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成就*

周叶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年面对黄炎培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P439如今，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又给出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1]。

从“自我革命”概念直接运用于党的自身建设来讲，它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但从实质意义上的自我革命来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并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而“制度”则是党自我革命过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我们以制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党的自我革命可以发现：第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基本方式。党不仅以制度来保障自身始终坚持自我革命，还把制度作为党自我革命的有力途径。第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度形式树立起自我革命的伟大旗帜。比如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包括党自我革命的很多重要方面。反过来讲，倘若中国共产党不能做到自我革命，也就无法坚持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作为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制度表现形式，承载和彰显着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理念。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和国家制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很多场合谈到过党的自我革命，并非仅限于管党治党领域，而是涉及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很多方面。这些方面往往又涉及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手中握有巨大政治资源，是中国利益格局的主要打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没有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勇气，就很难打破一些不合理利益格局的制度藩篱而有效推动整个党和国家制度变革。只有勇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建构与调整党和国家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再进一步从中国共产党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3]P20党进行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最大底气。也只有在人民监督之下，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系列活动才能有效展开。因此，中国共产党给出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不可分割、密切相关，在具体践行中互相交织、相辅相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4]而制度则是两个答案实现相互支撑的有力保障，也是党在执政治国过程中体现两个答案相得益彰的生动形态，即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保障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为人民服务，也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建构人民群众监督的制度渠道。

因此，综合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核心政治主体，具有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并通过自我革命淬炼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从而确保自身始终具备保障人民民主、推进社会革命的能力。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是党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也必须依靠人民监督进行自我革命。其中，制度在党自我革命过程中处于基础性和保障性地位，贯穿于党自我革命全过程、各方面和各环节，也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是一篇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运用制度推进和保障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和国家制度变革的纲领性文献。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自我革命作出专门论述，并就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专门部署。正如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这是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中党自我革命伟大成就作出的深刻总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另外，他特别强调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1]，专门就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发挥政治巡视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等方面内容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部署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二方面的内容。其中无论哪个方面，都离不开制度。比如，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方面，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方面，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要完善分配制度。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方面，要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等。可以说，这一系列制度擘画本质上都是在党的自我革命淬炼中谋划出来的，蕴含着党对过去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一系列制度建设工作的总结和反思，以及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的决心，更是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对自身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的更高管党治党、执政治国制度要求，是对人民许下的必须兑现的庄严制度承诺。

可见，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必然无法绕开制度这个关键要素。同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本身，而要结合党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把党运用制度推进自我革命、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以及依靠人民监督开展自我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贯穿其中，也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把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的党和国家制度变革纳入研究范畴之中。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踏上了新时代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党前所未有地强调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把制度摆在党和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然而目前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研究成果较少，从更为宏阔的制度视角研究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果更少。可以说，理论研究进度远远滞后于党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的制度实践。因此，有必要且亟需推进从制度视角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研究。而其中，首先就应对过去党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的制度实践进行系统回顾和深刻总结，揭示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智慧。这也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领导人民进行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尝试从历史纵向、空间横向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成就进行总结，具体可概括为打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规律、突破西方国家形式主义监督困境、打造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样板三项制度成就。

从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纵向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它们最终无一不是迈向由盛转衰、走向灭亡的结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5]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是古往今来中国无数政治家和理论家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也没有产生真正能够找到答案、践行这个答案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实现破旧立新、坚持守正创新，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有力打破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破旧立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规律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其背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主客观条件作用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想打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就必须破除这个规律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土壤，有力实现“破旧立新”，即要破除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规律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深层次基础，并确立一套崭新且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把自身淬炼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进而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旧中国，建立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能以自我革命精神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能以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并不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新世界的各方面建设提供动力、添砖加瓦。其中，新世界之新的一个重要体现、重要标志就是制度之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历史和传统具有强大惯性。这也包括中国历史和文化中蕴含的消极因素。而不断克服消极因素的惯性和影响，从而彻底打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规律的关键，就在于“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要求党始终坚持和有效继承领导人民创造的打破更替规律的一切成果，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但守正并非意味着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守正。只有与时俱进的事物才能持续具有强大生命力，因而在坚持守正基础上的持续创新是守正的必然要求。因此，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领导人民解决党自身和国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深层次问题，用制度方式坚持治理暂时无法彻底解决但必须整治的问题，并及时革除党和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病以及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弊端，等等。对此，我们可以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来集中总结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成就。

(一)经济制度成就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维护中国古代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和强大支撑。它的牢固确立和几千年的延续完善，是历代中国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原因之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进而导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直至不可调和、爆发农民起义，最终造成旧王朝的消逝与新王朝的诞生。然而，这些王朝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基础经济制度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古代封建中国不断陷入“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起义胜利者成为新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激化—封建王朝再次被新的农民起义推翻”这个无法打破的循环。

因此，从上面这个历史逻辑来看，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要存在一个能够打破现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大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从而为在制度上铲除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的经济根基提供前提条件。第二，这个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要具备极高的政治觉悟，其以革命方式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保证获取政权的政治团体或政治力量不转化为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第三，这个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要具有深远的政治眼光和过硬政治能力，能够在打破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过程中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崭新制度道路，从而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构一套新制度保障革命成果，有效填补旧制度被打破后存在的治理空白。

不得不承认，对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政治力量来说，成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地主”都是一种难以抵抗的强大诱惑。这种诱惑促使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胜利者，甚至包括近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很多短暂胜利者，都从未真正想废除支撑历史周期律的封建经济所有制，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作为崭新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以自我革命精神克服了以往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者与革命者的利益局限性，使自身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努力推动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把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我国土地制度的核心。这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最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此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建构和完善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和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根据中国当下生产力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很好地在动态调整中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从而进一步有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充分积累物质财富，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保障。这些即是党以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实现的伟大制度创造。

(二)政治制度成就

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在取得政权后，必定要构建起相应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政权。而政治制度保障和巩固政权的本质和目的，就是用政治制度保障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则在于一个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在获取政权后能够长期执政，不失去执政地位。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说，一个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之所以能取得和维护政权，根本上是因为其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建构和运行的政治制度能否满足人民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人民是否会支持和拥护，或至少不反抗这个政治制度所保障和服务的执掌政权者。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反复更替的历史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即为少数人服务的封建政治制度注定无法让中国封建统治者跳出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夺取国家政权、获取执政地位。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使命与利益追求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正因如此，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构建起中华大地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把包括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机关都冠以人民的名义，并用制度保障其人民属性始终不变。

事实上，在当下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一些负面因素、突出问题，即具体到个别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可能存在谋私利、损害人民利益的倾向和行为。这无疑是建构和运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的障碍。之所以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构起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党不断以自我革命不断同自身作斗争，不断剔除内部负面因素、解决内部突出问题，把变质变味变色的党组织和党员剔除出去，从而确保党构建和运行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不变、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换句话说，党是以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构建这套全新政治制度，其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所有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制度，有力保障和巩固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在千年历史长河中首次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为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政治制度保障，并由此夯实人心向背这个最大政治基础。

在以人民为中心确立我国国体和政体的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爱国统一战线等领域持续构建和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和保障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从而依靠人民的力量克服封建糟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着力运用制度加强自身建设，防止中国历史存留的封建残余思想侵蚀党的健康肌体。不可否认，封建糟粕仍在中国政治现实中有着顽固生存土壤，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是不断试图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之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同封建糟粕的斗争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更是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比如针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3]P311可以说，党内很多不良现象、不良风气、不法行为都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的恶果。个别党组织和党员信念不坚、抵抗不住，便会走向腐化变质。而腐化变质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放在首位，甚至为谋求私利而损害人民利益。这会从根本上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国家法律制度，更以自我革命精神为自己建章立制，形成了比国家法律制度更为严格的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以此来约束自身思想和行为，惩处党内一切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不良行为，为抵御封建糟粕竖立强大制度屏障，从而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锻造成为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政治核心。

(三)文化制度成就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废除、构建和完善都是由人来完成，而人的行为则离不开思想文化来指引。因此，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进行“破旧立新”，建构和完善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必然需要科学思想文化的指引。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革命精神也可以看作思想文化范畴。而这一思想文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则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独特思想优势。因而在制度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坚持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制度建设，从而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和指引下诞生，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不断奋斗。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是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的、人民的、批判的、彻底的，为党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主观世界，也为党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抵抗各种腐朽思想文化、错误政治思潮，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武器，更为党领导人民塑造一个新世界，构建一套崭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引。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营造了党内先进政治文化，夯实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哲学思想根基。这为党领导人民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取得一系列伟大制度成就，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精神主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立党立国、建构和完善制度，更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理论形态有效转化为制度形态，从而确立和保障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中的根本意识形态地位。这也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经验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6]因此，在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这个“一元”前提下，引导和促进多元文化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其中，中国在千年历史中形成和保留了大量思想遗产，“虽然这里面有封建社会的糟粕，但很多观点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意义”[7]P139-140。对此，党领导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焕发新时代活力，并成为反对封建糟粕的强大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政治文化作为自身日常政治生活的灵魂，始终重视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3]P110对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把革命文化作为源头，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主体，明确在制度上提出一系列学习、思想和行为上的具体要求，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比如，我们党在1980年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党在2016年又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公权力姓“公”，理应为人民、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能沦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古往今来，无数先贤想方设法制约权力、保障民主，并为此设计出很多政治方案。西方国家在近代经济、工业等硬实力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也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多党轮替、三权鼎立，甚至将其称之为唯一方案、终极方案。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认为，实行多党轮替、三权鼎立，是这个国家有效保障民主、制约权力的前提。事实证明，多党轮替、三权鼎立不仅不是唯一方案、终极方案，反而存在很多局限性，发展到最后甚至会走向保障民主、制约权力的反面，造成一系列治理难题，陷入形式主义监督困境——多党轮替、三权鼎立只能让公权力在形式上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人民既不能享有公权力，公权力也无法有效为人民服务。这显然无法使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因而从中西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的百年奋斗中，找到一条崭新制度道路，实现了“两个答案”的有机统一，有效用制度保障中国推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民主”，权为民所有、为民所用的“真监督”，权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效果”，从而有力突破了西方国家弊病已久的形式主义监督困境。

(一) 用制度保障真民主

通过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以及党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民主道路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而真正把民主保障好、实现好，则是把这条路走通、走好、走远，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

从各国现代政治实践来看，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具体执掌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权力的必定是少数人。这部分少数人被称之为“人民代表”。然而，西方国家的“人民代表”从未真正代表过人民，其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的政党政治，虽然也为人民谋取一定福利，从而维护其统治地位，但无法真正做到彻底为人民服务，更无法真正实现实质民主。而即使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也时刻面临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的危险。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要实现真民主，构建起保障真民主的制度，就必须具备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举民主旗帜，以推进自我革命确保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自身煅造成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这为党领导人民实现真民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等一系列保障真民主的制度体系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与此同时，经过长久政治实践的积累和总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民主的一般和一般的民主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命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力回答了什么是民主、如何判断真民主两大根本性问题，并精准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内涵，为在思想上廓清民主迷雾，在实践中全方位推进中国式民主，从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载体保障真民主的体制机制提供根本指引和行动指南。

首先，什么是民主。一方面，“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8]P335另一方面，人们追求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必须有效管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8]P335其次，如何判断真民主。一个国家能否称得上民主，要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递进地提出三个判断民主的标准。第一个是根本判断标准，即“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8]P336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而一个国家能否称得上民主，归根到底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第二个是主要判断标准，是根本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即“四个要看、更要看”①[8]P335-336。第三个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即“八个能否”②[8]P33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P84因此，只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有效，这个国家的民主理想和民主愿景才具备真正实现的条件。可以说，第三个标准既是前两个判断标准的进一步具体化，又是前两个判断标准能否现实化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党以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构建起来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于实现中国式民主至关重要。最后，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对民主价值的追求是共同的。但实现民主的形式却是多样的。“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8]P30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8]P336同时，他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8]P337可见，三权鼎立、政党轮替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不可以也根本不能成为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

可以说，这一系列蕴含着什么是民主、如何判断真民主，以及如何用制度保障真民主的答案，是党百年来坚持自我革命、保障人民民主政治探索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的智慧结晶，在实践中极大推进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为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有效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8]P332-333

(二)用制度厉行真监督

做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第一步，是实现真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前提条件。而切实使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不腐化变质的真监督，则是确保真民主存续、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环节。

西方国家认为，多党轮替、三权鼎立是确保国家权力被有效监督的必备政治制度，否则权力必然陷入滥用和腐败的泥潭；
认为一党执政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因而必须依靠外力。这种认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多党轮替、三权鼎立只是监督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政权存在着仅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性，很难认识到或者即使认识到也无法发挥自我监督的根本性作用。而且事实证明，多党轮替、三权鼎立在政治实践中对权力的监督并不理想，甚至在实行多党轮替、三权鼎立的西方国家，其政治生活经常会出现诸多怪相，政治现实中的腐败行为经由“程序正义”包装后，竟能摇身一变成为“合法行为”。比如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的权钱旋转门是常态；
选举政治本质上是金钱政治，并存在政党分肥、政治献金等制度化腐败，等等。

不可否认，自我监督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迷信西方政治神话，凭借自我革命探索出一条权力监督制度的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9]P1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抓住“管党治党”这个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使着人民赋予的国家权力。因而监督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轨道上运用国家权力。同时客观来说，手中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倘若想逃避监督，必然会运用包括制度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导者的政治力量或政治团体的性质宗旨和自身觉悟，就会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存在利用执政权谋私利的整体意志，也为党实现自我监督提供了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会高度重视进行自我约束的制度建设，形成一整套严于国法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运用这套制度厉行监督、严厉惩处党内腐化变质分子。相较之下，西方政党既没有如此严厉的制度约束自身行为，也没有形成如此严密的制度体系指导自身行为。另一方面，尽管党的自我监督具有根本性，在各项监督中处于第一位，但并不能替代党和国家的所有监督形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9]P168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实践中，重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1]，即不仅用在世界政党治理中最为严厉、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约束自身行为、加强党内监督，而且不断努力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推动形成包括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等各类监督协同贯通的制度体系。

(三)用制度实现真效果

无论是用制度保障真民主，还是厉行真监督，根本目的都是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真效果。可以说，实现这一目的是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应有之义。

西方国家推崇的三权鼎立、多党轮替，导致其陷入形式主义监督困境，既不能保障真民主，也无法厉行真监督，由此造成的治理效果，必定不是人民所向往的。以美国多党轮替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目的是上台执政。而上台执政的前提是执政党下台或在野党无法上台。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为获得或维持执政地位，必定会采取一系列政治行动，全力阻止其他政党政策的通过与执行。可以说，目前美国政党政治已经陷入“否决政治”泥潭，党争纷沓、相互倾轧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即无法将目光真正聚焦于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事项，以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即使有，也往往会被反对党以各种方式加以阻扰。保障民主、监督权力也常常沦为党争纷沓的口号与政党相互倾轧的工具。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生态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六个切实防止”，即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
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
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
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10]而这六种乱象在美国已经成为政治现实，也是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造成的弊病所在：美国政治已迈向极化；
美国政客选举时漫天承诺，上台后便把承诺抛在脑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相互抨击、互相拆台是常态；
美国种族问题是历史悠久且难以根除的难题；
美国人民在选举时行使投票权利，选举后人民权利便陷入休眠；
美国的政党轮替、三权鼎立相互掣肘、内耗严重，执政者无法把长远目光放在事关人民幸福的战略问题上。

而做到“六个切实防止”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做到“六个切实防止”则是党以自我革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创造的伟大制度成就。一方面，中国国家制度明确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顶梁柱”。这保证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定海神针”地位，为做到“六个切实防止”提供了制度和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有力解决了自我监督难题，切实把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落实到了党的自我建设之中，用制度规范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实现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这为党始终具备成为“定海神针”的必要能力提供了条件，更有力突破了通过多党竞争发展民主造成的“否决政治”、“政治短视”等一系列问题，使党能在领导中国做到“六个切实防止”的前提下，沿着制度轨道为事关人民幸福、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目标不断奋进。

能否保持长期执政地位，是衡量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是否有能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标志。而且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执政追求。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十分长久的历史过程，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也永无止境。这就必然要求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必然要求依靠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地努力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把自身打造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把自身的红色理想、红色信仰和红色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然而，人自身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即前人的信仰和精神无法如同生物基因一样自然遗传给后人。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教化方式，才能把这种理想、信仰和精神传承下去，培养一批又一批可堪当党和国家重任的先锋队伍。反过来讲，倘若共产党的理想、信仰和精神等“红色政治遗产”无法传承给后人，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色、共产党就会倒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3]P167可以说，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发生的原因很多，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的继承者们失去了红色理想、红色信仰和红色精神，从而使共产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领导党和执政党地位。

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用制度有效继承和发扬党的“红色政治遗产”，持续淬炼和培养广大党员的思想境界，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与此同时，无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的建构与执行，还是“红色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都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和载体。党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归根到底要依靠一个个具体而非抽象的共产党员。对此，党把建构和完善组织法规作为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用制度锻造出一批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员队伍，从而确保共产党员符合党的性质宗旨、契合党的理想信念、追求党的远大目标。可以说，这一套制度组合拳有效促进了思想、制度与共产党员有机统一、形成合力，从而把党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样板。

(一)用制度继承和发扬党的“红色政治遗产”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治遗产”由共性和个性两部分构成，即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所留存和延续的“红色政治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政治遗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这些“红色政治遗产”的重要方式和重要保障。

首先，中国共产党把严守纪律和规矩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3]P324他强调：“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3]P326可见，严守纪律和规矩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鲜明特点、显著标志和优良传统。对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严守纪律和规矩作为共产党员的硬要求，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严守纪律和规矩的载体和支撑，从而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鲜明特点、显著标志和优良传统。

其次，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留存和延续的“红色政治遗产”加以制度化，使之成为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就共性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红色政治遗产”内涵丰富。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3]P12；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3]P114；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3]P131等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旗帜鲜明讲政治、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留存和延续的宝贵“红色政治遗产”。对此，中国共产党运用自我革命制度把它们固化下来。比如，党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具体要求、党的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明确以党章为核心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予以系统规定下来；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
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最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继承和保障自身形成的“红色政治遗产”。建党百年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了党的先进理论、宝贵历史经验、伟大建党精神等一系列“红色政治遗产”。比如，在党的先进理论方面，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宝贵历史经验方面，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还总结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宝贵经验，等等；
在伟大建党精神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总结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等等。[6]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逐渐建构、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也是党的先进理论、宝贵历史经验、伟大建党精神等一系列“红色政治遗产”的集中体现、规范表达和制度概括。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建构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化体现，其中就蕴含着党的先进理论新成果、宝贵经验新提炼和伟大精神新彰显。

(二)用制度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员队伍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作为党自我革命的制度形式，集中体现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而党的执政权是由人来运作的，党和人民的事业也由人来办理。所以，用制度管住人、管好人，是制度管权、管事的核心所在。而这里所说的人无疑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员。反过来讲，共产党员作为主体，是自我革命制度的直接建构者和执行者、党的“红色政治遗产”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以及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的具体运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确保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服务，从而领导人民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然要锻造一批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员队伍。因此，党在自我革命制度建设过程中把握重点，用制度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同时又着眼长远，重视用制度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一方面，党着力用制度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努力发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制度效能。党的领导干部在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既能对党和人民事业起到强大推动作用，反之也能造成致命破坏作用。因此，党历来重视培养和约束领导干部，努力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明确提出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同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予以保障和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3]P264对此，他提出要“从制度上严起来”[3]P26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行部署时，也特别强调要“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1]。

具体来说，用制度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第一是规定更为严厉和独特的责任。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存在任何特权党员。但是，领导干部握有更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也担负着更为繁重的义务和职责，因而相应地需要承担更为严厉和独特的责任。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明确规定：“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追究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强调：“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等等。第二是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专门规章制度。比如，党的十八以后出台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坚持好的工作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制度形式保障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发挥出极强的引领示范效能，从而推动党风政风社风为之一新。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又如，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充分强调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立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指导思想，明确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五个强化”监督重点，等等。第三是明确特别标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制定了选拔任用、教育培训、进入进出等一系列特别标准。比如，党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

另一方面，党重视用制度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要做到“四个必须”，其中就包括“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强调：“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1]。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治遗产”必须由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来继承。从这个意义上，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就是要培养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红色政治遗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使之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堪当民族使命、不负党和国家重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不懈奋斗。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为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提供了抓的标准和程序，从而为解决抓什么样的接班人、怎么抓好接班人提供了制度方案。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党的组织法规体系。比如，党章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提供了根本遵循，并明确规定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员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提出政治生活和廉洁自律的明确要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等，为党选人用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提供了基本遵循。《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规定细则，则更加细致地解决了提拔任用什么领导干部、淘汰什么领导干部，发展什么党员、怎样发展党员等问题，从而以制度方式推动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可以说，上述这一套抓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制度组合拳，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11]，从而实现后继有人的“三个源源不断”[11]，即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
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自我革命”这一重大战略命题，围绕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和新判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其中，他在论述党的自我革命时会反复提到“制度”这一关键词，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自我革命的谋划部署之中。比如，他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依规治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是以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在建党百年之际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因此，挖掘党自我革命的制度内涵，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以理论助力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必然要求。本文从打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规律、突破西方国家形式主义监督困境、打造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样板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成就，试图挖掘党自我革命制度内涵的“冰山一角”。很显然，自我革命的制度内涵远远不止于此，期望学界同仁长久耕耘、共同努力。

注释：

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58-259页，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58页，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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