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恐惧财富的日子_在恐惧中度日子
时间：2020-02-17 07:36: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财富的恐惧,造成了那个扭曲年代的荒诞经历。 60岁的北京老人陈自强,今年5月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找到了“发小”――张红兵和林纲。他们共同居住过的北京崇文门(当时的哈德门)外花市附近的胡同,早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拆除。从那时起,这帮“发小”就断了音信,这次见面甭提多高兴了。
把酒言欢之后,现在有车有房、安享晚年的三个儿时玩伴,话题时不时聊到“文革”时那段荒诞的回忆。
破四旧:视财富如“粪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北京城,还是一幅典型的郊区景致: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都被林荫遮蔽,路上偶尔有几辆汽车驶过,周边的人们会投来惊奇的目光。随处可见菜园、果树和河流。北京城都笼罩着安详、宁静的气息。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席卷而来。1966年,在8月18日“文革庆祝大会”上,在林彪的号召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1966年g月底的一天午后,那时已经在北京一所师范中专学院上学的陈自强,一走进自己居住的四合院,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隔壁邻居杨大叔、他的妻子还有5个子女,都跪在院子的中央,脖子上挂上了写着“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是寄生虫”的大纸牌。四周挤满了附近来看热闹的邻居。十几个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还轮番用棍棒抽打杨大叔,被剃了阴阳头的杨大叔几次被打倒在地上。陈自强也不由自主地,像周围的邻居一样跟着这批造反派高喊“打倒资产阶级”“消灭寄生虫”。
杨大叔是陈自强居住的崇文门东花市旁边一所漂亮的四合院的主人,是他居住环境里首屈一指的富有人家。四合院共有20多间房,是祖辈留下的。解放前杨大叔的哥哥、姐姐都去了香港。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出租房子的租金和香港亲属每月寄来的生活费。
但在那一天,邻居杨大叔的财产刹那间“灰飞烟灭”。造反派搜遍了他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所有象征“四旧”的物件:字画书籍、金银首饰、文物器皿,该烧的烧,该砸的砸,该没收的没收。
与杨大叔同住一个四合院,租住杨家三间西房的陈自强家也开始惶恐起来。陈自强的母亲肖锦花是东花市街道办主任,那时候也属于“权力派”,但她已经感觉到运动不断扩大和蔓延带来的危险。
“居委会主任天天管人,是旧思想遗留,也应该批判……”在批斗会上,已经有人对肖锦花开始质疑。
一回到家,肖锦花就把房门紧锁,开始清理起“四旧”来。陈自强也帮着母亲收拾起来,旧照片、邮票册、旧旗袍,以及收藏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当时正在批判的“反动小说”,甚至连给陈自强祖母准备的寿衣,都在火盆中付之一炬。其中那些邮票,都是陈自强七八年来一张张积攒来的,有些是跟同学软磨硬泡交换回来的。
家里有3件清朝瓷器,是父亲的最爱。母亲做主砸碎了,并将碎片用一块破布包好,等到天黑时,让陈自强走到离家很远的菜园里倒掉。
没想到等陈自强回来时,家中已经挤满了红卫兵。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领头的造反派进门就说,“就是要突然袭击,看看居委会主任家有多少‘四旧’可破。”由于母亲的提前“安排”,他们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就把母亲来不及处理的门口的八仙桌抬走了。临走时,还将挂在玻璃窗上的窗纱摘走了,说是“搞资产阶级情调”。
那段时间住在同一个胡同的张红兵、林纲、陈自强三个小伙伴,一见面偷偷讨论的,都是“你家处理了什么”,“我家扔掉了什么”,好像扔掉的不是财物,而是灾难和厄运。他们虽然惋惜自己喜欢的物件就这样没有了,但更幸运的是,不用像那些“资本家的儿子”一样,天天被游街批斗。
离他们居住区最近的一间公共厕所,掏粪工人几乎每天都能从里面掏出不少的银元珠宝或首饰,都是附近一些殷实的居民怕厄运降临被迫扔掉的。扔的时候,也都是选择半夜的时候偷偷过来,唯恐邻居们看到认出自己而惨遭批斗。
据《城记》一书记载,自“八•一八”文革庆祝大会之后,仅20多天,北京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主动交出各种财物,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而当时的北京城市民,大都居住在二环以里的一千多条胡同里,一个大杂院或是四合院就居住着好几户甚至十几户人家。11.4万多户平均到这片拥挤的居住区,可以想见抄家的密度。陈自强们的惶恐,也自是可想而知。
300元积蓄放在鞋里被卖掉
“文革时期”,社会上最响亮、最自豪。最革命的名词就是“无产阶级”。既然是无产阶级,顾名思义,就是没有财产,没有财产就是贫穷,越贫穷,革命就越彻底。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后代都被称作出身不好,无论他们怎么积极改造、努力表现,在入党和好的工作机会面前,都必须得“靠边站”。
陈自强虽然不是地主、房产主的儿子,但因为父亲是“小业主”,入党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父亲是解放前是个商人,主要与港澳的商人做买卖,1956年公私合营,把自己所有资产交给了国家,按照当时的赎买政策,国家给了陈自强父亲股息,允许每个季度到入股的国有公司领取几十元钱的股息,用于生活的补贴。“文革”开始后,父母很害怕,就主动把所有剩余的股息和有关证件交到了公司,以此表示自我革命。
但是政治上的这种“污点”是不能抹煞的。“因为我家领取过股息,而股息是剥削的产物,所以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养肥了我,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身上的体现,今后我要很好地改造自己,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和检查”。陈自强至今仍对那时需要不断检讨的话,倒背如流。无论是1969年参加工作、1971年入团,还是1973年入党,这番话是陈自强必须在大会上向有关领导认真反省的。
陈自强在学校参加工作不久,就当上了报社的业余通讯员,经常会把学校教育改革的情况写成新闻稿投给报社。每次得到5元至10元的稿费,在每月的工资只有30多元的时候,那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他不敢有丝毫犹豫,就上交到学校教务处,说自己要革命彻底,希望这笔收入作为学校的公共支出。教务处处长赞许着欣然接受。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真不需要钱吗?真的视钱财为粪土吗?答案是否定的。陈自强他们,比现在更看重那时少得可怜的钱。
刚刚工作时的陈自强,每当领取工资时,看到签字表上前几位一级教师的工资是80多元的时候,心里总是羡慕不已。身体底子不错的他,偶尔献200毫升的血,领取20元的高额营养费。工作三年后,他才攒钱买上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文革时期,物质也相当匮乏。陈自强的伙伴张红兵清楚地记得,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所在的居委会自愿组织了互助组,每人每月缴纳一定的互助金(5～10元不等),组成公共互助金,谁家有急用,就先用上。许多人没到月中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只好去单位借下个月的工资。
在那样贫困的环境下,稍有积蓄的人也不敢“露富”。张红兵的母亲杨大妈,平时很能攒钱,竟然有300元的积蓄。那时人们怕被红卫兵纠察,不敢把钱存银行,杨大妈就偷偷地把积攒下来的300元钱放进旧鞋内。没过多久,家里人就把旧鞋当作废品卖掉了,那300元钱也不知去向,杨大妈为此大病了一场。
陈自强的另一个发小林纲,也有相似的故事。他的爸爸林天树,解放初做个体小买卖,辛辛苦苦积攒了一些钱,因为怕别人知道,惹出大祸,就把钱装到信封里,放到自家的炕洞内,一放就是两年多。到了1968年,林纲的哥哥去山西插队,林大树想把这包钱给儿子带上。结果,他往炕洞里一摸,摸出一个湿乎乎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摆放整齐的500元毛票全部霉变了,相互粘在一起撕也撕不开。林大树赶忙拿到银行去兑换,经银行的工作人员检验,这些钱损毁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兑换标准,成了废纸一包。林大树为此精神恍惚了大半年。
光阴荏苒催人老,时至今日鬓已斑白的陈自强们,从不尽的回忆中走回来,都很珍惜现在的时光。能够自由地数钱,这种幸福只有跟过去的岁月比起来,才显得如此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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