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思想内涵【简论《呐喊》与《彷徨》的文化思想内涵】
时间：2020-02-29 07:24: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通过对鲁迅的《呐喊》、《彷徨》具体文本的分析，揭示其所蕴藏的文化思想内涵，并借此昭示这些思想文化内涵之于当今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呐喊》 《彷徨》 文化思想 内涵
鲁迅生活的年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蜕变，中西方思想文化发生猛烈的撞击。他作为对社会和时代最为敏感的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成了这精神蜕变和思想文化冲突的承受者。他对社会的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改变不了民族被欺凌、人民被压迫的现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而都以失败而告终？令鲁迅先生感到沉痛和迷茫的是：物质上的变革行不通，制度上的革命也失败了。他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现了隐藏在这些失败背后的东西――中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思想，即国民性，于是开始从精神层面上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探索。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那时，他们经常讨论的几个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作者是通过与西欧和日本的比较来寻找答案的。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且“首在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而我国的封建传统伦理则是漠视人、压抑个性的，只把人当作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来看待。在与日本国民性作比较时，鲁迅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入侵；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既然要“复兴”，要“改善”，自然也就要引进新的文化思想。“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以激活国民性，补正中国国民性中的缺陷。然而“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然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2]于是代表传统文化思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便要出来抵制这“与他为难”的新文化思想的“扰乱”。新旧文化思想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在《呐喊》、《彷徨》里有着深刻的揭示和具体的体现。
一、以幼者为本位的进化发展思想取代以老者为本位的退化保守思想
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三纲五常”是其核心，其中“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制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3]，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传统伦理道德里，“子”“妻”是依附于和必须服从于“父”“夫”的，更不用说“君”了，他们是幼弱者。老者对幼弱者有着绝对占有和支配的权力，这集中体现了老者本位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往往是“前者（老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却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幼弱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5]。面对这种以老者为本位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鲁迅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6]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7]。
这种“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的进化发展观根植于《呐喊》、《彷徨》，并支撑着《呐喊》、《彷徨》的思想构架。在《狂人日记》中，作者看到的是一个血淋淋的礼教吃人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吃人，甚至“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但作者最终想到的还是幼者（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孩子毕竟是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吃过人的人更有意义，更近完全，也更有价值，更可贵。作者把民族的出路和社会变革的希望都寄托在青年孩子（幼者）身上，因为“毁坏这铁屋”、“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8]，正需要这些后起的幼者，这也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否则，变革老者本位的社会的希望就没有了，整个民族都成了“出窝儿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9]。到那时，中国也就“国将不国”了。怀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作者最后发出了焦虑而沉痛的呼唤：“救救孩子……”
站在“我”和孩子的对立面的老者的代表是“我”的大哥和医生等，他们是“厨房”的主人，是这个食人社会的维护者。他们自己被人吃，也吃人，同时逼迫别人也去吃人。“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10]
《风波》中的七斤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只是躺着哭”，长者的独霸、幼弱者的无力尽显出来！在《故乡》里，“我”对少年润土曾是何等地崇拜，而他父亲终于把他带走了，伙同社会吃掉了英雄的润土。当润土再度站在我面前时，“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这使我无比地痛楚。这不单是“我”英雄崇拜失落的悲伤，更是作者对幼者的希望化为泡影后的创痛。但作者对他们仍寄以极大的关爱、同情和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到了《彷徨》，作者不再仅仅是表现为关爱和同情了，而是“立意在反抗”。《离婚》中的爱姑敢于对公婆和丈夫口出狂言，《伤逝》中的子君能够对社会大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对老者本位思想的公然挑战。我们在《高老夫子》中看到了幼弱者集体力量的胜利。陈腐虚伪的高老夫子在学生的一片哄笑声中退出了讲堂，这不仅仅是青年学生（幼者）对高老夫子，而且还是对万瑶圃、何校长，乃至对整个老者社会的胜利。作者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并为此“单知道要战斗”、“深沉而坚韧的战斗”。
二、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解放思想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思想
宗法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体现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封建家国的集体利益，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家国集体。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思想曾有过有益的历史作用，但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便在集体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宗法集体思想观念深深渗入到国民的精神意识里了。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事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11]结果，每个人的精神意识，或有意识地，或盲目地都服从着家族集体利益，不仅自己服从，也要求别人服从。若是有谁因为个性而展示“个人的自大”以致越轨，那“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12]他就会是家族社会的“国民之敌”，“合群的自大者”也便要党同伐异，直至把他消灭。这样，社会就平静了，但个性也扼杀了，天才也消灭了。他反对这种扼杀个性、蔑视个人生存的家族宗法制度，而竭力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解放思想。鲁迅先生认为，改造国民性应“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13]并且竭力呼唤着为争取个性的自由解放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4]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呐喊》、《彷徨》中，我们看到许多人被残害于家庭宗法制之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他发现了封建旧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吃人的本质，于是被认为是疯子，是独异者、个人自大者。因为，“我”看透了他们（统治者）的本质――“狮子似的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他们（群众）都在吃人，同时也在被吃，他们中“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一起（统治者和普通群众）都要来吃“我”。个人（特别是充满活力的“自大”的个人）被整个集体社会吃掉了，而这个社会正是由家族宗法制来维系的。
封建“社会组织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这个组织是决不允许个人游离于家族之外的，就是女子的婚嫁也不例外。出嫁只是女子从一个家族安全地转移到另一个家族，被纳入到另一个家族体系当中的过程。她们是绝对没有游离开家族而享受社会自由权利的，所以《祝福》中的祥林嫂，从夫家逃出来，脱离夫家卫氏家族的控制，享受着这难得的自由，所以“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卫氏家庭显然不允许自己的家族里有这样的“游离分子”，于是就把祥林嫂捆了回去并把她改嫁了（即安全地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了）。就这样，在毒蛇一般的家族的吞来吐去间，祥林嫂被吸干了最后一滴血，最后死在阴冷的祝福时节。
在《彷徨》中，我们听到了为个性解放而奋斗的声音，也看到了宗族法制的黑手对个性扼杀的血痕。《伤逝》中的子君，为了爱情婚姻的自由，坚决地要脱离她所隶属的家族，宣告：“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个性主义的号角，但是家族控制的社会很快将它扼杀了：涓生失业，子君忧郁而死。《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也都是个性解放的追求者，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对于他们，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因为他们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当时所热烈追求的，尽管他们都以失败为告终，但仍然掩盖不了作者那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光辉和与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思想坚决斗争的精神。
三、以“下”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取代以“上”为本位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古已有之，《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古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是一种“上”治“下”的封建等级关系，“上”对“下”有绝对的统治权，“下”对“上”必须绝对地服从。这样，人肉的筵宴就安排好了，以供“上”来享用。自己被别人（上一级）吃，也吃别人（下一级），但不管是在哪一级，体现的都是以“上”为本位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国民意识中延续了几千年，已经根深蒂固了。虽然辛亥革命之后实行了民主共和制度，但人与人之间的封建等级关系及其思想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些在革命前是奴隶的人们一旦掌握了政权，便又把广大社会群众当作自己的奴隶来看待。辛亥革命后，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5]同时鲁迅又给予广大受压迫的、受歧视的下层人民群众极大的同情，在《呐喊》和《彷徨》中展示了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真人情，也希望他们能够自强。这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这种思想观念的对立在《呐喊》、《彷徨》中有鲜明的体现。孔乙己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向“上”爬，却未能实现，丁举人打折了他的腿，他也只是说是跌断的而不敢反抗（哪怕是语言上的反抗）。因为“上”对“下”有绝对的权威。丁举人的行为是合乎封建礼法的，而浸淫着封建等级思想观念的人民群众在根底里就认同了丁举人的行为，无意地成了丁举人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上的帮凶。最后，孔乙己在向“上”爬和“上”对“下”的压迫下，在麻木、蒙昧的庸众的嘲笑中，消亡了。阿Q更是一个典型，他不仅承认“上”（赵司晨、假洋鬼子等）对自己的欺负，并很快将其忘却，而且也欺负“下”（小D、小妮姑等）。在《革命》一章里，他那以“上”压“下”的等级观念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它！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在阿Q的思想观念里，自己成为革命党，那就是在“上”了，于是便以为可以随便杀人，公报私仇，占人财物，淫人妻女。这或许就是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的“杰作”。
鲁迅先生处处都在关注着正在深受苦难的“下等人”，体现出那以“下”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展示出“下”与“下”之间互助互爱的“真人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使作者感到了灵魂的震动，车夫在老妇人倒地之后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个人的考虑，他不是从自我的道德名誉出发，更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出发，而是非常自然地首先照料、安置倒地的老妇人。车夫与老妇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挚的感情是建立在彼此完全平等的人道主义意识之上的，没有任何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玷污。车夫的形象便是作者的人道主义追求，是下层的劳动人民之间互助互爱的“真人情”的现实化身。在《故乡》中，作者写道：“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历过的。”
总之，《呐喊》、《彷徨》体现了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文化思想发展的方向：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追求，来反对老者社会、宗法集体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以求能有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在那里，幼者能健康发展；个人能自由、独立和平等；社会能民主、人道。
鲁迅说，他的文章至今还能激起人们的兴趣，还有人爱读，可见社会病根和毒瘤之尚在。当代，新的文化思想还未完善，旧的封建文化思想还占据着人们的思维意识。邓小平说，我们对于封建传统继承得多，对于封建传统中糟粕的清理或许需要有几代人的努力！“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是最好的演示：对“上”的瞒，对“下”的骗；对“上”的捧，对“下”的压；有主子的凶暴和残忍，有奴隶的顺从和麻木。余杰说：“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的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封建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16]“文革”是一个集体疯狂的时代，有思想有个性的“个人的自大者”成了庸众的“国民之敌”，像刘少奇、刘志新、老舍、沈从文等。这是新宗法集体对于个性思想的摧残和扼杀。他还描述：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住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说：“救救孩子！”[17]
这种不平等的封建等级观念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封建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18]
现在，洗涮这“黑色的染缸”，重塑崭新的国民精神，建立幼者能健康发展，个人能自由独立，社会能民主、人道的国家，在这过程中，我们仍能从鲁迅的文化思想中汲取力量，使我们能在彷徨之余继续呐喊。
注释：
[1]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64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3][4][1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第63页。
[5][6][7][8][9][10][12][13][1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第217页，第311页，第57页，第66页。
[15]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16][17][18]余杰：《火与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2页，第86-87页。
（杨运来 云南省蒙自市红河学院国际学院 6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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