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格蒙特·鲍曼的园艺社会学]鲍曼社会学
时间：2019-05-17 03:19: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的园艺社会观第一次将现代文化判定为一种园艺文化，将对现代社会的管理看作是建设花园的实践。他运用园艺化的隐喻，将现代性诞生以来的社会规划看成是一个社会园艺化的过程，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人类人工设计的花园，其中社会管理者就成为园丁，社会成为被园丁管理的对象，精心培育人工植物与清除花园中的杂草则成为园丁管理社会的两大主要目标。
关键词：现代性；园艺文化；园丁；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52－04
自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以来，即理性与科学成为人类开展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社会进步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普遍相信社会总是在往前发展、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並且相信为了美好社会的早日来临人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在创建秩序的这些手段和措施中，鲍曼用“园艺”来隐喻自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构建社会秩序时采用的种种策略与机制，这些策略与机制在与现代性的核心要素——理性与秩序相互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观念，即鲍曼所说的现代园艺社会观，即“它将所统治的社会看作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一、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
鲍曼把前现代文化称为“荒野文化”，现代文化则称为“园艺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现代性就是在这两种文化交替时产生的，即“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wild culture)向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转变的过程”。
在荒野文化中，人们的活动既不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模仿，也不是一种有自觉意识的塑造，人类是在一种混沌与没有自觉性的状态中生活，他们从没有产生过关于人类世界的起源、发展与未来等诸多想法，也从不去干涉未开发的自然的自发进程，因此“荒野文化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不管这种强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同时由于“荒野文化是一种内含自我平衡和自我维持机制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诸模式共存的现象，这一文化对其政治统治者来说，从未表现出一种对于管理的需要，从未表现出对于有目的的干预的需要”，即使有干预的需要，那也是为了使这一文化本身能够维持原状。因此，在荒野文化下，人类由于缺乏干预社会的经验，导致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停滞不前，“阻碍了那种认为人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人创造的，其特征是约定性的和历史性的思想的诞生”，于是人类对于“自然性”的信念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态度。对于哪些是属于自然性的观念，鲍曼认为：“肤色、体重、气味、风俗和政治制度……它们都被理解为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人种差异的体现，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这是预先决定和预先注定的存在之链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被看作自然而然、永恒存在和命中注定的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如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甚至男女之间的差异都是以自然的面孔存在，人类对这些差异的认识和对差异原因的解释始终局限在自然的、固定不变的，永远无法为人类实践所控制的层面上，因为在荒野文化中，任何越界行为都是一种罪孽，都会被认为对事物的神圣秩序的篡改。
在园艺文化中，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社会活动模式正好与荒野文化相反，人类在园艺文化中，首先是注意到了先前业已存在于荒野文化中的种种自然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了园艺文化发轫的重要基础，正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异被触动了，它们才不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表现为‘历史的’，也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对象’”。鲍曼以权势者对其臣民的生活方式的态度为例来说明园艺文化与荒野文化在对待“自然性”的态度上的不同。在荒野文化的时代，“权势者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臣民的风俗习惯截然不同，但前者的生活方式从未成为后者仿效的理想；这里，权势者从不曾有意识地从事于一种改变臣民生活方式的活动，因为从未想到把后者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种‘对象’，一件试图去‘控制’並‘影响’的事情”。而在园艺文化的时代，权势者的生活方式被通过文化区隔、文化等级的方式强加给了普通臣民，有教养的精英文化与平民大众文化的决裂，使得权势者的生活方式成为上层，而普通臣民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下层。上层的权势者不再承认生活方式的差异是一种自然性，他们意识到並期望自身的生活方式经过推广成为全民效仿的榜样，而臣民的生活方式作为异类、杂草被铲除，並将其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他们积极主动帮助臣民改变其生活方式，园艺化的改造运动由此开始。可见，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类是否主动地去干预生活，是否有意识地对生活环境进行规划与设计。鉴于此，“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在这种设计下，一切均顺其自然並对自然充满信任的情况一去不复返，对自然的特征——自生自发性也产生了怀疑，园艺文化由此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即通过人工的计划性来界定自身、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二、从猎场看守者到田园园丁
鲍曼把荒野文化和园艺文化中的统治阶级分别冠以猎场看守者和田园园丁的称号，用这对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两种文化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不同功能，並且利用从看守者到园丁角色的替代过程间接地说明了园艺文化兴起，荒野文化衰落的深层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或者说荒野文化中，统治阶级扮演了看守人的角色。在这里，看守人以一种双重矛盾的心态来面对自身的生活状况和整个社会，一方面，看守人对自身以外的社会充满了信任，他们相信社会可以自食其力，可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自我再生产，社会几乎不会发生预料之外的事件，或许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小得难以让人察觉，所以他们只需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即可，就像鲍曼所说，“他们只是努力保证动物和植物能够不受干扰地自我繁衍——他们相信托付给他们的东西的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看守人自己本身缺乏自信，“看守人並不是对于人类(或他们自己)有能力支配自己生活这一思想的伟大的信奉者”，他们缺乏一种干预自然习性的自信，所以“看守人不以农耕为生，也不以畜养家畜为生，他们没有想要改变自己的状况，以便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接近于人为的‘理念国家’”。看守人这种对自身之外的盲目自信与对自身极端不自信的双重心理，以一种双重叠加的效果(对自己的不自信会加强对外界的信任程度，对外界的盲目信任会削弱对自身的信心)使得荒野文化中人们追求的目标非常的单一和简单，一是“确保能够从永恒的自然过程中分享一部分生存资源，确信通过采集的方法可以分享到自然果实”；二是“防止伪看守人(偷猎者被贴上了非法看守人的标签)闯入，防止他们攫取真正看守人应得的那一份资源”。 在现代社会或园艺文化中，看守人集团日渐衰落並被园丁所取代。鲍曼说：“通往现代性之路就是园丁角色的诞生，看守人集团衰落並最终被取代的过程。”园丁代替看守人集团的进程是有其必然性的，一方面是看守人自身的原因，看守人与荒野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荒野文化无法满足看守人的需求。“荒野文化已愈来愈无能于维持其自身平衡和一年一度的周而复始的繁衍，看守人剧增的需求和自然过程本身的生产能力的平衡被打破，最后，是因为统治者如果还满足于传统的消遣和娱乐活动，就无法保证他们所需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园丁新角色出现的缘故，要实现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的转变，光在一块土地上埋头苦干是不够的，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来对土地进行培育、照料，而园丁则具备这样态度和技能：“对草坪、花坛和分开草坪与花坛的沟渠要有详细的设计构思；要有眼力判断和谐的色彩，还要有见识来区分令人愉悦的和声与令人讨厌的杂音；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並同时保留整个设计需要和限定的那些部分”。当园丁正式取代看守人成为整个社会的照看者时，荒野文化便演化成了园艺文化。鲍曼指出，园艺文化並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前进化，它有倒退的可能性，园艺文化如果没有园丁的持续管理和监视，田园会退化为荒原，园艺文化也会退化到荒野文化，退回到自然状态，特别是园中的杂草，这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植物，增强了强加于自然的人为秩序的脆弱性，因此，为了文明的延续，田园需要园丁的持续不断的照顾和管理。所以，园丁与看守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不可或缺性，园丁一旦产生，便有了自主性和自我加强性。我们通过鲍曼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园丁的原型就是知识分子与科层制中的统治阶级，知识分子扮演立法者的角色，他们为社会制定秩序，把人划分为守秩序的和不守秩序的、美好的和肮脏的，而现代国家的官僚体制则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即这个勤劳而又无所不能的“园丁”克尽职守，把立法者分类出的一切肮脏的、破坏秩序的杂草清除出去。
我们从园丁的角度来看，就园艺文化的本质来说，这是人工设计的一种秩序，其中“园丁”这个新角色的出现是实现从荒野秩序到园艺秩序转变的关键，也是园艺秩序的保护者与修护者。园丁对田园的诸多管理和照料，如设计、操纵、管理、建造等，组成了园艺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序性与纯洁性则构成了园艺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从园艺科学到造园实践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科学的功能，或者说科学对于人类的进步的重要意义。鲍曼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科学在战胜宗教成为终极存在和作为启示的真理后就已经不是为了自身而发展，“首要的，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並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这种完善在园艺文化的时代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以园艺学、医学、生物学、种族学等现代科学在管理自然和人类自身方面的指导性作用，使得现代性成为一次造园的实践。
在园艺时代，现代社会是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的，常态、健康和卫生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鲍曼认为，正是由于“现代思想将人类习性看作一个花园，它的思想形态是通过精心构思、细致补充设计的计划来预订的，它还通过促进计划所设想的灌木、花丛的生长——並毒死或根除其余不需要的及计划外的杂草来实行”，所以作为园艺科学发展的杰出代表——园艺的隐喻与医学的隐喻一起联手隐射了人类自我管理的这种机制，即坚决用设计的並由国家监控的计划，来对付未加控制的、自发的社会机制。花园作为植物的培育地，不仅有我们大量精心培育的各种植物，而且还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杂草会经常光临我们的花园，会与我们精心培育的植物争夺各种有利资源，最终导致我们培育的植物的特性可能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会被杂草所吞噬。园艺学给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园丁，每个花园都会有一个园丁的存在，他是这个花园的照料者和监视者，有了园丁才能保证植物按照人类的设想，有步骤有计划地生长发育並保持其特性，更关键的是除草——保护那些符合设计的植物免受那些不符合设计的植物的吞没的影响。医学的祛病功能大抵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身体的某个部位突然出现一种病变，身体机能组织出现恶性肿瘤，医生经常会做外科手术对此进行切除，以保障身体其他部位与此隔离，免受病毒的侵害，保障其健康发展。正如鲍曼所说，“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把生存並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这种思想投射到社会管理机制上，就形成了“现代园艺国家观”，即社会被当作一个需要设计与耕作的园圃，是一个花园，人类的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细胞吞噬，社会管理者则是园丁，他们认为“社会是一块可塑的原材料，可以任由建筑师根据恰当的设计塑造恰当的形状”，也就是说，“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花园的整齐、划一、规范的秩序。
鲍曼认为，上述的现代园艺社会观是“来自于对科学的作用和使命的无可争议的恰当理解，来自于要实现美好生活、健康社会、有序生活之梦想的责任感……来自于一种全无个人癖性的、典型的现代信念：通往这种社会的道路，将穿越对那些具有固然混乱性的自然力量所进行的最终降服，而且，还要系统的(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是残酷地)运用一项经过科学构思的、理性的计划”。随着这一计划的展开，园艺科学运用到了社会管理机制上，对社会的管理就成为一项建设花园的实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种族主义当成一项社会工程来实施，即把一些一致公认的、难以控制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民族当成花园中的众多杂草之一来对待。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曾分析说，现代的种族灭绝其本质是理性社会工程的一种操练，“是一个将建筑、园艺策略和医学策略结合起来的实践——即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种族灭绝的发生是因为在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园艺社会里，种族主义宣称某个种群的人存在着某些无法消除或矫正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使得该人群无法与其他群体相互融合，而且还成为与其他主流群体区别的重要标志，更可怕的是任何科学与教育的技术手段都无法有效的消除缺陷。于是，在当社会成为园丁的管理对象时，尤其是社会工程成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新的、更好的秩序目标的概念出现时，种族灭绝只是园丁在建设社会工程过程中所要处理诸多杂务中的一件简单事务，並且在园艺社会中，清除杂草的活动並不是一种破坏性活动，相反是一项创造性活动，它与其他建造和维持完美花园的活动在类别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鉴于此，园丁更乐意采用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与保护等方式积极去铲除杂草。在关于谁是杂草、谁被处理的问题上，鲍曼说，在园艺社会中，除了上述的部分种族人群会成为杂草之一，“还有其他一些杂草，如先天性疾病携带者、智力低下者、身体残缺者等等，还会有一些植物，仅仅是因为某个更高级的原因，也会变成杂草，因为它们原先占有的土地必须被改作他人的花园”。因此，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居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而且随着人类设计、改善环境，建设花园的需要，杂草会持续不断地出现，整个社会就会在杂草与植物的分类——鉴定——清除——再分类——再清除的循环过程中运作，整个社会就会在园丁的手中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这样一个造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並因此而持续下去。
总之，现代园艺社会观反映出现代性的规划其本质就是一种园艺规划，即“现代性就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做的事情就是“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並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7.
[2][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
[3][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27.
[4][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6.
责任编辑：宋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