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的“马拉松”终点在何处? 温岭教师讨薪
时间：2019-05-13 03:18: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而今，19名中学教师早已流落全国各地，犹如断线风筝一般找不到踪迹。他们的律师，在经历近４年的漫长等待后，终于拿到了一份胜诉了的《民事判决书》。然而，这场维权诉讼还在期待一个圆满的句号。
6年前，1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在一份招聘广告的吸引下毅然辞职，放弃了原先的岗位和职务，千里迢迢来到云南省江川县，在一所民办中学任课。
这份招聘广告发自云南师范大学江川实验中学。为了实现“名师办名校出优生”办学宗旨，该中学高价从大江南北招聘来19名优秀教师，他们大多手持知名师范院校的文凭，或是当地名校的教学骨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超的教学水平。
实验中学其实并非由久负盛誉的云南师范大学直接创办和管理，而是采用社会化办学的模式，由当地民间资本投资运营。学校真正的负责人，是一名私人老板。
或许是一些私人老板尙不具备管理教学活动的能力，良好的初衷换来的是教师和学校之间激烈的冲突和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教师们后来说，当初学校许诺，应聘的教师将拥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优越的办学条件、丰厚的收入报酬，但这一切都没有兑现。
不成功的人才引进
19名教师入职后，对学校日益不满，他们觉得学校管理混乱，校方无视劳动法、教育法，任意修改与教师签订的合同内容，扣押教师的合法证件，并违反规定收取每人4000元的押金，自己身为人民教师的尊严和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2007年1月20日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在被拖欠一个月的工资后，教师们集体走下了讲台。罢课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学活动，学校被迫对教师采取了补发部分工资等安抚措施。而当年寒假临近结束之际，教师们还没来得及回学校报到，就接到了校方的解聘电话。19名教师统统被“炒了鱿鱼”。
老师们自然而然地拿起了法律武器，申请了劳动仲裁，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反复后，仲裁有了结果，2007年７月，劳动争议仲裁委会作出裁决：实验中学聘用教师的合同至次年（2008）年8月1日解除，学校支付给19名老师的工资及赔偿金总额为1415383元。
而他们还没来得庆幸，学校就向法院提起了劳动争议诉讼，在诉讼案中，学校不但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并以19名教师违约为由，对他们提出了1450000元的巨额赔偿请求。
在巨额的索赔面前，教师们慌了神，找到了玉溪市红塔区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挂牌协作单位红塔律师事务所。周继光和马利学两位律师承接了这一案件，并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由于涉案的教师人数较多，所以19名教师推选出以陈天斌、刘金东等３名诉讼代表。教师们在应诉的同时，也对学校提出了反诉，要求其退还押金，补发工资并支付补偿金。
偏离了车道的诉讼
接下来的诉讼，没有按照学校和教师任何一方设想的方向发展，而是陷入了久拖不决的僵局之中。
承办案件的周继光律师表示，此案的审理严重超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时限的规定。
教师和律师数次进出法院，催促法院尽快判决。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一个回答：“案件还需研究，作出判决尚要一段时间。”谁也没能想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交涉与催促后，当判决书最终下达，已是2011年4月份，距案件开庭审理之日已过近４年之久。
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最饱受煎熬的还是19名教师，审理拖得越久，意味着他们陷在云南的时间越长，期间他们无法回家乡另找工作，又难以在当地找到另一份合适的职业，基本处于失业状态。不多不少的工资和赔偿金在这种情况下也逐渐成为“鸡肋”。一位教师曾坦言：已经不想要这笔钱了，原因是无法再等下去。
而在等待判决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颇为蹊跷，也十分恶劣的事情。
一次教师们相约前往法院询问案件审理情况，却突遭一群不明身份的社会成员的围殴和追打，终身与笔墨书本打交道的老师们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纷纷逃跑，但对方仍然穷追不舍。直到有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赶来的民警将老师们保护起来，对方才停止暴行。
而后，老师们在民警的护送下被转移到了汽车客运站，坐上了开往玉溪市的班车，仓促逃离江川。而暴徒气焰十分嚣张，甚至在民警护送教师们前往车站途中，还有轿车在后尾随跟踪。
每每提起这件事，周继光都显得十分气愤，他说，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他不能确定这些暴徒来自何方，但一起普通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发生这些怪事，似乎是来自于一只“无形的手”。
这件事发生后，19名教师就离开了江川，他们纷纷出走远方，并更换了电话，他们不再关心案件的进展，也很少律师联系，大概他们确实是怕了，也彻底失望了，所以干脆放任不管。还好，周继光和马利学没有放弃，硬是把这场诉讼坚持了下来。
2011年4月13日，案件终于拨云见日，赢来了胜利的曙光。在经历了太多的插曲之后，法院下达了判决结果：学校退还每名教师4000元押金、支付工资5900元、并赔偿每人1475元。同时没有支持学校要求教师赔偿的诉请。周继光和马利学表示，虽然这一结果与最初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数额相去甚远，但总归是为19名老师正了名，可以接受。
执行路上余波不断
“先后3次向法院申请执行，都是无果而终”，这是4月份记者向马利学询问时得到的答复。
现在怎样把他们应得的执行款讨回并送到他们手中成了更大的难题。
周继光说，他正在与法院协商，计划将执行款提存至公正处，再等19名老师知情时前来领取。采用这种做法，是因为钱存放在由国家设立的第3方账下，不会出现被人冒领或是侵占的情况。
围绕着申请强制执行一事，律师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申请人提供判决生效证明，而判决生效证明需要由曾经办理此案的法官开具。法官与律师不能直接见面，只能通过电话预约，马利学接连3次到法院通过接访处拨打法官电话，均被告知法官外出办事或是在开会，一直联系不上，而他至今也没有收到法官的回音。
周继光和马利学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急”，是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是判决确定支付赔偿金之日起1年，如果今年4月29日之前不能将强制执行申请书交进法院，判决书将成为一张废纸。
“为了能按时申请执行，我们可谓使尽了混身解数，法律上的理由说了，不是法律的理由也说了，甚至四处发动往日的战友，通过熟人关系将这件事汇报给法院领导。”曾参加过老山战役的周继光说这句话时有些疲惫。
在一次又一次的软磨硬泡中，两位律师继续品尝着无功而返的无奈。但案件还是引起了法院领导的重视，就在申请执行的最后期限之前，他们终于接到了法院的通知：同意受理申请！
目前，两名律师一边在想方设法通知19名教师，一边收集学校方的财产线索，密切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维权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周继光欣慰地说，继而他话锋一转：“执行期间还有很多事要做，现在能否将执行款追回并交还到19名教师手中，也是一大难题，这起维权案件已被画上了若干逗号和顿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