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探析:王安石变法内容和影响
时间：2019-01-01 03:17: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我们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除弊图兴而进行改革,但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改革策略不同
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原因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王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明穆宗隆庆5年(1571年),张居正在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张居正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指出,“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张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封住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二、改革步骤不同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期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开始变法后,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张居正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而且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宋神宗对王安石在用人政策上有所牵制。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提醒宋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宋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从而给变法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张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明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张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明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明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其是从。因此,明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而明神宗在成年后,更把张居正视为顶梁柱,使他得以全力以赴地把改革推向深入。
四、与同僚关系不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因此,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从而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由此可见,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而且对于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也会对他们予以打击,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因此,王安石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就不奇怪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张居正就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如素逆于张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马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张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张居正,使得张居正因此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张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张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张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因为张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张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