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高速发展不再持续,增速转缓是必然趋势]近五六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
时间：2019-03-31 03:28: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2012年全国省区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座谈会，开了一天半，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期间，大家对上半年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各地经济运行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判，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成效十分显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会上作重要的总结讲话，本刊摘录如下：
关于上半年形势和下半年趋势的判断
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看，由于区域位置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各省区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意见不尽一致。
综合看，大家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增速普遍下滑，但普遍认为尚可承受，且下滑的速度在趋缓，幅度在收窄；关于下半年形势，大多数同志认为有望稳中趋升，总体较为乐观，少数甚为担忧。
从各地的分析材料和大家发言的情况看，目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共性问题，就是与去年相比，今年以来增长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基本原因是由于出口下滑、投资下滑所导致的市场需求相对不足，产生的后果是由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下滑等。
上半年经济运行存在的亮点主要有：一是农业保持稳定，粮食生产“九连增”。二是一些地区主动转方式、调结构，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三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省市经济稳中有升、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有所改善。四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效果明显。
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经济增速普遍出现趋势性下滑过程中，各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更多表现为各省区市的经济结构的差异。简单讲起来，大致有五类：
第一类，是外向型较强的省市，受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比较大。第二类，是资源输出性强的省市，如山西、内蒙，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也比较大。第三类，是制造业、重工业比重较大的省市。第四类，是近几年主动转型调结构的省市，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了，但总体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不太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五类，是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省份，如安徽、河南、四川等，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新一轮增长的动力。
关于政策建议
会上，大家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最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提出了不少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第一，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在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上狠下工夫。针对增速下滑的情况和稳增长的需要，近期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电力、水利、城市交通、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进度有所加快，进一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型、中小型企业发展等，关键是抓好落实，务求取得实效。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选择，大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比如有同志谈到，要着急，但不能太着急。既不要急着踩刹车，也不要忙着加油门。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过快地、过早地采取大的动作，恐怕不一定有利。一定要沉得住气、铆足劲，寻找能够正确把握经济脉搏、探索经济发展新的时机和新的着眼点。
第二，要尽快作好相关政策工具准备和预案，防止经济运行出现突发性情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情况确实既有近虑也有远忧。国研中心最近在研究，究竟我们的经济速度、经济运行的底线，即经济发展速度的临界点在哪里，也就是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才应作相应政策调整，即如何牢牢保住经济运行的基本底线。此外，还要做好各类经济风险防范应对准备；做好在公共项目、投资的重点领域、重大装备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准备；做好相关舆论引导工作。
第三，要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真正体现差异化。宏观政策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各地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政策需求方面的差异。既不能“一刀切”，又必须“切一刀”，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对执政能力和宏观政策艺术性的考验。
第四，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采取措施支持光伏产业、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重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操作风险，加强监管；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扶贫工作的投入，提高西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以及加大对县级以及中心镇建设的支持等。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几个问题
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要求，有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增速放缓的认识。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看，我国潜在增长率在放慢。贯彻落实“十二五”主题、主线，也要求我们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合理界限到底在哪里？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系，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已经不可能持续，增速转缓将是一个长期必然的趋势。当然，也要防止突然出现大幅度降低的情况。预计到2020年，若有比较好的外部条件，能够保持在7％的经济增速。到2030年，可能保持在5.5％左右。国内资源以及内外部的各种制约因素，都已无法支持原来那种依靠大投资、大出口、大进大出来保持高速发展的模式。
不仅经济发展的要素不能支撑高速度，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不允许我们只追求高速的发展。我们认为，“十二五”确定的主题和主线，不仅在“十二五”时期要落实，还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能够用十年时间，真正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因此，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经济增长速度转缓放慢的过程当中，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在增速转缓过程中，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需要我们智库机构作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观点。
第二，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风险防范的关系。实践证明，仅靠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和西方国家比，经济还要发展，人均生活水平还要提高，但是，与这个差距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社会稳定、社会风险防范、社会管理等问题越来越上升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要把社会管理提升到应有的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非常紧迫。
第三，各类经济开发区、创新区、工业园区同质化的问题。引进同类项目，从地区本身看利于发展经济，但从全国范围看，并不一定实现了结构性调整。目前各地还存在大量重复建设问题。比如，对于引进项目，各地都在强调自己引进了多少，和央企对接了多少。那些总体以万亿计、十万亿计的项目如果真的都签约、都实现，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第四，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毫无疑问，加速中国的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中国整体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基本情况出发，我们要研究，多快的城镇化速度对中国是合适的，并不是越快越好。现在西方很多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率水平是否适合13亿人的中国来参考，值得思考。
我们还要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带来的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不仅关系着现在，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未来。现在2亿～2.5亿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并不多，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结构三元化，即城市人口两元化，农村人口两元化，交织在一起就是三元化。这个问题目前很突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融入城市，不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南非、印度的路子，要防止贫富分化造成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人口。
第五，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省区市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债务风险。债务规模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效益。过去借的债搞了什么，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还款能力，财政和项目的收益能否支撑还款，这些问题值得担忧。没效益的投资，不管以什么机构作为债务方，最终都要由政府承担。一旦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降低，还贷压力会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