年更是下降为740.6930万英镑。与此同时，工业化前让英国骄傲的、支撑海军发展的银行信贷优势此时已不复存在。工业化使得法、德这两大陆上强国可用于国防开支的收入大大增加，它们还建立了可大量借贷的国家银行，提高了财政效率，这都使得法德发展海军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尽管英国仍然是欧洲财政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在战时拥有维持海军力量的压倒性借贷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列强竞相发展海军，使得英国无力在全球各地处处保持优势。“法国、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都公开表露出敌意，这种空前严峻的欧洲局势使得英国海军部在帝国出现紧急情况时无力增强海外舰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扩大舰队规模已经难以保持英国的海上优势，财政的压力也迫使英国寻找更有效地应对竞争的方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约翰・费希尔改革的主要内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1904年10月21日，即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日这天，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出任英国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开始全面推进皇家海军改革工作。费希尔被公认为当时皇家海军中最精通新武器和最富有创造精神的将领，他的改革主要围绕节省海军开支、技术革新、改革管理制度和调整海军战略部署四个方面进行。
　　费希尔改革首先从节省海军开支入手。费希尔之所以能得到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的青睐而出任第一海务大臣，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做到在保持皇家海军战斗力的前提下，遏制海军开支恶性膨胀的势头。上任之初，费希尔就明确表示将淘汰大批速度慢、陈旧落后的小型巡洋舰和炮艇，减少战舰数量。在他看来，这些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小型战舰空耗军费，占用了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在战时却毫无价值。而维护大批陈旧的预备役战舰同样没有必要。费希尔一上任就淘汰了154艘小型战舰，以缓解人员短缺的问题。费希尔强调，皇家海军未来将不再过分追求数量优势，而是着眼于巩固技术优势。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技术革新成为费希尔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在应用速射火炮、光学瞄准镜、驱逐舰、蒸汽轮机、波伦火控系统、无线电等新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淘汰落后的小型战舰不仅是出于减轻财政压力的考虑，也是技术革新的需要，它同费希尔时代最大的创举“无畏舰”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替代被淘汰的小型战舰，皇家海军必须发展一种机动战舰以保卫海上交通线和海外领地。费希尔强调，这种机动战舰必须拥有领先其它海上强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强大火力和航速，主要用于对敌方战舰进行远距离精确打击。1905年，费希尔在新战舰设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称：“主导海战的两大因素是火力和速度，所有的理论和实战经验都说明，拥有统一配置、最大口径的火炮加上压倒对手的速度，将确保我们赢得胜利。”显然，费希尔的初衷并非要发展一种新型的战列舰，而是要用速度快、火力强的新型装甲巡洋舰取代造价高昂、难以抵挡鱼雷攻击的战列舰，这种新型巡洋舰兼具战列舰的火力和巡洋舰的速度，后来被称为战列巡洋舰(battle cruiser)。但费希尔这一完全抛弃战列舰的构想在当时无疑显得过于大胆和激进，因而无可避免地被海军大臣塞尔伯恩驳回。不过，塞尔伯恩也并未完全反对费希尔的构想，最终的折中方案是在建立一支快速巡洋舰舰队的同时，淘汰大批老旧的战列舰，发展具有强大火力和机动性的新型战列舰，这就是“无畏舰”的由来。
　　1906年2月10日，英国海军史上划时代的“无畏”号战列舰(HMS Dreadnought)在朴茨茅斯下水。无畏舰采用了全新的“全重型火炮”(All-Big-Gun)概念，装备了10门统一为12英寸口径的舰炮，在任何方向都能集中至少8门舰炮进行齐射，火力极为强大。由于采用了大功率蒸汽轮机，尽管排水量高达1.8万吨以上，但该舰最大航速仍能达到21节。无畏舰的诞生使得世界各国海军的战列舰在一夜之间全部过时，英国得以再次占据了海军技术的制高点。不过，在费希尔的构想中，无畏舰只是新型巡洋舰 的过渡，英国随后建造的“无敌”号(HMS Invincible)战列巡洋舰才是他梦想的新型巡洋舰。除和无畏舰一样装备8门12英寸口径的舰炮外，“无敌”号还装备了16门4英寸口径的反鱼雷炮，尽管装甲略逊于无畏舰，但“无敌”号的航速高达25节。
　　推动皇家海军战舰燃料由煤改为石油，也是技术革新的重要内容。虽然“煤改油”最终在1911年丘吉尔担任英国海军大臣后才完全实现，但首先倡导这一改革并为之付出极大努力的则是费希尔。早在1882年，时任皇家海军上校的费希尔就已提倡用燃烧效率更高、动力更强且没有暴露目标的黑烟产生的石油代替煤作为战舰燃料。1886年，费希尔在英国政府和海军的小圈子内获得了“石油狂人”(OilManiac)的绰号。1904年升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后，费希尔更是大力推动“煤改油”的实验，并想方设法确保皇家海军的石油供应。
　　费希尔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改革皇家海军的管理制度，战备工作是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费希尔推出了“核心舰员”计划(nucleus crew)。根据这一计划，皇家海军预备役舰艇在平时也配备战时2／5的人员，即部门军官和经验丰富、熟悉战舰各个关键岗位的轮机长、枪炮手等技术骨干。他们长驻战舰以保持预备役舰艇平时较高的训练水平，而战时则能带领满员编制的水兵迅速投入战斗。“核心舰员”计划促使皇家海军随时做好作战准备，它被费希尔称为英国战备工作的基石。在费希尔的领导下，英国海军部还创立了被称为“作战室”(War Room)的海军指挥系统，加强了舰队之间的联系，提高了作战效率。此外，费希尔还加大了对海军军官的培训力度，要求他们必须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接受统一的专业培训。刚入校的海军学员通常只有12或13岁，他们必须学习各种专业课程并进行体育锻炼。费希尔还致力于缩小皇家海军中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鸿沟，他允许高级准尉申请晋升为海军中尉。
　　为进一步应对未来的战争，确保英国对全球交通线和贸易网络的控制，费希尔大力调整皇家海军的战略部署。早在担任地中海舰队司令时，费希尔就认识到英国要维护其海上帝国，就必须牢牢控制五大战略要塞(strategic keys)，即直布罗陀、亚历山大和苏伊士、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好望角和多佛海峡。在担任第一海务大臣后，费希尔致力于以这五大战略要塞为重点，巩固对全球海上交通线的控制。随着德国公海舰队的规模急剧膨胀，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向本土集中已是大势所趋。到1904年底，费希尔基本完成了舰队的重新部署计划。英国本土舰队更名为海峡舰队，这支舰队补充了从地中海舰队和中国舰队调来的战列舰，总共拥有17艘战列舰。原来的海峡舰队更名为大西洋舰队，保留了原有的8艘战列舰并装备了新建的战舰。它以直布罗陀为基地，随时可得到地中海舰队的增援，并从外围确保英国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控制。随着俄国舰队在对马海战中的覆灭以及英法协约的签订，英国一直担忧的法俄海军联合的威胁消除，皇家海军得以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海军。1906年底，费希尔完成了新一轮海军部署调整。他将地中海舰队的战列舰从8艘减至6艘，剩下的战列舰也可随时调到本土水域。必须指出的是，海军战略部署调整后，实力得到增强的不仅仅是保卫本土的海峡舰队，大西洋舰队也因为配备了“最好最快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以及最优秀的海军将领”而实力猛增。而大西洋舰队的任务不只是协助海峡舰队保卫本土，它更是要确保英国控制对保卫其殖民帝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地中海。这证明费希尔调整海军战略部署并不只是着眼于本土防卫，他也希望借此加强英国对全球海洋的控制。
　　费希尔调整海军战略部署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推出“小舰队防御”(flotilla defence)计划。在费希尔看来，皇家海军未来的两大任务是保卫帝国的海上贸易和英国本土安全，为此英国需要两支功能不同的舰队。以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机动舰队主要用于帝国防卫，而本土防务则应主要交给潜艇、鱼雷艇和驱逐舰等小型舰艇。因此，费希尔主张抛弃用主力舰队威慑敌人的传统作法，改为大量使用潜艇、鱼雷艇和驱逐舰等小型舰艇来巡弋英吉利海峡，以威慑敌人战列舰的入侵行动。在费希尔看来，战列舰在利用夜色隐蔽的潜艇和鱼雷艇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而潜艇等小型舰艇不仅威力巨大，而且造价低廉，可大大节省本已捉襟见肘的海军经费。推行小舰队防御计划，还可以减轻英国主力舰进行本土防卫的压力，更好地发挥其作为战略威慑武器的价值。为推行“小舰队防御”计划，费希尔强调，英国海军军费应该向潜艇等小型舰艇倾斜，而不要浪费在大型装甲战舰上。
　　费希尔改革使英国皇家海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它从一个“昏昏欲睡的、低效的、被掏空了的虚弱巨人转变成一个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并做好了与德国进行一场战争的充分准备”。尽管费希尔改革存在不少争议，但一战前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认为，“费希尔追求的目标毫无疑问十之八九都是正确的。他伟大的改革在这个充满批评之声的年代里巩固了皇家海军的地位”。丘吉尔强调，长期以来，由于无人可挑战皇家海军的绝对优势，英国海权在固步自封中处境日益危险。费希尔改革敲响了警钟，它迫使皇家海军正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采取实际行动加以解决。更重要的是，费希尔改革对英国海权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海权逐步走向终结。
　　
　　三、费希尔改革对英国古典海权的冲击
　　
　　费希尔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归结为一点，即改革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海权，促使其从全球存在的世界体系，逐步转变为列强竞争时代最大的海上强权。
　　首先，费希尔改革大大增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给一心想迎头赶上的德国海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到一战爆发前，英国拥有34艘无畏舰，德国拥有22艘无畏舰。到日德兰海战爆发时的1916年，英国无畏舰的数量上升到42艘，而德国则为24艘，英国的优势进一步扩大。除无畏舰外，根据英国海军部向议会提交的报告，从1893年12月到1914年1月，英国已下水和在建的战列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和潜艇等新型战舰，在火力、装甲、吨位、速度和数量上几乎都超过了其它海军强国。这表明，尽管费希尔在1910年被迫离开了英国海军部，但皇家海军仍然沿着他制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并重新夺得了海上优势。一战爆发前夕英国舰队对德国基尔港的访问，尽管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旨在寻求缓和英德关系、营造良好氛围的“友好访问”，但仍然让德国海军高度紧张，它深深地刺激了德国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英国舰队访问基尔港后，德国退役海军上将冯・阿尔弗雷德立即撰文指出，英德海军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不得要求德国“按照英国人的意愿发展海军”。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弗希尔改革后的英国海军对德国形成的强大威慑力。不过，尽管英国皇家海军对德国海军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费希尔改革的根本目的并不只是威慑德国，而是要使皇家海军做好同德国海军开战的准备。改革不可避免地将颠覆英国古典海权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使其逐步走向终结。而改革同样意味着“不列颠治下的和 平”将成为历史。
　　其次，改革影响了英国海军作战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马汉的海权论大行其道的时代。以海峡舰队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为代表，“大舰巨炮主义”备受英国海军高级将领的推崇。而无畏舰的出现则将海军史上的战列舰时代推至顶峰，并使得通过舰队决战决定海战胜负成为普遍共识，而费希尔则通常被认为是“大舰巨炮主义”潮流的始作俑者。但事实上，开创无畏舰的费希尔却并是马汉的信徒，更不是舰队决战的倡导者。他青睐的“全重型火炮巡洋舰"(the all-big-gun cruiser)和战列巡洋舰(battle cruiser)最主要的任务不是组成舰队进行决战，而是要凭借其高速机动性和威力巨大的火炮进行远程打击，以单个舰只为单位在海上巡弋，以保卫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在费希尔的构想中，英国不应通过在全球分散配置装甲巡洋舰来保护其商业利益，而是应建造若干艘具有较高航速且威力巨大的新型巡洋舰。无论敌方巡洋舰身处地球上哪个角落，这些新型巡洋舰都将穷追到底，直至捕获或摧毁敌方战舰。这种新型巡洋舰就是战列巡洋舰，日后爆发的福克兰群岛海战证明了战列巡洋舰的价值。而无畏舰实际上只是费希尔同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妥协的产物，费希尔的根本目标还是要发展进行机动作战的巡洋舰。
　　费希尔提倡的“小舰队防御”(flotilla defence)计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基本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大舰巨炮主义”，使得英国可以将主力舰灵活地部署于世界各地，增强帝国的防卫力量。不过，由于潜艇、鱼雷艇等小型舰艇续航力较小，因此必须发展新型巡洋舰来保卫英国的海上贸易。由此可见，“小舰队防御”计划同战列巡洋舰的构想是相辅相成的。在费希尔看来，一国海军力量的核心应该是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而不是战列舰。然而，由于海军军费有限，新建的战列巡洋舰和鱼雷艇等新型舰艇不能完全填补大量老式炮艇退役留下来的真空，而全球各分舰队的主力舰被抽调到本土，更加使得英国部署在海外的海军力量实际上被削弱了。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所以强烈反对费希尔的改革计划，正是因为改革减少了皇家海军的战舰数量，使得未来英国外交政策可能将不再得到来自海军的支持，即英国无法再推行“炮舰外交”。
　　费希尔的“小舰队防御”计划也同皇家海军的保守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海峡舰队司令贝雷斯福德勋爵就批评费希尔主要以小型舰艇承担本土防务的做法，他认为缺乏装甲防护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是本土防务“危险的缺陷”。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和马汉的信徒，贝雷斯福德更推崇传统的战列舰，他一直致力于集中战列舰火力对目标进行远程打击的实验，并认为英国本土防务的基础仍然是战列舰。因此，贝雷斯福德对费希尔青睐的潜艇不屑一顾。他讥讽驾驶潜艇就如同在迷雾中操作小船一样，并认为潜艇可以有效攻击德国战舰的想法十分滑稽可笑。由此可见，贝雷斯福德是舰队决战思想的忠实拥怠。而费希尔则不认为寻求一场舰队决战是明智的，他更倾向于接受时任英国海军部顾问的朱利安・科贝特的“由海制陆”的观点，即以小舰队为核心对敌人舰队进行战略防御，英国主力舰队则主要起威慑和封锁的作用。科贝特认为，英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敌人，而是要牢牢控制海洋，并通过积极防御和严密封锁使敌方的海军难以发挥战略作用，最终通过陆海联合作战的方式对敌方核心区域进行打击，迫使其放弃战争。在费希尔的对德作战构想中，封锁和两栖突袭将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而舰队决战则几乎没有被提及。1908年，费希尔还提出研究对德国发起两栖突袭行动的可行性。根据这一方案，英国将夺取扼守波罗的海门户的岛屿。这一方案成为日后提出的波罗的海突袭计划的雏形。
　　可见，无论是发展战列巡洋舰还是推行“小舰队防御”计划，费希尔都更多地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古典海权的传统。他主张放弃传统的舰队决战，转而采用两栖登陆作战的方式直接攻击德国的薄弱环节。这对一战时期的英国海军作战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战时期的波罗的海突袭计划与达达尼尔远征方案的出台，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费希尔思想的启发。不过，随着英德矛盾的不断激化，单纯靠潜艇和鱼雷艇这样的小型舰艇显然是无法对抗庞大的德国公海舰队，一度得以全球存在的英国主力舰舰队又不得不向本土集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用于全球防卫的战列巡洋舰也作为主力舰的重要补充而向本土集中，这使得英国海外舰队最终仍然沦为本土防御用品，它也深刻地说明了英国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征已难以为继。
　　第三，费希尔改革颠覆了英国海权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发展战列巡洋舰还是倡导“小舰队防御”，费希尔改革都着眼于未来的战争。在费希尔看来，皇家海军应该时刻准备战斗，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凭借商船上飘扬的英国国旗就可以威慑敌人。在全球海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这种传统的威慑作法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回顾历史，继击败无敌舰队之后，皇家海军从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深感不安，整个英国也未像现在这样倾尽全力支持扩建海军以应对未来的战争。这一切都表明，尽管皇家海军实力仍然首屈一指，但英国已经无法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单凭强大的威慑力就能阻遏任何可能对英国权威的挑战。一战爆发前德国拒绝与英国实现真正的和解，虽然鲁莽但坚定地挑战英国海上优势的行动表明，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对英国海权的顶礼膜拜已经开始消退，英国唯有通过一场惨烈的大战才能保住自己的海上优势。古典海权的稳健性和威慑性特点也逐渐丧失。
　　总体而言，费希尔改革带来的皇家海军实力的升级是为了投入一场在欧洲核心地区发生的生死大战。英国必须竭尽全力赢得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无疑是对英国古典海权稳健性的颠覆；费希尔改革尽管仍有威慑性的影子，但皇家海军已经无法单靠威慑就能阻遏对手，而唯有通过一场惨烈的大战消灭敌人，古典海权威慑性的特点也难以为继；费希尔的“小舰队防御”计划和战列巡洋舰方案都是着眼于保护英国的全球利益的，这是对古典海权全球性的继承。但矛盾的是，英国的资源和实力不足以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而沉重的防务负担又使得它仍然不得不将主力舰向本土集中。而皇家海军主力舰能向本土集结的重要前提是英国同法国和日本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欧洲法国能负责起地中海的防务，在东亚日本能填补英国远东舰队收缩的真空。这说明英国为了保卫本土安全不得不削弱在全球其它地区的海军力量，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点也在逐渐丧失。
　　尽管我们不能将英国古典海权的终结完全归因于费希尔改革，但费希尔改革确实体现了世纪之交英国海权的发展趋势，即由全球存在的世界体系逐步退缩为多极海上力量格局中最大的一极。费希尔为世纪之交的英国海权注入了活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其衰落的命运。作为一个体系的英国海权如果缩小为仅仅是拥有最大优势的海上强权，其内涵和范围都必然会被大大压缩。英国海权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削弱，其海上霸主地位也在二战中最终完成了向美国让渡的全过程。
　　英国海权最终衰落的命运说明，海权强国如果在统治海洋之后无法利用有利的时机建立强大的陆权，无法保证国家的发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都得到有力的支撑，无法在社会生产和制度创新方面保持持续的活力，那么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科技的发展，传统海权强国的优势也会逐渐削弱。英国的历史也说明，一个陆地资源有限、缺乏发展空间的国家，最终必然将被同时在海洋和陆地上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所取代，因此英美海上霸主地位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英美海上霸主地位的转移也说明，英国式的海权是完全建立在单纯的海军力量、商业帝国和特殊的岛国地缘政治环境基础之上的海权。英国缺乏深厚的陆权基础，它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和人口资源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建立强大的陆权。而费希尔改革仍然受制于陆权基础薄弱这一现实，改革从根本上讲只是尽可能地发挥英国海权优势而掩盖陆权弱点的有限战略调整。它虽然在应对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无法从根本上弥补英国海权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式的海权对于大陆国家占据明显优势，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科技的进步，大陆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陆海兼备型的大陆国家――表现出更为深厚的发展潜力和更加强劲的上升势头。美国海权取代英国海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建立在强大陆权基础上的海权，并且在海陆两个方向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活力。美国海权的崛起证明，在未来的世界权力格局中，海权必然要与陆权结合得更加紧密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传统的海陆二元论也必将被海陆一体化所代替。而这对于中国海权未来的发展而言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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