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是马克思 淹城遗址的聚落形态与地理环境
时间：2019-03-29 03:27: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淹城是春秋时期吴国城聚的遗址，文章依据现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材料，对其空间形态作了初步讨论，并进而探讨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淹城； 聚落形态； 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7-168-001
淹城遗址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境内，北距常州市约7公里，东北距湖塘镇3公里，西距滆湖约4~5公里。它最初发现于1935年，此后陆续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本文就现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材料对该遗址的聚落形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遗址概况
淹城，凡城三重，城河相依。城墙均系泥土堆筑而成。城墙现高一般2~3米，最高处可达10米。城墙底部宽度一般25~30米，顶部宽度15~20米。外城俗称外罗城，呈不规则圆形，东西850米，南北750米，周长约2500米，总面积60万平米。内城又称中城，或里罗城，呈方形，周长约1500米，地势比外城高。子城又称王城或柴罗城，呈方形，周长不足500米，地势最高，突出于全城。外城河，内城河保存完好，长年不涸，最宽处60米，一般宽50米。子城河已湮为稻田，但河形仍清晰可辨。三城各一门：外城门西北向，内城门西南向，子城门正南向。
淹城遗址内外散布有数量较多的土墩墓。外城内共4个，在西部，由南往北，有三个高约10米左右的大土墩，俗称“头墩”、“肚墩”、“脚墩”。东部有一大土墩，俗称磨盘墩。在外城周围1~2公里范围内，现存大小土墩78座，以东西两侧较为集中。经考古调查与发掘，证明大多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
迄今为止，在城址及周围地区出土的器物中，青铜器有三轮盘、尊、牺簋；乐器有勾擢；兵器有剑、矛、箭簇。几何印纹陶有瓮、罐、瓿等。泥质硬陶有钵、罐等。农具有锸、锯镰、有肩石斧。交通工具有独木船4条。除此外，还有鹿角等器物。
二、遗址的聚落形态
依据上文所引材料，我们认为淹城遗址的聚落形态具有下列特点：
1.罕见的多重城濠形态。此种三城三池，并附有外部的多重城濠聚落，在春秋时期的城濠聚落中较为罕见。
2.三城平面形状不一。内城和子城呈常见之方形，外城则为不规则圆形，与同时代城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色。春秋时期列国都邑的平面形状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内外相统一。
3.独具特色的城门布局。与一般城聚城门四出相异，淹城开一面门，三个城门由外而内，从西到南依次而开，不设东门。
4.城墙由泥土堆筑而成，相异与北方城邑的夯土板筑方式。
5.三城地势，由外向内，逐渐增高，子城突出，俯视全城，似乎带有一定的权力象征意义。
6.城聚以水运为内外联系的手段。近年经过钻探，发现外城内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古河道，穿过外城墙，连通外城河、内城河、子城河。同时，现今已出土的4条独木船都位于内城河。联系这两则材料，可以推测淹城依靠水运与外部相联系。
三、聚落形态与地理环境关系之初探
淹城遗址所呈现的空间特征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研究表明，春秋时期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气候较为温暖，属于温暖期。春秋时期今太湖平原被称为三江五湖之地。如《国语·越语》云：“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史记·河渠书》也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当时这一地区除太湖外，还有芙蓉湖、耆湖、乘湖、犹湖、巢湖等，其中耆湖可能即今滆湖。
河湖交错的地貌景观和温湿多雨的气候，决定了水运成为本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而《史记·河渠书》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虞翻《川渎记》则云：“太湖东通长洲松江水，南通乌程云溪水，西通义兴荆溪水，北通晋陵滆湖水，连接嘉兴韭溪水，凡五道，为之五湖。据此推测，当时太湖与滆湖之间存在着一条以自然河湖为依托，并加以人工疏凿的水道，它是吴国的一条重要水运线。淹城遗址正位于滆湖东滨，具有控扼这条水上交通线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正是这种大地理环境下的具体地理位置影响了淹城遗址的具体聚落形态。
如从淹城平面形状的内外差异来看，外城在建筑时，可能利用了自然河道，沿着河岸而筑，子城和内城则可能是按规划就地起土堆筑而成。如此筑城，一则可以减少工程量，二则可以加强防御效果。同时，由于城内大面积明水的存在，不仅方便日常生活，同时内外河道相通，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之便，使内外联系畅通，还能起到排水泄洪的作用。
河湖交错的低地平原，温暖多雨的气候，河湖的泛涨自是不可避免，因此防洪防潮是居民营造聚落时必须考虑之事。位于滆湖之滨的淹城，其三城三池，内外河道相通的特殊布局，应是在军事防御之外，还考虑到了雨季的排水泄洪。三城地势的逐渐增高，除具有权力的象征以外，当还具有防洪防潮的功用。外围的长土岗，可能也具有防洪避水的功效。
综上，淹城遗址的聚落形态从整体布局、营建法式到内外交通都深受地貌条件与社会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影响，是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依照实际形势需要并受到强烈的主观意识影响而营建的独特的城邑聚落。
总之，我们认为淹城遗址所反映的城邑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春秋时期太湖平原地区的城邑形态不尽相同，其成因也各有差别，但从淹城遗址聚落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太湖平原上的城邑形态都受到河湖交错的地貌景观和吴国当时破楚防越的社会形势的显著影响，是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人地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陈志良．淹城访古记，转引自苏铁《吴越文化之探查》；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徒于河南》，以上二文载《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
［2］以上淹城遗址概况，主要依据前揭谢春祝《淹城发现战国时期的独木船》，倪振达《淹城出土的钢器》；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的春秋文物》等文整理而成。
［3］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关内容，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