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中唐审美风尚转变原因初探|审美风尚是一个社会
时间：2019-04-15 03:2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盛唐诗与中唐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气韵。在这一看似陡然的转变中，大历诗风起到了重要的承接与过渡作用。结合诗人经历与具体诗歌作品分析发现，大历诗坛在士人心态、群体情怀以及宗教观念三个方面导引了盛唐至中唐的诗风转变，从而开启了唐代诗歌乃至中国古典诗歌新的审美风尚的新变。
关键词：大历诗风；诗风转变；士人心态；群体情怀；宗教观念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15-03
唐诗的发展历经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此乃公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及转折，唐诗在题材情调、审美趣味、写作方法诸方面也呈现出阶段式的特点。然而，时代思潮的转变并不会引起审美风尚的突变，唐诗的阶段式转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在唐诗的发展历程当中，盛唐至中唐的转折尤为关键。罗宗强曾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盛唐与中唐的诗歌，我们便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差别……就在盛唐与中唐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在时间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交错于盛与中之间，以大历为中心，上限至天宝后期而下限至贞元初。这个转折时期，文学思想带有一种过渡的色彩。”[1]的确，盛唐到中唐，不仅是政治历史上唐王朝由巅峰时期转入没落时期的分水岭，亦是文学领域中唐诗乃至中国诗歌发生转折的关键期。这种转折如何发生，过渡时期的大历诗风更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线索。
大历诗风即指活跃在大历时期的诗人群体所构成的诗歌风格。这些诗人包括韦应物、刘长卿和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钱起、司空曙、李端、卢纶、耿湋、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韩翃等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形容大历诗风：“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2]明代的诗评家们对大历诗风的评价也独具慧眼，如胡应麟说：“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3]王世懋则曰：“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4]大历时代，是唐诗“盛而逗中”的关键时期，它处在开元和元和两个诗歌创作高峰的低谷，既没有孕育出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此历来较少受到关注。但大历诗人毕竟受到过盛唐精神的熏陶，继承了盛唐诗风的余韵；而安史之乱的巨大灾难又在他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难以磨灭的阴影，因此他们的诗中再没有独属于盛唐的那种劲健风骨，有的只是浓重的失望、迷茫的心情，低沉的情调。有论家认为，由安史之乱所引起的诗风变化可以看做是中国古典诗歌盛衰之间的一个分水岭。而大历诗歌正处于这个分水岭的关口，它上承盛唐余韵，下启开元和甚至晚唐诗的新风。从宏观上把握，它不仅是唐诗的新变，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嬗变的关键。那么，究竟大历诗风是如何引发了盛唐至中唐审美风尚的渐变，以下试从三个方面来探寻个中原因。
一、士人心态的退隐倾向
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巨大变故的唐王朝，其社会秩序和士人心理与开天时代已有本质不同。一方面朝廷不思振作，于内忧外患中苟求太平，远无开天盛世那样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整顿天下的魄力；另一方面战乱以后，朝政把持在元载、王缙这样的权臣奸相手中，他们有意排斥贤良方正之士，这就必然酿成一股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的士风。大历诗人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逐渐显露出依附权贵以求干进的萎缩人格。如钱起入郭暧之幕，司空曙依元载之门，卢纶为元载、王缙推荐入仕，韩翃甚至为李希烈草拟篡夺帅位的表奏等等。在权贵面前，大历十才子的翘楚钱起自云：“鹪鹩无羽翼，愿假宪乌翔”；（《清泥驿迎献王侍御》）“岂能裨栋宇，且贵出门阑”（《咏门上画松，上元、王、杜三相公》），完全是一副阿谀乞怜的面目。这种萎缩至极的心态在钱起的《横污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文中自比一摊“柔而成性”、“浊而徐清”的“横污”，以“其明若昧，其雍若退”的方式处世，这与开天诗人普遍崇尚冰清玉洁的人格和宏大高远的理想形成鲜明对照。大历诗人生长于盛唐，他们身体里毕竟还有盛唐精神的余存；而时代的阴影、艰难的时世又不停地磨去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让他们滋生出浓重的空虚感和幻灭感。处于时代更迭期的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深深的迷茫，一面是不得不融进这黯淡现实的无奈，一面是试图和现实保持距离而不可得的失望。这是特定时代形成的多重人格与矛盾复杂心态的表征。因此，哀怨、感伤时时浸染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只能日益沉湎于自身的狭小世界中，高蹈于现实之上，日渐内敛消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下，大历诗人对人生与时世虽亦有过“家园身犹负，星霜鬓已侵”（耿湋《雨中宿义兴寺》）的责任感，也发出“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卢纶《长安春望》）的不平之鸣，然而他们更多地表现出对功名事业的淡漠，对社会人生的厌倦，并逐渐呈现出一种疏离现实世界而专注内心体验的趋势。如皇甫冉的《张芬见访郊居作》“愁心自惜江蓠晚，世事方看木槿荣。君若罢官携手日，寻山莫算白云程”，个人的荣辱升降，世事的沉浮荣枯，诗人皆漠然视之，似乎无论发生什么，在他们心里都激不起一丝感情的涟漪。大历诗人这种对政治、对人生漠不关心的态度，在钱起诗中表现得尤其强烈。在《山园栖隐》一诗中，他就明确表现出“且忘尧舜力，宁顾尚书期”这种逃避责任的倾向，这和杜甫诗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著忠贞的心志形成何种强烈的反差。而他的《县中池竹言怀》中“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一联，更将当时知识分子满足、苟安、超脱的心态表现得明了直白。至于耿湋《春日游慈恩寺寄畅当》诗中所云：“死生俱是梦，哀乐讵关身”，则更是时人消极冷漠思想的极度外化。
正是由于这种“不能自远权势”[5]的萎缩思想，以及因丧失济世雄心而滋生的消极心态，大历诗人在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严酷现实面前，极力寻找超脱之道及避世之途，由此隐逸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钱起的诗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归隐之思，如“偶此惬真性，令人轻宦游”（《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一论白云心，千里沧州趣“（《蓝田溪与渔者宿》）、“却思黄绶事，辜负紫芝心”（《题玉山村叟屋壁》）等等，大唱隐逸高调。江南诗人远离动乱的中原，他们更有条件沉浸在自然山水之中，“风景随摇笔，山川入运筹”（刘长卿《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在湖光山色之间忘怀得失，淘洗心灵，因而此种诗歌在这类群体中所占比重极大，典型如刘长卿。皎然对其创作倾向就有这样的评价：“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6]诗人自己也不讳言“白云芳草，尽入诗兴”（《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表明了这种创作心理和兴味所在。再如李端，曾居终南山草堂寺，后移家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其《送皎然上人归山》诗云：“适来世上岂缘名，适去人间岂为情。古寺山中几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云阴鸟道苔方合，雪映龙潭水更清。法主欲归须有说，门人流泪厌浮生。”这实际道出了大历诗人的共同心绪：即面对外在的战乱现实、内在的感伤心理，他们大多采取“独向西山聊一笑，白云芳草自知心”（李嘉佑《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的态度，有意识地逃避现实世界，借助山水田园消融内心的矛盾、追求精神上的超脱。 二、内心情怀的凄冷迹象
大历诗人都经历过开天盛世，都曾拥有开天诗人那样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如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就曾写就“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寄哥舒仆射》）的壮志豪情。钱起也曾抒发“闻道轻生能击虏，何嗟少壮不封侯”（《送崔校书从军》）这样建立不世功业的襟怀与气概。戎昱的《上湖南崔中丞》写道：“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其飞扬的神采与豪侠的气势，表现出与开天诗人“布衣一言相为死”（王维《送李睢阳》）一样的精神境界。然而，类似这样充足的自信心和昂扬的精神，在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之后，逐渐隐而不见了，代之而起是凄清的氛围和冷寂的情思，弥漫着整个大历诗坛。
由盛而衰的急剧变乱，让大历诗人普遍感到希望失落后的哀怨与理想幻灭后的悲伤。在消极退隐的心态支配下，他们的诗歌总有一缕凄凉清苦的情绪回荡其中，读之令人神伤。如钱起《苦雨忆皇甫冉》及《离居夜雨，奉寄李京兆》两首皆为夜雨忆旧诗，诗中所言及的景况如“独吟愁霖雨，更使秋思永”；“草木森己悲，衾帱清且冷”；“永夜不可度，蛩吟秋雨滴”等句，营造出凉门深巷、永夜蛩吟的凄冷印象，再加上淅淅沥沥不曾间断的秋雨，环境更显凄清幽冷。在这种冷寂的氛围中，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思念亲友不仅让他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反而更增添了他的愁怀，因为思念愈深，愈映衬出自身的孤寂，让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佳期受阻的无奈和悲凉。
其他大历诗人也普遍沾染了这种凄苦悲凉的情绪。如卢纶地《春江夕望》：“洞庭芳草遍，楚客莫思归。经难人空老，逢春雁自飞。东西兄弟远，存没友朋稀。独立还垂泪，天南一布衣。”天涯孤旅，夕阳西下，本已充满感伤情调，而骨肉分离，亲朋隔世，眼前又有极富象征性的飞雁飘蓬，更增一层凄凉孤寂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大历诗人对旅雁这一意象十分青睐。如钱起《寇中送张司马归洛》“旅思蓬飘陌，惊魂雁怯弦”，韩翃《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耿湋《赋得沙上雁》“还塞知何日，惊弦乱此心。夜阴前侣远，秋冷后湖深”等等，旅雁的漂泊不定极易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这一意象实际上是他们凄凉伤感心境的外部投射，有着强烈的寄托意义。
将这种孤苦凄凉的心理浸入诗人笔下的山水和意境中，极容易形成冷寂凄清的诗风。钱起笔下的风景常给人强烈的冷寂印象。这种冷寂的情思在韦应物的诗中表现得尤为浓重，如《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一诗，通过对山中友人的追念怀想，抒写自己心灵中难以消弭、无法排遣的孤寂清冷之情。至于刘长卿的诗歌，如“青松临古路，白月满寒山”（《宿北山禅寺兰若》），“寒塘映白月，秋雨一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则笼罩在一片凄冷氛围中，表现诗人纷乱复杂的孤独感受。结合刘、韦两家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可以看出，冷寂而又带有清飒之气的寒瘦风格，构成了这个时期山水诗的美学特色，这种诗风，对中唐柳宗元孤洁清峭、凄神寒骨的诗境，晚唐贾岛姚合荒凉幽冷的风格，以及专以塑造凄清冷艳意境以表达内心苦闷的李贺诗，均有一定影响。
与盛唐诗人比较起来，大历诗人心态日趋内敛，他们孤独、落寞的心理通过山水深刻细腻地传达出来，读之发人沉思，但也让人神伤。盛唐山水诗那种明净开朗的情调常让人生出对自然、对人生无限的热爱和深情，而大历诗人这种凄凉冷寂的群体情思，正如清人吴乔的精当评价：“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7]
三、向往禅宗的人生态度
大历诗人消极避世，退缩衰顿，他们借助山水隐逸排遣内心的痛苦，借此遗忘残酷的现实，摆脱矛盾迷茫的心理。然而山水风物并不能完全治愈他们内心的伤痛，凄凉冷寂的情思不可避免地映照在他们所见所感的山水风景中。除了山水，还必须有别的寄托能让他们更加安然于世、远离忧伤。此时，佛教、禅宗成为最好的疗伤良药，其摒弃外在形象、凝心体物、忘我忘物以求超脱的修行方式，与当时士人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因而禅宗在大历诗人中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
《新唐书》记载，“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8]，士人间形成一种与僧道交游的风气，这正是佛教，特别是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禅宗以及以湛然为代表的天台宗在大历、贞元年间盛行一时的社会基础。当时，湛然门下“受业身通者三十九人，缙绅先生位高名崇，屈体承教者又数十人。”[9]马祖门庭更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10]，形成一股强大的佛学思潮。大历诗人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中受到佛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感染，在彼岸世界中寻求心灵的超脱与宁静。钱起在逃难途中，正是通过“噫我朝露世，翻浮与波澜。行运遘忧患，何缘亲盘桓。庶将镜中象，尽作无生观”（《东城初陷，与薛员外、王补阙暝投南山佛寺》）那样的尘外之想才在乱离的经历中实现内心的超脱与宁静。同样，司空曙被友人称为“素有栖禅意”（李端《忆故山赠司空曙》），虽然他一生宦海沉浮，然而总能够“心归尘俗外，道胜有无间”（《深上人见访忆李端》），保持平和超然的心态。江南诗人与僧道交游更为频繁，如刘长卿《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寺寻智者禅师隐居》中“仍空世谛法，远结天台缘”、《送薛据载涉县》中“既将慕幽绝，兼欲看定慧”，都表示出对天台教义的皈依。皇甫冉有《福先寺寻湛然寺主不见》、《题赠云门邕上人》等诗，与湛然师徒多有酬唱。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历诗人与佛教的密切程度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但他们对佛教、禅宗的接受，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表层方式上。如交往僧侣，游历禅寺就是大历诗人最习见的两种题材。可见他们对佛教的兴趣只在其生活方式上，并不深入探究禅学和佛理。如钱起的《题精舍寺》：“胜景不易遇，入门神顿清。房房占山色，处处分泉声。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何时来此地，摆落世间情。”诗人在山色泉声中没有领悟多少禅思佛理，反而诗兴大增，在竹树松林间吟咏畅怀，身心俱静。相同的心境在其他大历诗人的作品里也反复出现，如“永愿容依止，僧中老此身。”（卢纶《题兴善寺后池》），或“一愿持如意，长来事远公。”（司空曙《同苗员外宿荐福常师房》）等等。由此观之，大历诗人对于佛教禅宗，重视的是外在环境的清静，内在精神的超脱。他们把佛教视做心灵的净土，借以遁世忘忧，消泯一己之烦恼，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
综上所述，大历诗人既缺乏盛唐诗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抱负，也没有中唐诗人那种渴望国家中兴强大、积极入仕的精神、只能把眼光转向日常生活，流连光景，摹写自然，迎来送往，虽然人情味更足，但情调却不离悯时伤乱，格调低沉。这是时代使然，不能过分苛求。但大历诗人毕竟是盛唐时期培育出来的诗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们眼光敏锐、体物精微、刻画细致、抒情深婉，留下不少杰作佳篇。作为两个诗歌高峰中间的桥梁，大历诗人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们在题材取向和艺术风格上展现出盛而变衰的轨迹，“启中、晚之滥觞”[11]，从而成为中唐诗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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