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纱网裙春秋搭配_纱厂春秋
时间：2019-04-17 03:22: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秀珍的外公、外婆都是崇明人，其父撑船为生，母亲是“小脚”，在家织布。秀珍是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童养媳。她读过两年书，8岁时到上海，住在舅舅家帮忙种田。14岁那年，秀珍在朋友介绍下，1931年进入厚生纱厂做工。厚生纱厂的全称是厚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18年6月27日正式投产。
秀珍每天上班12小时，6进6出（早上6时上班，晚上6时下班）。因为必须按时上班，但家里没闹钟，只好每天早上听厂里“拉波路”（汽笛拉回声）的声音，以掌握时间。拉头（第一次）波路是4点30分，她的外婆就起床烧早饭；拉妮（第二次）波路是5点，家里人会叫她起床，准备上班；到拉三波路（5点30分）再出门，时间就已紧张了；拉四波路（6点），就要进车间开车。
“拉波路”如同纱厂区的标准钟，左右着当地纱厂工人及其家人依据统一的作息安排生活，日复一日。“拉波路”陪伴纱厂女工的职场生涯，载入高郎桥的近代记忆。
与同事们一样，秀珍上班时会带好饭盒，里面是冷饭和咸菜，还会带一个小铅桶，可以装喝的水。进厂时，她们要拿小本子给门房看，下班出厂让抄身婆检查，而且要把拿在手里的空饭盒摇动几下，让里面发出声响，表示饭盒里没有藏东西。
沪东崛起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形成沪东、沪西两个初具规模的棉纺织厂区，拥有国内机制棉纱生产能力的大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郑州、济南是三个原棉转运市场，上海则是原棉终点消费市场。此时的上海已坐拥中国纱厂半壁江山，也是中外棉纺织业竞争的聚焦地。沪东纱厂区正是上海棉纺织工业崛起的缩影之一。
20世纪20年代公共租界东区已成为中外棉纺织厂落户的沃土。区内马路贯通、街区有序、市政设施配套。路面的更新主要在杨树浦港西侧，如江浦路、齐齐哈尔路、霍山路、昆明路。马路的触角自西向东，迅速向高郎桥地区周边贴近。孟买路（今河间路）于1915年建成，自杨树浦港东进；华德路（今长阳路）在1913年已越过杨树浦港，向引翔港镇逼近（1915年建成）。即便有近200年桥龄，被称为大石桥的高郎桥也于1911年、1924年两次动筋换骨，改建成混凝土桥，与杨树浦港沿岸的其他混凝土新桥如平凉路桥、河间路桥具有同样吨位的承重力（13吨），得以加入沪东地区的汽车货运网络。
随着沪东马路工程的拓展，沪东工厂区呈现出棋盘式、大街区的马路干道网，浦西沿江港区和工厂区连为一体。1937年公共租界东区已有55条马路。成为市区地价相对低廉、马路贯通、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工厂区，也是上海两大棉纺织厂区的东块。
民初华资纱厂主要有三新纱厂（杨树浦87号，占地20万平方米）。恒丰纺织新局（许昌路1—2号，占地35亩，1889年）。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又有荣家集团、永安集团在沪东的精英纱厂。
沪东纱厂区也带动（针织、印染、纺机）相关工厂就近设立。1928年沪东已有工厂百余家，主要分布在杨树浦路（15家）、长阳路、东余杭路（各9家）、岳州路（8家）等地。
沪东的城市化进程与工厂区推进紧密结合，里弄住宅兴建、商业街市也首先在沿江地区出现。如平凉路的八埭头，始于1908年的韬朋路（今通北路）铺筑后建成八埭住房（每埭14间）。1909年后附近又建成惟兴里（平凉路、福禄街）、亚纳里等，成为沪东早期里弄居民点。围绕这些居民点，陆续形成城市住宅区的商业设施，如泰森钟表店，以及菜场、茶楼、饭馆、烟杂店、中药店等。1937年沪东地区的商业街区排名前列的是杨树浦路、松潘路、八埭头等。1920年到1930年，沪东既是工厂区，也是工人聚居、生活便利的中档住宅区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高郎桥地区已经是工厂毗邻。期间先后有三家华资私营纱厂（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纱厂）经历了战时风云、政权交替、产权变更的风雨岁月，形成棉纺织印染生产规模，1936年高郎桥地区的三家纱厂共有工人6756人，约占同期沪东棉纺织工人总数的12.4%，确立了沪东北片棉纺织厂区的地位。高郎桥地区也从晚清沪东的一个准乡镇，变身为一个以棉纺织业为地区支柱产业，棉纺织工人为地区工人就业主体的纱厂区。
蚁居
沪东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持续推进，使当地人口激增，这种人口持续高增长现象被称为“杨树浦奇迹”。棉纺织工业的崛起大量吸纳江南农村人口离乡进厂，使因耕地较少而相对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充裕的工业劳动力资源。
工厂区的华人居民以外来人口为主，排在前四位的外来人口籍贯为苏、浙、皖、鲁四省移民。庞大的移民主体从离乡农民转为在沪贫民，日益成为纱厂工人的后备军。
纱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工人就业。但要有足够的劳动力，使现有工厂能够继续生产，新厂能够开工，就必须解决好工人房租和住房问题。当时，在沪纱厂区的醒目标志之一，是厂区附近的若干工房区和棚户点。
在沪纱厂工房（职工集体宿舍）是纱厂区的辅助建筑，兴建期主要在1910年—1930年，分布相对集中。沪东地区，永安纱厂在1920年建造了两处工人宿舍，占地8亩，共有砖木结构的普通住房140余幢。1923年，日资裕丰纱厂（今国棉十七厂）在周家嘴地区的农田上建造的裕丰工房（36幢）以木板为楼板，两层，主屋格局均为前部卧室，后部灶间，水泥晒台。主弄后有一个供水龙头，居住对象是该厂的中国包身工、单身女工、工人家属。日资同兴纱厂第一、第二厂（今国棉九厂）工房建于1921年到1923年，有玻璃窗、水泥晒台、地坪，弄堂两头分设一个供水龙头。
日夜开工的纱厂区，成片的工房简屋建筑群，决定了沪东工厂区在上海都市的角色定位：产业单一、劳动力人口密集、以中低收入居民为主体的低消费区。
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在沪日本纱厂工房，比日本棉纺织厂的免费宿舍条件好得多。每间屋子都有电灯、自来水、厨房和阳台。一间900平方英尺的屋子，原设计是供8名-9名工人居住（如果分摊房租，人均付0.3元）。但由于每间屋子事实上都住着几户工人家庭，而不是几名单身工人，上海的日纱工房就变得极为拥挤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工作人员目睹内外棉纱厂的宿舍被一再分割，住进太多人的现象，认为就像“中国内河轮船上拥挤的统舱”。
1932年，一名美国社会学家对居住在日本内外棉工房的402个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1间/户；二分之一多的家庭小于1间/户；约五分之一的家庭仅为0.5间/户。于是，高耸的烟囱、水塔、锯齿形厂房与联排式纱厂工房组合成为上海棉纺织厂区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景观。
此外，近代沪东地区的公共卫生设施（垃圾箱、小便池、公共厕所）量少、简陋。到1946年，杨树浦区境仅有14个公共给水站，饮用井水、河浜水的居民占区境人口的52.8%，据居住在高郎桥纱厂附近的老工人回忆，家里一般是趁涨潮时到杨树浦挑水，回来后将水倒进水缸，用明矾过滤。由于民居与厂房为邻，环境污染也逐渐凸显，因传染病导致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9%。
女工之苦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期，来自邻省乡村的女性劳动力在20年代后源源涌入上海，导致来沪谋生的贫困人口剧增，劳动就业压力增大。而在沪纱厂招工多由工头控制，工人进厂往往要托从业的亲属、同乡、熟人介绍，向工头送礼。相当部分未成年女性成为纱厂女工。
在沪纱厂未成年女工的类型，主要包括童工、包身工、养成工三种。养成工与包身工大体同期出现，1922年日本在华纱厂实行养成工制，这是一种学徒制，在雇佣关系、管理上均与包身工性质不同。1925年在沪的日内外棉八厂实行养成工制的一个目的，是打算用养成工替换所谓“不安分”的男工，多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女工。1930年华资棉纺织厂也仿效这一方式，分派工头到乡村招收养成工。
养成工是年龄15岁到18岁的未婚女性，进厂后由厂方培训技术，提供食宿，发给少量津贴。她们在集体宿舍住宿，上下班由工头押送，住的地方围有高墙，大门常锁，外人不得进入，门卫是日本人。与此同时，纱厂工人还要遭受地区流氓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有礼金、更钱（打更巡夜）、拉场子（办酒席）、换季（换全套服装）等。工人中流传“人情逼似债，头顶锅子卖”，女工更是常遭调戏。
养成工的工作、生活均受厂方的严密监管。上班前两小时，养成工从宿舍里出来，到厂门口等开门。开工后，每人系一围单，上印各人工号，在“拿摩温”（工头）监管下劳动。对养成工的处罚分白眼、打骂、立壁角（面壁而站）、罚款、开除等。养成工上厕所时须将围单挂在厕所墙面，便于“拿摩温”“抄号头”控制用厕时间，如被认为超时，有偷懒、聊天、打瞌睡的，轻则挨打，重则罚款。故“挂围单”是厂规内容之一；放工时还要排队接受抄身；规定途中不得耽搁，半小时须到达住处，点名报到。
对于成年女工，除了住宿等规定外，其他的管理方式与养成工近似。纱厂对女工的规矩一部分写入厂规，另一部分则是潜规则。
工厂对怀孕期、哺乳期女工的保护没有法定的规则，工人也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险。尽管当时在沪纱厂对女工的婚姻、生育并没有成文规则的限制，但怀孕女工多用布袋扎紧腹部，唯恐被停工。从不少纱厂女工的经历看，生育往往意味着停工、换厂。在高郎桥纱厂区，早期有关女工怀孕、产期、哺乳期照顾的措施很少。申新六厂哺乳期女工只能在铺有芦席的地上给婴儿喂奶，工人们常说“哺乳室不像样，大人小孩满地躺，苍蝇蚊子嗡嗡响，芦席一张地当床”。
婚后的纱厂女工扮演着双重角色。她们的劳动在工业世界，而家庭生活仍停留在前工业世界的乡村。作为母亲，她首要的责任是上班赚钱，母子关系不再是朝夕相伴，而是作息各异，甚至两地分离；家庭已不再是女工母亲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居所只是她们工余蜷缩睡觉之地。
《高郎桥纪事》，罗苏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