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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晋文公性格不足之处] 性格不足之处怎么写

    时间:2019-01-05 03:21: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晋文公重耳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诸侯,其从早年流亡到即位、称霸的历程亦是先秦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虽然晋文公的功绩和过人之处历来得到广泛赞许,但是文献中的许多细节亦揭示出晋文公性格中所欠缺的一面。
      关键词: 晋文公重耳 性格 不足之处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一位声名显赫的诸侯,其功绩及过人之处长期以来都得到了史家的赞可,其尤“以诚为君”而著称,《左传》和《史记》两部史书更是用重笔浓墨描写了重耳从流亡到即位、称霸的过程,塑造了一位从善如流、取信于人、爱惜民众之贤主的形象。然而,正所谓人无完人,在《左传》、《国语》和《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中,亦可发现许多晋文公性格中的不足之处。
      一、缺乏王者霸气
      公元前656年,重耳因骊姬之乱而离开晋国开始流亡生涯,此时他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正值不惑之年。虽重耳素有贤行,身边更多有贤士相助,但在流亡的过程里,重耳的许多言行都显现出其个性中缺乏王者的霸气。
      重耳遂奔狄……以长女妻重耳,生伯�、叔刘……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①
      根据《史记・晋世家》的描述,重耳首先出逃到母国狄,即翟族地区,一共在那住了十二年,并娶有一妻生有二子,大有长居之势,即便是其父晋献公死后,国人欲迎其为君,他竟然“畏杀”而“不敢入”,虽然客观方面确因形势之险恶,但是主观方面也显露出了他个性中缺少大丈夫果敢的意志。再者,虽言“休足”,可这一休便是十二年,还有了妻室,这也恐非一个胸怀大志者所应为的,若非后来惠公所迫,恐怕还无离狄之意。此后重耳意欲投奔齐国,本是好事,但其缘由却令人觉得他缺少真正的志气。作为一个公子而言,投奔齐国要待及“管仲、隰朋死”,既表现出重耳缺乏自信,又表现出重耳之壮志不足,并且竟然甘心事于诸侯之下,而不思为君,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分别时重耳给妻子的诺言虽倍感温馨,但却少了大丈夫气概,而且他的期许便是妻子也觉得可笑,二十五年的期限实在是对自己的一种纵容。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刀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於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②
      重耳到齐国之后,也得到了很好的礼遇,并又娶一齐女为妻,住了五年,而此次因“爱齐女,毋去心”,可见其更生居安之心,早已是乐不思蜀。“人生安乐,孰知其他!”这又如何是一个有长远抱负的人应当说的话呢?反倒是重耳身边的贤士,以及其所爱的齐女比他更有志气,先是苦心劝说,而后更是灌醉强行载出,良苦用心可见一般。然而时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重耳面对亲贤的好意居然勃然大怒,意欲“引戈”杀自己的舅父,更说出儿语一般的调皮话:“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由此种种,实在难以看出重耳有多大的抱负和志气。
      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必有霸气,必有远虑,但是从重耳的流亡生涯来看,他不仅仅对自己没有自信,决事优柔寡断,更沉溺于儿女私情,不图进取,若非身边有众多贤人相助,很难想像在未来他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所以总的说来,我认为重耳缺乏了王者应有的霸气。
      二、过于计较前嫌
      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有尽宾主之礼热情招待他的人,也有冷眼以对袖手旁观的人。重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在其即位为晋君之后,对恩人悉数报答,但与其有过节的人他也并没有放过,在此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过于计较前嫌了。
      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
      自卫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闻其�胁,欲观其状,止其舍,谍其将浴,设微薄而观之。
      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国语・卷十晋语》)③
      首当其冲的便是卫、曹、郑三国,三国在重耳流亡的那段时期里曾对其不礼,其中曹共公之行尤为可笑,身为一国之君,居然为窥奇而不惜作践身份,干出如此下流的事情来,重耳也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中。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左传》僖公二十八年)④
      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⑤
      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⑥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左传》僖公三十年)⑦
      虽然晋文公重耳是为了救宋而伐曹、卫两国,但其用意却十分明显,是报一箭之仇,尤以曹国为例,入曹“执曹伯”后,历数其罪状,其中提及未能任贤如僖负羁者,而此人曾在重耳落难时帮助过他。对于曹共公,重耳仍未忘偷窥一事,故曰:“献状。”将自己的裸体让曹共公看了个够,这颇具戏剧化的讽刺效果,显现了晋文公某些方面上的心智之不成熟。及至“围郑”,其理由亦同出于“无礼于晋”。此种种行为,虽是晋国崛起所必由之路,但晋文公犹记得曾经的往事过节,便借以一一还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行为还是多少有点缺少肚量,未免过于计较前嫌了。
      三、行事欠缺思虑
      晋文公虽称得上是一位贤君,但是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时有欠缺思虑的行为。
      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国语・卷十晋语》)⑧
      晋文公在逃亡期间曾经过五鹿,因饥饿向农夫乞食,农夫以土块辱之,因此重耳欲鞭笞农夫,但最终还是被子犯劝下来了。重耳饥饿向农夫乞食虽有失身份,但也确实为现实所迫,不过不思量一介山野农夫,又能有多少食物供给他呢?而正所谓落毛凤凰不如鸡,因此农夫也敢羞辱他,只是重耳因此而想要鞭挞他,未免显得有些冲动,而少了君子的气量,因此说在这件事情上虽可原谅,但重耳的急躁也多少有些欠缺思虑了。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⑨
      两军交战,攻城为下,这在后世的《孙子兵法》便有提到,久攻不下自然令人恼怒,更何况被敌军羞辱自己军士的尸体呢,但因此就“你不仁,我不义”而施暴行,这便是做了不义之事,丢了自家面子,又正所谓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晋文公仅凭“舆人之谋”便在他人祖坟上驻扎军队,这便显得十分草率了。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件,但恐不足为据。东汉蔡邕所著之《琴操》中谈道:“介子推割其腓股以重耳。重耳复国,子推独无所得。推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推遂抱木而烧死。”引文提到介子推曾割股食君,却最终被晋文公错手烧死,此事似乎可见晋文公办事之草率,但此文不足为据,因此事未曾见于《左传》、《史记》,又据传《琴操》为后人伪作,因此这一故事多有捏造成分。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国语・卷二周语》)⑩
      晋文公即位后第二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作乱,于是周襄王向晋国求助,晋文公便以“勤王”之旗号平息了动乱,护送周襄王回到京城,周襄王赐地于晋文公,但晋文公却拒绝了,请求死后以隧礼下葬,所谓隧礼便是当时的一种墓葬形式,是带通道的坟墓,只有周王才能使用,而诸侯则不行。晋文公这一请求明显越礼了,作为诸侯的他应当明晰礼仪之重,这种越礼之行自然也就遭到了周襄王的严词拒绝。晋文公希望死后能得到更好的享受多少带有迷信色彩,然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样的请求难免贻笑大方,有急功近利之嫌,且有悖于礼仪,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说晋文公这个行为也略有不妥,并没有三思而后行。
      四、结语
      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各类文献中应当还可以找出更多来,在此不再赘述。分析晋文公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能看出其性格的特点。在晋文公平息吕、隙叛乱后,不仅是原来跟随他逃难的人、同情过、接济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官位,而且对那些投降归附的旧臣,他也都作了适当安排,并且特赦了吕、隙两族的家眷和随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文公知恩图报并且善待战俘。此外在收复原地的过程中,晋文公命令士兵只等三日,三日内不开城门则解围退兵,即使原地将领准备第四天开门献城,晋文公也绝不拖延。在晋文公来看,民无信不立,信誉是立国的根本,若因贪图原城而失去信用则是失去了民心。在晋文公的一生之中,他的优良品质使得他得到大家的尊敬与民心,而且他身边的诸多贤士给予他的建议和帮助,使他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完善自己的思考。固然晋文公的性格里有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他最终得以成就了霸业。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1365.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1366.
      ③邬国义等译.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86.
      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451.
      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453.
      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455.
      ⑦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494.
      ⑧邬国义等译.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81.
      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452.
      ⑩邬国义等译.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2.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邬国义,胡国文,李晓路.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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