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曹植] 诗品对曹植的评价

时间：2019-04-11 03:16:2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诗品》是南北朝时期梁人钟嵘撰写的一部古典文学批评著作，对从汉代到齐梁时期的一百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等，并认为其诗作源出某人某体。作为一家之言，肯定难免主观牵强，但总体上的评价还是准确的，对后人颇有盖棺定论的深远影响。
　　钟嵘对前人基本都抱着肯定的态度，从学术角度多做赞美之词，总体语句比较冷静客观，少见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辞，连备受后世文人追捧羡往的陶渊明也是寥寥数语，惜字如金，可见陶公当时远非如今声名大噪。但也有例外，他独对魏陈思王评价极高，读来很有意味，其中恐怕不只是学术上的赞美歌颂了。原文如下：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夫！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用诗，则公轩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纵观《诗品》全书，获此极高赞誉的仅此一人。这个陈思王就是曹操的三儿子曹植，民间对他记忆深刻大多因为那首脍炙人口、凄怨哀婉的《七步诗》吧。此诗的署名权是否应为曹植所有，一直存有争议，可另当别论。但曹植确以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名扬当世。然而，《诗品》把曹植置于诗坛领袖、文海舵手等不可或缺的地位，却难掩溢美之嫌。周、孔，封建社会国之根本；龙凤，鸟兽至尊；琴笙，国乐统帅；黼黻，礼服上的刺绣花纹，也是女工针线活的最高标准。公轩是指刘桢，《诗品》对他也有评价：“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景阳、潘、陆分别是张协、潘岳和陆机。《诗品》对他们分别作了点评，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对陆机与潘岳则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几位在当时也算得上是著名作家与知名文人，但在曹植面前，只有“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的份儿。他们与曹植是登堂入室的差距，犹如一场马拉松比赛，曹植跑完全程在室内气定神闲地喝了半天茶，刘桢才刚来到台阶，至于张协、潘岳、陆机等人仅仅是到了大门走廊外。高下区别，差距明显，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读到此处，我顿感后脊一片冷汗浸漫，不由由衷佩服起了古人，如此肉麻夸张地赞捧一个人，实属罕见！
　　常听到用“才高八斗”来夸一个人，其实，此词也是用来夸曹植的。说这话的人，是很有才华也很狂妄的南朝诗人谢灵运。谢曾夸张地说：天下文才，一共十斗，曹植占去八斗，自己占去一斗，余下一斗，天下文人共分。口气的确很狂，狂得毫不掩饰，狂得目中无人，却狂得有点可爱，有些气魄。与其说是夸曹植，不如说是自夸。《诗品》对谢灵运的评价是“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如此看来，他应有自夸的资本。
　　无论是钟嵘，还是谢灵运，都对曹植给予了极高评价，是不是客观，准确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二人为何不约而同地对曹植推崇备至，果真是曹植文采出众，独占鳌头？也不尽然。遍览曹植存世文章，平心而论，我并没看到“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不比别人，比起自家老子曹操，他明显豪迈不足，略显小气；比起老兄曹丕，则缺乏深沉，稍嫌轻狂。很不解，曹植凭何获此嘉誉？其中恐怕少不了文人心理、书生情结在起作用。
　　钟、谢二人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权叠换的年代，处于弱势群体的文人阶层时刻会有性命之忧，纵使身居高位、权倾朝野，但在统治者的暴力机器面前，一切都是纸糊泥塑，文人往往显得过于弱小与无助。此时，梦想能有一位统治者出身文人阶层，有一位真正的文人来统驭国家，这成为文人们普遍的一种梦想与寄托，曹植恰恰正是实现这种梦想最合适的人选，事实上，他也就差那么一步就达到那个让无数文人寄予厚望的辉煌的权力之巅。然而不幸的是，曹植最终输掉了这场角逐，也酿成了他本人如无数文人一样的悲剧人生，而导致他葬送锦绣前程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自身根深蒂固、也是大多数文人所推崇的放荡不羁的文人秉性——彼时的文人似乎都以清高不俗、骨头硬朗而名垂青史，稍后出现的“竹林七贤”更是将这种骨气发挥到极致。《三国志》对曹植的评价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本来曹操是打算将政权交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可在培养考察接班人的过程中，曹操对曹植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由于曹植“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又深受曹操宠爱，不止一次看到曹操对自己这个“预备领袖”的欣赏赞扬，再加上年少气盛、纨绔富贵，此时的曹植定是锋芒毕露、妄自尊大，自我感觉非常好，在他眼中，接班掌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甚而连他老子曹操也不十分放在眼里了。曹操与曹植虽说是父子，可帝王间的父子，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父子亲情，名是父子，实则君臣，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权力的金字塔顶仅容一人独尊。因此，封建帝王的弑父杀子、兄弟相残也就屡见不鲜、不足为怪了。当曹植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的文人脾性一再暴露，曹操不能不对他重新考虑、改变看法了。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曾针对违反纪律的曹植说过这样的话：“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这话明确表达了曹操对曹植改变看法的原因。戎马一生的曹操视纪律为生命的保证，最忌怕的就是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你曹植依仗会写几句诗文，不听军令，带头违纪，这不是拿刀子捅老爷子的心口窝，故意唱反调吗？将来一旦接班掌权，岂不要巅覆老爷子一手打下的江山？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把政权交给这么一个人，曹操能放心吗？最后，曹植不仅输掉了这场巅峰对决，还搭上了一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文人杨修，的确令人扼腕叹息。
　　按说，曹植身上这种多数文人具有的毛病如果仅存在于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倒也无伤大雅，算不上了不得的大问题，但作为一国之储君来说，就不能算是小毛病小问题了。这些看似不大的毛病，若存在于专权独断的君主身上，轻则多走弯路、劳民伤财，重则祸国殃民、生灵涂炭。封建社会中，拥有至高权力帝王的昏庸或英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亡与繁盛。
　　在文人眼里，曹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恰是文人们普遍存在、极力追求与备受崇尚的。平心而论，历史上拥有帝王之尊同时又具备华美文采的不乏其人。但说到底，帝王身上的政治能力应该多于文艺才华，对帝王而言，政治是第一要务，文艺是业余爱好。严格地说，有文艺才能的帝王不能算是文人，充其量算是文化票友。历史充分证明，文人与政客无法兼容，文人注定是玩不好政治的。第一要务与业余爱好之间不能搞平衡，孰重孰轻，谁主谁次，一定要明确区分，准确把握。吟诗作画、饮酒行乐、放浪形骸仿佛一直是文人们的时尚标志，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绝对属于不务正业。杰出文人不等于优秀皇帝，李煜和赵佶就是极有说服力的例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位皇帝，留有诗词文集的数不出十人。不是给文人泼冷水，文人确实端不好政治这个饭碗。北宋算得上是文人从政较多的一个朝代，文化繁盛，可军事孱弱，最终让金人的铁骑追撵到“临安”一隅。统治江山更多依靠的是权术与武力，而这恰恰正是文人们普遍缺失的。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曹操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慎重和明智，尽管后来历史证明他的选择并不那么正确和优秀，但曹植确实是一个不能让人放心的帝王人选。
　　至于钟嵘、谢灵运对曹植不遗余力地吹捧，是完全正常也理所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文人，曹植是他们的寄托与希望——自己没指望做皇帝，只能寄望于心理距离较近处于同一阶层的曹植式的人物身上，纵使皇帝梦破灭后，至少也要把他的文章高置于至高无上的“文坛皇帝”位置。从这里也看出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依附性和唯上情结的精神寄托，自己能否有所作为、施展才能，寄托于上层统治者是否英明勤政、重视文化。如今，人们对曹植的尊崇已远远不如钟、谢等封建文人浓厚，这是一种心态的转变，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对曹植的评价，钟嵘已冲出理智范畴，脱离了学术探讨，抛弃了客观公正，纯粹是个人情感的无节制流露。退一步想，或许做了皇帝的曹植全非钟、谢等人所寄托与希望的那副模样，古今中外这样的例证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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