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美国靠啥生活【解谜:张学良遗物归于美国“哥大”】
时间：2020-03-23 07:39: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哥大，文物的最后收获之地 晚年，张学良和夫人对他们在一生中最艰难情况下保存下来的遗产归宿，曾有过几种方案。最先张学良曾准备将所有收藏文物，都交给他和赵一荻多年至友、台北士林凯歌教堂的牧师、1964年他们受洗和结婚的见证人周联华先生。因为周牧师不仅在台湾是知名基督教牧师，同时也是位资深教育家。张学良知道周联华是台湾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如果将上述文物交给周联华牧师办的东海大学收藏管理，无疑是可以信赖的。同时，也不必因为一些有政治倾向的文电信札，是否会遭到收藏者的拒绝而感到担心。周联华毕竟可以与这对老夫妇进行更加妥善的商议后，按照张学良夫妇的意愿接收和管理这些珍藏品。
但是，张学良却坚持不把自己多年来在国民党监视下保护的珍藏文物留在台湾。尽管他在1990年已经有了自由，然而，张学良始终不想将台湾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除了岛上潮湿的气候让他生厌之外，还有心理上难以言喻的障碍，阻碍着他把重要文物都留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希望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
关于张学良的遗物为什么不留给台湾，海外相关媒体也提供了较详细的内幕。其中有人引赵一荻对遗物问题的谈话，内有下列内容：
赵一获：我们没有这种思想，就想对国家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我们为什么不捐赠给台湾呢?因为他们可能就歪曲事实，而且，谁敢保证?你到台湾人手里，又怎么样呢?
采访者：不过，那您说您的后代有没有人愿意要?
赵一获：我们不管他们愿意要。不愿意要。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没有这种思想，很多人都要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没有这种思想。
采访者：我们替后边的学者和研究生感谢!
赵一荻：我们要是能对国家、对旁人有所帮助，我们很愿意。
采访者：所以我说，您要有资料，要给人家的。您先别让人挑，我们先看看，因为我们想知道您看的书，写的心得，这都是我们要收起来的。
赵一获：我们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也不要渲染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卖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要拿这个资料去卖钱，我何不给你去卖?
采访者：所以我愿意跟您讲，您看过的书也罢，您的笔记也罢，学习整理的笔记，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运到哥伦比亚大学，将来把它存起来的话，确确实实，都是实际的东西。没有任何渲染。
赵一获：如果这事给人家知道了，外边的闲话就多了。骂我们的人就很多了……这个事情还是有危险的。不是说现在，就说当年，你要讲他(张学良)的事，有危险的。现在既然如此，你要讲他的事，我不是警告，这对政治，对于我们台湾，都有关系。
……
这时，从美国来的哥大采访小组人员不失时机地建议张学良：可否将上述文物，连同他所做的历史口述资料一起，都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加以珍藏。这无疑是个大胆的建议。此前，虽然韦慕庭教授在采访人员前往台湾之前，曾经委婉地谈起过在收录张氏历史口述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与之相关的文物(包括照片和信函等等)，但是，那时采访人员还不敢有此奢想。现在，当他们发现张学良夫妇为偌大一批珍藏文物，迟迟寻找不到妥善归宿而备费踌躇的时候，这才提出了上述建议。这使陷入困境的张学良眼睛为之一亮。
可是，由于张学良垂暮将至，来日无多，而他虽然耄耋之年，但毕竟人人皆知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所以。事关他身后手边多年积存文件和文稿的去向，必定要成为各方极为关注的焦点。而赵一荻在张学良有把他的文件和手稿等物移赠美国的意向之后，更为焦虑的则是这些张氏文稿在向台湾以外国家转移之时，会不会因为不慎而生出意外。张学良此时的担心要比其他人更甚。这一点，可从赵一荻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台的一位采访人员的一番交谈中略见端倪：
采访人员：我们的顾问(指罗福教授)，他对我们讲，他的学生在这里(台湾)和在美国国务院都是管文化的。他就说，假如你们认为有些东西不容易拿或者是……(原文如此)他们可以给带出去。
赵一获：我是听他们讲了，所以要很小心。文件。台湾带出去；文件，台北带进来。他们都要注意的。我们的海关上。我们的人呀，都要注意的。情报(局)的人，都要注意的。我不愿意说了。我要警告你们，他(指张学良――引者注)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有好多人不愿意他说话，虽然老的、小的(指蒋介石和蒋经国)都不在了。但还是有。总归要小心，尤其是情报人员，他也能卖钱。他把这秘密卖出去，也能赚钱。所以我要警告你们，你们美国人很天真的，有很多事在美国没有的，所以你们对这件事不了解。
尽管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得到张学良这批珍贵的文稿、日记、信函等仍然心情迫切。该校是在已经握有张学良历史口述资料的时候，再来进一步交涉张学良文稿保护权的，因此他们成了这场文物争夺战中最具有利地位的一家。至于台湾党史馆、国史馆等机关，虽然在这时候也把眼睛盯在张学良身上，并且不时透过一些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人，从中做些游说工作。然而，台湾企图收藏张学良文物的人均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还不在于美国人派来采访张氏的小组成员。借口述历史之便与张氏夫妇洽谈张学良文物的接管权，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张学良对台湾情治机关、党史馆等单位没有好感。国民党在“两蒋”统治台湾几十年中，带给张学良的都是并不良好的印象。尤其是蒋介石严厉限制张学良人身自由的那段时日，张学良真正体会到幽禁生涯的艰难和困苦。如今张学良一旦有了人身自由，并且身边允许有美国人和他交谈历史，这个机会对他而言就是千载难逢的。何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当时的张学良眼里，又是数十年关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高等学府。而该校早在他之前，就曾经对国民党的其他高层政治人物，如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人保存过丰富的口述资料，而他深知如果把他的文物文稿送给这家学校，对他本身无疑有一种引为自豪的安全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张学良最后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他文稿的最后收藏之地。
文物：封存到2002年才能面世
不过，尽管如此，在199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对此仍然持有举棋不定的态度。他心中的另一个顾虑，就是因为他不熟悉美国的法律。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文稿和文物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最后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更不知与外国学校打交道应该如何建立关系，走什么手续，捐赠者有什么权利。更主要的是，张学良认为：如果捐献这批文物，就要系统地一并转交，美国哥大如果因为政治的原因接收其中某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文物时，他的“面子会不会丢在国外”?在种种顾虑中，采访小 组中的某一成员决定充任张少帅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间牵线人，从中斡旋和玉成此事。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和他们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同等重要。张学良夫妇对于文稿移交美国人一事格外重视，特别是赵一荻女士，更加深知这些文稿对张学良的重要性。因为张学良漫长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他子承父业后的东三省易帜；第二乐章是张少帅出师中原，以兵调停蒋冯阎大战；第三乐章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现在由赵一荻一手操持的张学良文稿移交事宜，就是对张学良进行人生后事的最后安排――口述历史与移交文物史料，无疑就是张氏人生的第四乐章!
张学良的文物非常珍贵，也非常诱人。哥大采访小组感到这些都是最为珍贵的文物，可以与张学良进行四年多的历史口述形成对应的两种历史文献。口述的历史可以整理成文字传世，而照片、日记则为更加生动具体的历史镜头。张学良每向采访小组成员出示一幅历史照片，都会为他们讲述一段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可以作为史实留存千古的。采访小组成员在走进这间封闭的储藏室后，已经深切地感到：他们将负有神圣的整理义务。而这种艰难的整理则是一个更加深沉的历史回顾，一个更加繁重的担子落在了他们身上。一张张照片、一页页文稿、一册册笔记，都清晰明确地将张学良在若干年前的历史风云凝缩进小小的方寸之地。特别是张学良自己管理的一只小铁箱子，里面珍藏的东西更是难得的历史档案。
自然，能为哥伦比亚大学争取到这样一批价值连城的稀世文物，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他们也深知如若得到这批文物，并非轻而易举，必须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否则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其中除张学良感到为难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之外，采访小组成员感到为难的是：如果张学良将这些现在保存在台湾的文物，运往美国去，会不会引起台湾当局的反对和舆论界的非议。因为前些时候当她代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小组前来台湾对张学良进行历史口述时，一些人曾经私下指责张学良为什么不把自己如此珍贵的口述资料留给台湾的某一机构收存。可是，张学良却果断地对采访小组成员的上述顾虑明确作出了解答，张学良说：“在美国哥大之前，任何地区也不曾有人为此事和我进行过接触和探讨，包括台湾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以。捐献给美国哥大图书馆保护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采访小组的一位成员开始在台北和纽约之间飞来飞去。当哥伦比亚大学得知张学良有捐赠珍藏文物的意愿以后，以韦慕庭和罗福教授为首的哥大图书馆，表示可以接受捐献者的任何合理要求，根本不存在拒绝接收某些有明显亲共色彩文物的尴尬事情。接下来的就是有关捐赠文物的细节问题，这位采访小组成员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权代表，带着草签的捐赠文本从纽约飞到台北来，张学良的意见是：他所捐献的全部文物均与自己对哥大进行的历史口述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他要求所有相赠的文物，最好要在2002年口述历史公开发表的同时对外展示。哥大方面开始时主张文物可以与口述历史的内容分开展示，但是，由于有张学良的上述建议，经考虑后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将所捐文物一直封存到2002年才面世。
装箱：文物悄悄运往美国
至于张学良文物的存放地点，开始时双方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惯例，从前这里没有为任何一位外国历史人物专门辟设展馆的先例。即便美国本土的历史人物所捐遗物，也大多混放在一处，统一加以封存和保护。可是，张学良却十分担心他捐献的文物，会因为与众多外国人的文物混杂一处存放而失去它特有的作用，有些文物甚至还会因为这种混杂存放，年深日久后会发生遗失或损坏。因此，老人希望哥大最好辟有专门存放的仓库，加以保护。
同时，张学良又通过采访小组向哥大提出另一建议，即这批珍藏文物在2002年公开展出之前，最好预先做出一个编目。老人的担心是，这些文物在2002年公开之前，会不会由于哥大图书馆管理上的疏忽而机密外泄。为了慎重起见，张学良对此要求十分严肃，他甚至请人将他和夫人的上述忧虑，转告给正在美国纽约的那位小组成员，并希望她对他们上述请求最好能作出书面的保证。
这时，采访小组的成员对张学良将军进行的历史口述工作已近尾声。他们现在才感到如何顺利和安全地把张学良的相关文物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张学良先生要求他们所做的，乃是关系到这位著名东北军将领身后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们理解张学良的慎重。同时也感到精神上的压力。毕竟要她作出书面的承诺，才可以签约的。他们首肯了，并且很快就以传真的方式，将哥大校方同意张将军请求的意见通告给台北。哥伦比亚大学出具了正式的文件，聘任采访小组成员×××作为张氏文物2002年公开展示前的编目整理人员。不久，这位女士飞往台北。代表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签署了文物捐献的正式文件。
就在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与美国人紧锣密鼓地筹划这批文稿如何启运离台的时候，此消息不知从何渠道悄然外泄了。不久，就有一位和张学良相熟的友人，前往荣民总医院，探望正在那里治病的张学良。此人是代表台湾国民党的某一机构前来，交谈之中委婉地提到了张学良将把他的一批文稿，交给美国一所大学进行保管的问题。张学良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也早在他预见之中。毕竟他的事情在台湾曝光率甚高，再说他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派来的人员接触也过于频繁，消息终有一日外泄，是完全可以估计到的。因此张学良对于友人的质问泰然处之，听说台湾某一机构想收藏张学良这批文物，张学良再也不敢虚与委蛇，只能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说：“现在，我不能一女两聘，再说，如果你们想收藏，为什么不早说呢?现在我已经答应给了人家。不能再给你们!”
就这样，张学良想把一批文稿交给美国人替他收藏的消息，就渐渐地在台湾传开了。为了不使筹划多时的文稿移美一事节外生枝，张学良和赵一荻等可谓费尽了精力。而且当有人直接向张学良询及此事以后，情况就变得有些刻不容缓起来。当一切都按部就班开始运作的时候，张学良和夫人忽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那就是从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北投“朴园”搬往台北天母一幢租来的公寓中。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张学良搬家的最终目的，是他和赵一荻永远地离开台湾，迁往美国定居。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文物和口述历史全部结束以后的行动，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台湾又必须要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张学良搬出北投后，大批文物移往天母公寓。那里是个非常拥挤的小天地，而偌大的北投“朴园”则成了一座空荡荡的废园。哥大的工作小组仍然不舍昼夜地工作，大量文物急需装箱待发。在这些非常困难的日子里，张学良夫妇又因病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虽然两位老人身体违和，但是他们对那些即将运往纽约的珍藏品却始终没能释怀。其原因是，一年前张学良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这批文物是否与其他文物混放一处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接收文物一方的正面答复。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对张学良夫妇的上述要求并非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依哥大当时的收藏条件而言，他们还不具备为张学良将军捐赠品开设一个单独展馆的条件。其间该大学曾谋求过向社会广为集资的方案，以求得在固有展厅之外另设展馆，以成全张将军的夙愿，然而此举没能如愿。现在当大批文物即将发往美国的前夕，张学良再次通过采访小组向哥大重申他们的忧虑与请求。
但是，哥大感到对张学良单独建馆确有难处。在这种情况下，哥大派来的代表拿出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无法解决建立新馆的情况下，可否将哥大图书馆中现存的一些过厅和库房，重新加以整修和改建。这样既可以节省资金，同时又满足了张学良将军的请求。经过哥大这位代表的积极努力，这一方案最后得到了校方的认可和通过。于是，在台湾紧锣密鼓由哥大代表等筹划整理文物装箱的时候，纽约哥大图书馆也同时加紧了改建展馆的工作。
1993年冬天，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永远地告别了他们生活三十多年的台湾，飞往美国夏威夷做永久的定居。也就在这时候，他们在台北北投的“朴园”已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转卖给新加坡一位巨商。张学良在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万余册图书悉数捐赠给周联华牧师主办的东海大学图书馆后，将其他重要文物，如手札、信函、字画、照片、日记等，都在等人整理装箱后，悄悄运往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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