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张素丽

晚清以降，随着民族救亡与复兴运动的渐次展开，在现代性焦虑的逼促下，种种语言救国论调频出，并成功嵌入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

在英语等西方强势语言的冲击下，传统汉语的神圣光环遭到祛魅，汉字语被迫开启自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革新之路。近现代， 相继出现的汉字改革方案有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世界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多种汉字改革运动中，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最为倾心，围绕文艺大众化与新文字运动发表了诸多言论和文章。

本文拟聚焦鲁迅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关系史实，对鲁迅汉字改革思想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考辨鲁迅语言观念与左翼文化思潮的内部纠葛。

1936 年5 月，鲁迅在接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机关报纸《救亡情报》记者芬君（陆诒）的采访时，曾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废止汉字之语。①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 年版，第119 页。这一言论也成为鲁迅近百年来被攻讦讨伐甚至被诬为文化汉奸的重要证据。

鲁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他关于汉字改革问题的认识，是从何时又因何会变得如此“激进”呢？

青少年时代的鲁迅，是汉字和汉语的热诚学习者与捍卫者。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青少年时代已读完“四书”“五经”与《尔雅》《周礼》《仪礼》等，在留学日本东京时又跟从章太炎深入学过《说文解字》，打下扎实的小学基础，这些教育学习不仅让鲁迅深谙传统文化精髓，“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②周启明（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42-45 页。更让鲁迅深刻认识到汉字演变之来龙去脉与汉语艺术之博大精深。章太炎秉持文化上的“爱国保种”说，认为“文字亡则种性失”③章念驰编：《章太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7 页。，主张提倡国粹以珍惜“语言文字”“典章制度” 等汉族历史。1908 年，鲁迅在用古奥文言写就的《破恶声论》一文中说，“中之文词，虽诘诎聱牙，难于尽晓，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 言辞间对文言文尽显维护之意。

他还把当时流行的“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的“世界人说”斥之为一种“恶声”，④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28 页。

（下引《鲁迅全集》文献均据该版本）认为每个民族均应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

1913 年，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参加部里组织的“读音统一会”。

本次会议中，在以何种方音为标准音、如何使用注音字母等问题上，与会者的意见参差不一，争论激烈。

对于这件事，鲁迅后来是这么回忆的：“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

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98 页。明清以后，在东西方语言的接触和交融中，从西方传教士开始编创拼音系统起， 世界上出现了不下100 种汉语拼音系统。

“威妥玛式”“耶鲁大学式”“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都属于其中的拼音系统方案。

从鲁迅关于“注音字母”的评价来看，他对于这种拼音方案是不满意的， 而这又受日本文字改革经验的影响。

在种种文字改革浪潮的裹挟下，鲁迅对汉字语的态度和观点在悄然发生变化。

“五四”以后，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大规模展开。

1920 年代，伴随着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语言观念论争，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的呼声、赵元任创制“国语罗马字”的方案等，都曾流行一时并引起巨大讨论。

对于赵元任等编创的“国语罗马字”，鲁迅的评价是“拼法还太繁”，不属于“简而不陋”的理想方案。鲁迅自创作《狂人日记》起，已确立“救救孩子”的启蒙思想，是否有助于教育普及、广开民智，是他衡量一种语言改革方案的重要标准。1919 年，好友许寿裳给鲁迅写信，为长子许世瑛请教适宜儿童诵习的古书。

鲁迅在致许寿裳的回信中说，“中国古书，叶叶害人”，“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②鲁迅：《书信·190116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 卷），第369 页。基于“文以载道”的朴素逻辑，他认为要想拯救中国的下一代， 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废除承载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汉文。

此一时期，随着“文白之争”和“世界语运动”的展开， 汉字语遭到国内外学者的大量批判，主张废止汉语的声音时有出现。

尤其是威尔斯、杜威、 爱罗先珂等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字繁难的攻击，在1920 年代的知识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21 年10 月，俄国世界语者爱罗先珂来到中国。这位盲诗人在北京高师作的一场演讲中，特别谈到中国汉字的繁难问题：“现在的一般工人，并不是对于文学没有兴趣， 他们亦许是非常有兴趣的。

他们不爱文学，只是因为终日要作工，没有希望能制胜这种希奇古怪的文字的困难。

因为中国有这种文字的障碍，你们智识阶级不但与欧美的土蛮相隔绝，并且同你们自己的人民相隔绝。

这种障碍比古代的万里长城更要坚固，比专制君主的野性更要危险。

”③（俄）爱罗先珂口述，李小峰、宗甄甫记录：《智识阶级的使命》，《东方杂志》第19 卷第4 期。爱罗先珂关于汉字使知识阶级与人民相隔绝的观点，在汉字改革派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钱玄同就是当时倡导废止汉字的新文化战将之一，他曾积极主张以世界语代替汉语。

1922 年3 月，爱罗先珂受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后， 在长达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借住在鲁迅家。这段时期， 鲁迅与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翻译了多篇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对他的思想观点非常熟悉。

在汉语革命问题上，鲁迅受到爱罗先珂影响的痕迹是明显可见的。

在1919 年的“随感录”中，鲁迅批判“朽腐的名教”和“僵死的语言”是“现在的屠杀者”，④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1 卷），第366 页。遵从的是致信许寿裳时“文以载道”的观念逻辑。

到了1925 年，在《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鲁迅对汉语的攻击已明确转换到汉字的繁难问题上。

他将文字比作高墙，将老百姓比作压在石头下的默默枯死的小草，这种类比方式与爱罗先珂将文字比作万里长城是非常相似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革命时潮的来临，汉字逐渐演化为统治者和士大夫的特权象征，被打上精英贵族的阶级标签。

鲁迅的思想启蒙角度，也从早期的批判封建礼教逐渐转换到左翼阶级批判的立场上。

具体到文字改革问题上，汉字的繁难成为鲁迅重点攻讦的对象。

在鲁迅看来，汉字的繁难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与拼音文字相比，象形的汉字天然就比较难；
二是文人士大夫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又人为地制造了额外的困难。

首先，与西洋的表音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①鲁迅：《准风月谈·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全集》（第5 卷），第383 页。中看不中用。

其繁难，一在难学难认，一在难写难记，因为难，便阻隔了大众通过自修来掌握学习的可能性。

其繁难，除了不利于普及教育， 还直接导致汉语的言文不一：“字难写，只好节省些。

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
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 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93-94 页。其次，汉字的繁难除了文字本身的天然特性，还有特权阶层人为地添加的因素。

在中国古代，文字不单是表情达意的沟通工具， 还是特权和尊严的象征，统治阶级为了愚民、士大夫们为了尊荣，故意制造汉字的难度来阻隔大众对文字距离的接受。

正因如此，鲁迅在病中接受《救亡情报》采访时，方忍不住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愤激之语。

1920 年代中后期，受世界语运动和左翼思潮的影响，鲁迅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的思想逐渐浸染上革命的阶级论色彩，语言与大众的关系问题成为他思考汉字问题的重要关切点。

鲁迅的基本逻辑是，汉字是由大众创造的，本源于大众，所以理应还给大众。

为了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语言的大众化是必须走的一条路。

汉字是怎么来的呢？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讲义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 卷），第354 页。他否认了仓颉或某一圣贤造字的传说，认为文字当由百姓“众手”创造，经史官采集整理而成。

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汉字虽源于大众，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文字语和日常语逐步分离，汉语出现言文不一的现象，“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④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94 页。成为隔绝大众的万里长城。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语的发展因为不受语音的控制，致使文字语和口语高度分离。这种高度分离，“构成文化的神秘性和人们的崇拜感”，致使汉古文字语最终实际成了一种仪式语言。⑤一平：《简化字杂谈》，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0 页。这也就是鲁迅所谓汉字繁难的真正原因。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用黑暗的“铁屋子”来比喻国人岌岌可危的生存境况。

在大众与汉字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也常常借用类似的比喻来描述蒙昧国民的可悲与可怜。

他把文字比作“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圣人的古训比作文字“筑成的高墙”，汉字和大众的关系被具象化为“高墙”与“墙中人”的关系。

在这样的境遇下，老百姓仿佛“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他们“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鲁迅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⑥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 卷），第84 页。这样的被围在文字高墙内的老百姓，形成了一个“无声的中国”。

他们无法开口说话，没有任何凝聚力和团结精神。

痛感于此， 鲁迅把汉字问题视作中国文化中的顽疾，用“结核”“带病的遗产”等种种疾病隐喻来表示汉字语问题的严峻性。

如何让“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呢？其一，鲁迅认为，他人是很难代大众发言的，“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 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①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 卷），第441 页。读书人为平民做的文学，终究只能算“伪平民文学”。

鲁迅自己也深感要刻画出老百姓沉默国民的灵魂来，是很有些隔膜的。

作为“读书人”的他，把自己的民众文艺创作自嘲为“罪犯”的自述，有时甚至颇为怀疑写作的意义：“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

比如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第299 页。因此，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必须设法将文字交给大众，让大众自己开口说话。

其二，要想打破这“无声的中国”的现状，在鲁迅看来，应由战斗的青年们先站出来，“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 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③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 卷），第289 页。而要想让劳苦大众发出反叛的战叫，将“无声的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④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 卷），第119 页。鲁迅期待的理想状态是，掌握新文字的劳苦大众，“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⑤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鲁迅全集》（第4 卷），第15 页。对国家民族危机的焦虑、对汉字繁难问题的正视、对大众“心声”语言境界的追求等因素聚合在一处， 构成鲁迅参与1930 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及大众语论战的动因和催化剂。

20 世纪20 年代以后，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苏联等为中心的东方国家先后掀起文字拉丁化浪潮。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前后持续了20 多年。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一种用拉丁字母替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简称“新文字”“拉丁化”或“北拉”，又称“拉丁化中国字”“中文拉丁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等。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经历过一个从苏联局部实践再转向国内的本土化过程。

苏俄十月革命后， 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由“全苏各民族拉丁化新字母委员会” 主导的文字拉丁化运动，正是苏俄大规模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秋白、萧三等中共文化人当时正置身苏俄，自1928 年起，在汉学家郭质生、史青萍的帮助下， 他们开始尝试编制汉字拉丁化方案。1929 年，由瞿秋白起草编写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在莫斯科出版。

后来，在该草案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1931 年，该方案用来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开展扫盲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⑥叶籁士：《回忆语联——三十年代的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2 期。瞿秋白归国后，继续探索汉字拉丁化问题，他撰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章为中国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4年，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战。

同年5 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周刊发表文章，主张小学高年级起参教文言，习经读书。

随后，文化界人士展开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

自6 月18、19 日的《申报·自由谈》刊登陈子展、陈望道关于大众语问题的文章后，以文白之争为肇始的论战聚焦到围绕大众语的讨论中，将文白之争引向大众语论战。

这次论战是此前文艺大众化论战的延续与扩大，左翼、自由派、“第三种人”等不同文化阵营的学者均有发声。

大众语论战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从幕后走向前台，“‘从理论到实践’ 的划时期的分水岭”，⑦胡绳：《〈拉丁化概论〉——叶籁士著》，《读书生活》第2 卷第9 期。为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提供了一个本土化的历史契机。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议题在社会上之所以能造成大的舆论影响，首先是因为鲁迅。

在鲁迅加入大众语论战之前，“语联”的拉丁化运动宣传并未引起太大反响。⑧湛晓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字拉丁化运动勃兴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2 期。1934 年7月25 日，时任《社会月报》编辑的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

1934 年7 月29 日和8 月2 日，鲁迅两度回信曹聚仁，谈论他关于大众语问题的看法。

首先，鲁迅明确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观点；
其次，他认为“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而“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

再者， 关于方言问题，他的看法是，“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 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①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 卷），第78-79 页。从语言改革的实践层面，他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表达了坚定的支持态度。

对于喜欢发表批判性意见的鲁迅，这是很罕见的。

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认识，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从模糊到真切、从朦胧到深入的转变，他起初对“国语罗马字”与“汉字拉丁化”的根本区分尚不清楚，但在稍后的《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等文章中，已明确认清前者“书斋清玩”的精英气质与后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并在二者中作出了选择。

鲁迅为何会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呢？ 在大的思想倾向上，这应与鲁迅后期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与左翼革命思潮的亲近密不可分。

以翻译工作为例，自1928 年起，在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艺者的围攻之下，鲁迅开始系统阅读并翻译苏俄文艺理论，据统计，在“翻译家”鲁迅的所有工作业绩中，“俄苏作品105 种（部、篇），其中俄国作品48 篇（部），苏联作品57 篇（部），占鲁迅译作总篇数的41.83%”，②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2 页。数量不可谓不惊人。

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支持，与他晚年思想观念上的“左转”这种背景当有直接关系。

此外，对于近代日本兴起的去汉字化风潮和世界语运动，留学日本的鲁迅有一定的耳闻目睹，这种文化体验对他也有很大的促动影响。③吴建华：《鲁迅的语言文字观与日本语言文字发展之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3 期。纵观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运动史，自公元十六七世纪起，日本开始产生排斥汉字的文化倾向。

明治维新前夕的1866年， 翻译官前岛密向政府提交 “汉字御废止之议”，成为点燃近代日本语言文字改革的导火索，森有礼、 志贺直哉等提出种种改革日语的方案。甲午战争后， 日本自我尊大的民族情绪高涨，掀起废止汉字的“假名文字论”热潮。

同一时期，南部义筹、 西周等学者提出国语罗马字的拉丁化汉字改革方案，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声援支持。后来，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发表《文字之教》，其“汉字限制论”思想受到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促成了日本对汉字的整理简化工作。日本国内流行的这种汉字改革浪潮，在思想逻辑上遵从的是“文字救国论”观念，即近代日本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是由于日本先辈引进汉字而导致的民众知识水平低下的问题。④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44-147 页。鲁迅的文字改革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受日本知识界的思想辐射。

“知己” 好友瞿秋白的思想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1932 年，瞿秋白与鲁迅相识。

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共政治的核心位置后，寓居在上海，潜心研究汉字拉丁化理论，与鲁迅交往甚密。

瞿秋白非常重视民众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身的阶级意识，⑤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 年第1 期。鲁迅参与大众语论战，应该说离不开瞿秋白的思想导引与支持。

从鲁迅对汉字拉丁化问题的论述来看， 其见解与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研究，在观念上非常接近，并无多少实质性超越。

然而，鲁迅与瞿秋白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首先，瞿秋白的理论建树重在方向性导引，在大众语论战的实际舆论场中，影响力并不明显。

“文化旗手”鲁迅对汉字拉丁化的响应与支持，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本土化实践，才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发表在报刊上的多篇文章，转载量非常大，他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论述还很快结集出版，言论的社会影响力远非瞿秋白可比。

可以说，后来的鲁迅几乎成为公众眼中拉丁化新文字的直接代言人。

再者，在大众语论战中，鲁迅极为敏感地抓住拉丁化新文字的方言口语取向，将追求广义平民文化的“国语罗马字”方案放到脱离大众的比较对立面，在“精英”与“大众”的政治站位中，稳稳站在“大众”这一面。

这一战略方向，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舆论中取得胜利、“在进步文化界成风气”，①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555 页。同样至关重要。

除了以上外在因素，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支持， 还与他的内在文化理想有一定关系。从启蒙的角度，鲁迅一直期望被困在“铁屋子”中的沉默国民能够冲破语言的牢笼，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

鲁迅把他的这一语言理想，寄托在了“用拼音表达口语”的拉丁化新文字上，他觉得拉丁化的拼音文字特性， 可以让民众实现“我手写我口”。

“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 卷），第458 页。拉丁化“街头巷尾”的口语化取向，让它不像“文言文”或“国语罗马字”那样远离人民大众， 它可以让人人都成为不识字的作家，“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童话和故事， 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③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97 页。经由拉丁化新文字这种人人都可掌握的语言，沉默的国民自由开口说话，一个“无声的中国”就重新恢复了生气，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20 世纪30 年代，经过大众语论战的荡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迅猛发展，“在阶级概念深入知识界，‘大众化’ 成为新的合法意识形态的30 年代，杂糅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对激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民主人士产生相当的思想吸引力”。④湛晓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字拉丁化运动勃兴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2 期。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尤其是“大众化”语言愿景的导引下，鲁迅站在普通大众的阶级立场，对拉丁化新文字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认可，把拉丁化新文字视作他心目中“化大众”的理解语言工具。

那么，在实践的层面，拉丁化新文字究竟该如何实现“化大众”的目标呢？ 首先，鲁迅认为，和“国语罗马字”相比，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废掉了繁难的四声，它不以任何地区的语言为标准音，可以用拉丁字母随意拼写各地的方言，“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

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⑤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99 页。从可行性来看，拉丁化新文字对于大众是适宜的。

其次，待民众掌握了拉丁化的基本拼写法则后，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可以先用拉丁字母拼写方言土语，再慢慢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逐步实现全国语文的大众化。

鲁迅的构想究竟是否合理呢？ 这里涉及语言推行过程中的“专化”与“普通化”难题。

自晚清推行“切音字”方案以来，白话文、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等皆致力于通过启蒙来开启民智，设想通过语言工具的改良来实现“国语的统一”。

这些做法在拉丁化新文字的拥护者看来，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真实国情。

他们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没有所谓的统一的国语，“企图用某种土话（不论其为北平话和南京话）作为标准来统一全国，终归是徒劳的”。⑥叶籁士：《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中华日报·动向》1934 年7 月10 日。知识者们旨在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来“化大众”，这与真正的语言“大众化”是有区别的：前者以知识分子为本位，后者以大众为本位， 前者是自上而下的俯就与施与，后者是同一营垒的对话与同化。⑦高建青：《鲁迅白话文学思想论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9 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拉丁化新文字以拼写“方言土语”的“专化”道路为突破口，避开“统一的国语”的“普通化”道路，确乎是“另辟蹊径”。

它意在颠覆语言等级背后的文化霸权与社会区隔，从语言政治的角度，集中投射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意识形态理念。

问题在于，“专化”也有“专化”的弊病，它不利于全国语文的大众化，因此，鲁迅同时也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①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鲁迅全集》（第4 卷），第393 页。以《阿Q 正传》戏剧版的改编为例，1934 年，袁牧之创作的《阿Q 正传》剧本第一幕登完时， 鲁迅曾就剧本发表过意见：“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

……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 卷），第151 页。这个意见，可以看作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实践法则的实例补充说明。

既要立足方言，又要超越“专化”的危险，其中的尺度如何把握，其实是难以准确言明的。

除了“专化”的危险，鲁迅还非常警惕读书人“迎合大众”的“大众化”偏谬。

拉丁化新文字虽是为了把语言交给大众，但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为了迁就大众而一味求俗， 降低语言的标准，来当大众的“新帮闲”。

从语言建设思路来看，鲁迅关于“读书人”与“大众”关系的阐释，与他前期在白话上的“直译”欧化思想是有所承续的。

在翻译上，鲁迅主张“直译”的“进攻”战略，认为这样可以给大众输入丰富的语言资源，“语言一方面要保持通俗性， 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③［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119 页。在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践中，这种语言“通俗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同样是鲁迅的重要关切点。既要通俗易懂，又要保持一定的智性高度。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呢？ 在《门外文谈》的结末部分，鲁迅写道：“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

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第104 页。鲁迅把语言“大众化”事业的推行者，寄望在类如“摩罗诗人”的“觉悟的智识者”身上。

客观而言，鲁迅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支持有一定的乌托邦空想成分。

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专化”与“普通化”、“通俗化”与“现代化”的专业难题，与其说暴露了“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内在悖论，不如说呈现了“文化旗手”鲁迅的内在身份焦虑：在汉字拉丁化问题的表述上，“启蒙者”、“思想者”与“革命者”三个鲁迅的面目常常交错出现，他一面强调大众化，一面又在反大众化，“既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痕迹，又有一点‘反本质主义的非本质性’意味”。⑤孙郁：《鲁迅话语的纬度》，《鲁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2 期。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更迭，鲁迅的语言观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多重变化，他从“白话文”的启蒙者转为“大众语文”的赞成者，而其中的衍变理路是复杂的，受到了内外多重因素的引导与促动。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鲁迅在20 世纪30 年代“极力把汉语拼音化的文化意义提高到关涉民族存亡的问题上”，将语言现代化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性选择的高度，这种“极端”话语呈现了鲁迅内在的“身份”敏感，关涉到公共领域话语权的争夺问题。⑥黄轶：《30 年代鲁迅语言观的变化及文化身份隐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鲁迅对汉字拉丁化运动和大众语论战的参与支持， 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本文对鲁迅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集中探讨，呈现了社会意识变迁与知识分子选择的复杂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部细节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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