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3-06-30 20:3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程军国，何广文，何婧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各类普惠金融政策的出台，诸多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都需要领导干部科学决策。因此，随着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掌握一定金融知识成为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随后多名金融副省长被密集任命，各市县也陆续从金融机构以选派或挂职的方式，推出一批“金融副市长”和“金融副县长”，彰显了领导干部具备一定金融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我国多级政府体制下，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1)本文中“县”泛指县级行政区，包括一般的县、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旗等，下同。。郡县治，天下安。由此不禁思考，县长的金融知识水平与县域金融发展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基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探讨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2)本文中“县长”是指分管金融工作的县长、常务副县长或副县长，多数为常务副县长。。相较于传统金融布局，县级政府部门在数字金融发展方面，可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如蚂蚁集团推出的“智慧县域+普惠金融”工程是由县政府、蚂蚁集团及银行共同参与的，县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3)县域金融科技合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县政府提供县域数据，金融科技公司通过数字化平台对县域内居民进行信用评定，当地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三方合作。。因此，以数字金融为研究对象，能清晰识别县长金融知识水平对县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县域地区容易通过数字金融，实现普惠金融的超越式发展，但也同时存在运作模式创新性强，金融风险较为复杂的特点，更要求县长具备更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以提高县域数字治理能力。
关于金融知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金融领域，研究表明家庭决策者的金融知识水平是影响家庭金融决策的重要因素[1-2]。也有学者发现公司高管的金融知识显著影响公司财务[3]。本文将金融知识的研究拓展到县长层面，探讨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中，县长个人的数字金融知识，是否通过其行为决策，影响当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终对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产生影响？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利用对县长的一手调研数据，衡量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实证检验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将金融知识的相关研究从家庭层面拓展到地方政府层面，测度我国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实证领导干部金融知识对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金融知识是影响决策者在复杂金融市场环境下决策的重要因素。现有关于金融知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家庭金融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决策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影响了金融市场参与[4]、资产组合配置[5]等家庭金融决策行为以及家庭的经营[6]和收入水平[7]。Haliassos等[8]进一步发现金融知识不仅影响自身家庭金融决策，还存在着外部性，即也会影响邻居的金融决策行为。对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发现，公司高管较高的金融知识可以加快企业发展速度[3]、提高企业融资能力[9]等。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迅速，不论是机构规模、业务规模还是客户规模都在国际上遥遥领先[10]。伴随而来的是，如何在数字金融市场环境下进行有效决策、如何购买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等现实问题，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公司高管等决策者的金融知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而且，由于数字金融市场环境与传统线下金融完全不同，决策者所需要拥有的数字金融知识也与一般性的金融知识有很大区别。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不仅需要拥有最基本的金融常识和互联网操作能力，还要有更强的产品选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11]。
从政府决策层面，官员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除官员激励[12]、更替[13]和过往经历[14]之外，县长自身的执政能力也对地方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教育背景等知识能力及其工作履历等实践能力[15]。金融知识是官员知识能力的重要方面，其对县级政府的金融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影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政府支持而非政府干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是市场化行为，受市场因素影响大，政府主要起到辅助的服务性作用，其对县长的晋升没有关键性作用，出于晋升动机导致政府干预的可能性较小。
具体地，数字金融时代，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资产。由于金融消费者数字鸿沟等限制，服务于县域的数字金融机构无法像在城市一样便捷地获得服务人群的收入水平、信用水平等数据信息，形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16]。县级政府是县域数据资产的主要拥有者，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县域发展，与县级政府密不可分。县长作为地方主政者，出于责任考量，具备发展普惠金融的原动力。但是，在实施具体的政策时，则会受到其知识能力的影响。金融知识可以提高决策者抓住机会的能力[17]，在不确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更好地配置资源[7]，那么具体到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一情境，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就可能会影响县域政府的数字普惠金融决策。比如县长更愿意和金融科技公司、银行等合作，开放县域数据资源(提供县域政务数据支持)。进一步地，可能通过提供场景支持、数据整合支持或加大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之，如果县长拥有更丰富的数字金融知识，更了解数字金融政策和数字金融机构、产品、服务等，那么在纷繁复杂的数字金融时代，县长对数字金融政策的判断和取向可能就更准确，更加贴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从而更能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家庭金融的研究表明，金融知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家庭金融决策。一方面，认知态度是影响人的决策最直接的因素，信任水平则是认知态度的重要方面。金融知识丰富的决策者更熟悉金融市场，更愿意配置风险资产[2,18]，资产组合更加多样性[19]，并且会更主动地调整资产组合[5]。金融知识也会影响人的自信心，通过提高家庭信贷自信心进而提高家庭信贷可得[20]。总之，金融知识水平越高，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信心和意愿越高。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越丰富，意味着其更熟悉数字金融政策、产品与服务，对数字金融运行的特点、模式及风险有更准确的了解。在基于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县长对数字金融的信任体现为：一是县长个人更愿意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即使用信任；
二是县长对数字金融技术的优势可能会抱有更大期望，即技术信任；
三是降低县长对数字金融机构挤压当地金融机构发展空间的担忧，即市场信任。相较于数字金融知识不足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丰富的县长信任水平更高，一方面更有意愿促进数字金融在本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有可能通过政策激励、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加大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等手段，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优势，推进本县数字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提出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影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态度渠道假设2。
假设2：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对数字金融的信任水平越高。
金融知识除了影响认知态度，还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不足会导致投资者认知偏误，这是投资决策行为偏误的重要原因[21]。例如，对未来回报更加不确定的投资者在过度自信等认知偏误的影响下，会更加激进地参与股票市场[22]。缺乏金融知识教育的投资者，会在投资中面对更多的认知偏误或者认知障碍，限制其决策行为的改善[23]。政府官员的认知偏误同样会导致行为失误，如果县长对当地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现状认知与实际发展现状存在差异，那么县长出台的政策可能就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就难以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而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不高可能是导致县长认知偏误的重要原因，丰富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帮助县长更准确地判断本县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出的政策措施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制定更多的相关政策，更积极地促进当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基于此，提出数字金融知识影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能力渠道假设3。
假设3：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对当地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认知偏误越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网商银行联合开展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调研”，调查采取“一对一、点对点”的开展方式，即由网商银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与县长本人取得联系，进行问卷调研，保证问卷填写人为县长本人或者得到了县长本人审核并确认。调研共发放180份问卷，在东中西部的县域均匀发放，剔除问卷数据缺失以及未回收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1份，其中东部涉及6个省41个县、中部涉及6个省54个县、西部涉及5个省36个县。问卷有效率为72.78%。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期)》，该指数涵盖了全国2810个县级行政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县长的个人特征主要由县政府网站手动收集，缺少的县长个人信息由研究团队对县长本人进行咨询后补充。县域经济金融宏观数据来源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公报。剔除县长个人特征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122个县。
(二)关键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1.县长数字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分为一般性金融知识和情境性金融知识。类似于公司高管金融知识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作为主管金融的县长，其作出的金融政策决策，有着不同于一般市场参与者金融决策的目标。即本研究关注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而非对其个人家庭财务的影响，属于情境化下的金融知识。因此，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度量问卷也应该与特定目标相匹配，而非对利率、汇率等基础金融概念的掌握。按照对情境性金融知识进行研究的思路，并且借鉴金融知识的定义[24]，可以把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定义为县长所拥有的对县域数字金融相关决策产生影响的知识。因此，我们从数字金融原理知识、数字金融市场知识和数字金融政策知识3个维度进行衡量，见表1。
表1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测度
数字金融原理知识部分旨在考察县长对数字金融基本概念的掌握。近年来比特币、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数字金融技术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类打着金融科技的幌子，实则行非法集资、诓骗投资者的恶性事件。如果县长不了解数字金融的内在原理，有可能因过度担忧未知风险，导致其实施数字金融相关政策时偏向保守，也可能会冒进，盲目推行风险较高的数字金融项目。这说明县长对数字金融原理的了解程度是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重要部分。数字金融市场知识部分旨在考察县长对数字金融市场的了解。县长对数字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了解越多，那么其提出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更加符合市场环境，因此县长对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是影响县长数字金融相关决策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政策知识部分旨在考察县长对上级已出台数字金融政策的了解程度。其一，县长如何有效实行本县数字金融政策，对上级的政策与文件的掌握是最为重要的；
其二，如果县长对数字金融政策越了解，那么说明其对数字金融未来发展方向、宏观整体趋势和政策动态等方面的把握更加准确。
在题干设置中，采用5级量表法，并且为了降低主观衡量标准不同导致测量误差，借鉴瞄定情境法的思想[25]，每个选项中列出了具体的政策或知识内容，县长根据其对具体政策或内容的了解程度进行选择(4)瞄定情境法设计具体的情境，可以有效控制变量自评偏误，在CFPS、CHARLS 和 PISA 等调查上广泛应用。鉴于县长工作的特殊性，过长的题干和复杂的情境产生较大的时间成本，因此本调查将具体情境嵌入答案，以提高问卷回收率。。
当县长在填写其对数字金融原理的了解程度时，选项有：①非常了解，如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区别之一是央行数字货币没有运用区块链技术；
②比较了解，如了解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征；
③一般了解，如知道比特币利用了区块链的技术；
④比较不了解，听说过比特币；
⑤完全不了解。
当县长在填写其对数字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时，选项有：①非常了解，如理解余额宝的收益率与利率水平正相关；
②比较了解，如知晓余额宝对接的是公募基金中的货币基金；
③一般了解，如了解余额宝可随时存取，利率浮动但一般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④比较不了解，仅听说过可以在线购买线上理财产品；
⑤完全不了解。
当县长在填写其对数字金融政策的了解程度时，选项有：①非常了解，如详细研究过《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②比较了解，如大致知道《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
③一般了解，如听说近年来各省逐步取缔网贷机构，全面取缔P2P；
④比较不了解，仅听说数字金融这一名词，但不清楚具体政策；
⑤完全不了解。
表2列出了县长对数字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回答的选项分布。可从表2中看出，县长对市场知识和政策知识较为了解，但在原理知识题目上选择“比较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县长相对较多。从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比例来看，县长在政策知识题上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之和的比重较高，达到了40.98%，这也符合县长的职业特点，说明样本县县长对数字金融政策相对较为了解。调研组根据县长的题项选择分别对相关部分赋分，最终，数字金融知识得分由原理知识得分、市场知识得分和政策知识得分加总取平均得到。
表2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回答选项的分布
2.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情况由《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期)》中的数据计算得到。该指数包括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衡量年度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 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同获得消费者信任是数字金融市场得以运行的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关于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度量的讨论。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体现在使用信任、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信任，这是个人数字金融信任水平最直接的体现，对于数字金融知识更丰富的个体来说，其会更愿意在生活中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电子支付、网上理财和网上借贷等，而非传统金融的产品和服务；
二是技术信任，鉴于县长工作的特殊性，县长会更关注数字金融的技术优势，即数字金融是否可以解决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难点痛点，服务本县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服务的人群；
三是市场信任，出于保护本地金融机构发展的角度，县长可能会关注数字金融机构的进入对当地金融市场的影响，甚至县长可能产生数字金融机构会挤压当地金融机构市场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接受水平。因此，县长数字金融信任得分由使用信任、技术信任以及市场信任分别得分加总取平均得到(表3)。
表3 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测度
4. 县长数字金融认知偏误
本文县长数字金融认知偏误是指县长对本地数字金融发展的主观评价与实际发展水平之差的绝对值。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①主观评价通过问卷获得，询问县长对本地数字金融发展的主观评价，按“低、较低、一般、较高、高”分别赋值1～5分，即主观认知得分。
②实际发展水平考察的是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实际相对水平。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据为基础，对数据进行基于距离的标准化处理(5)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丰富的县域数字金融情况，如移动支付、数字贷款、数字授信、数字理财以及数字保险的广度和深度等。缺少县域数字金融数据的问题，本文采取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替的方法。因篇幅限制，计算过程省略。。计算过程如表4所示。
表4 县长数字金融认知偏误测度
(三)模型设定
本文拟使用OLS模型测度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作用及其机制，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模型设定如下：
yi=β0+β1xi+β*∑Xi+εi
(4)
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第i位县长所在县域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取对数得到。同时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分别对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取对数得到。在考察影响机理时，被解释变量yi为机制变量，包括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数字金融认知偏误。
解释变量xi为第i位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Xi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县长个人特征和县域宏观经济金融发展。在进行渠道检验时，被解释变量yi为县长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和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
控制变量。县长个人特征方面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等基本特征的同时，还参照已有研究，控制了县长学历、任职期限、财政金融工作经历等可能影响县长个人决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变量。考虑到县域政府与农村地区的紧密联系，本文还控制了县长的农村工作经历。县域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方面，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县域2020年人均GDP取对数得到。本文还控制了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包括人均贷款余额和每万人银行网点数。
(一)描述性统计
表5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基础回归结果
表6展示了基础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增加，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这个效应在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87，说明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每增加0.1个单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0.87%，突显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子维度指标，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为正，但对数字化程度无显著效应。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覆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074，说明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每增加0.1个单位，县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扩大0.74%。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使用深度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126，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每增加0.1个单位，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会增加1.26%，说明数字金融知识丰富的县长在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提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数字化程度反映的是数字金融服务的低成本和低门槛优势，而这主要取决于数字金融供给方式或技术水平，与政府决策关联性不大。
表6 基础回归结果
我们继续探究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不同维度，即数字金融原理知识、市场知识、政策知识分别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表7展示了回归结果(6)为节省篇幅，除主回归以外，其余回归只列出关键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县长的数字金融原理知识、市场知识、政策知识都可以显著提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服务广度及使用深度。但和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总水平一样，不论是数字金融原理知识、市场知识和政策知识都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表7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子维度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三)认知态度渠道检验
表8展示了认知态度渠道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其对数字金融的信任水平，从具体的维度上看，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显著促进了技术信任，即相对于数字金融知识水平低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优势更加信任，认为数字金融能够解决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普惠金融发展的痛点与难点；
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显著促进市场信任，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县长，越认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是互补或者促进，而非无影响，甚至是挤压了当地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促进了县长对数字金融持包容的态度。县长的数字金融知识对县长数字金融使用信任无显著影响，这显示了县长更加关注数字金融对于县域发展的影响，而在个人使用上，受数字金融知识的影响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可以显著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表现在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提高了县长对数字金融技术的认可、减少了县长对数字金融机构挤压当地金融机构市场的担忧。县长对数字金融信任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如开放县域数据资源，与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等等。认知态度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8 认知态度渠道检验
(四)认知能力渠道检验
表9展示了认知能力渠道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显著降低了县长对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回归系数为-1.43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从县长认知偏误的具体方向来看，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长高估本县数字金融发展现状没有显著影响，却显著降低了县长低估本县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可能性。低数字金融知识的县长更倾向于低估本县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这可能由于缺乏数字金融知识，县长无法正确识别本县数字金融及其支持产业的情况。进而，县长可能就无法意识到数字金融促进本县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降低了县长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机，失去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机遇。
总之，较高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可以降低县长对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特别是降低了县长低估本县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假设3得以验证。
表9 认知能力渠道检验
(五)进一步分析
我国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在不同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发挥的效果可能产生很大区别。因此，本部分通过交叉项回归，考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作用。我们用2020年县域人均GDP的对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人均GDP越高，则表明当地经济越发达，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差异性影响
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交叉项，可以显著提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拓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越大，越需要重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提升。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对以下可能影响结论稳健性的因素进行了处理(7)由于篇幅限制，文中不报告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备索。。
1.选择性偏差问题。在问卷反馈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带来选择性偏差。即合作基础良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对县域经济支撑较大的县域，县长更愿意回答问题。我们一是参考Bradshaw等的做法[26]，比较两类县域(县长回答问卷的县域VS县长未回答问卷的县域)的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差异性，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是采用回归法，发现县域经济金融宏观变量对问卷发放和问卷反馈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我们可以基本排除选择性偏差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2.样本规模问题。运用bootstrap方法，随机抽取样本500次，进行回归，结果稳健。
3.数字金融知识测度的准确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法重新测度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改变各子指标的权重分配，用重新测度出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进行回归，结果稳健。
4.反向因果问题。选取以下两个工具变量以处理反向因果问题：①该县同省其他县的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平均值；
②县长上学时所学专业是否与经济金融相关。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均稳健。
县域是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地区，数字金融是解决普惠金融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关注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基于对县长的调查问卷数据测度了我国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实证检验了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体表现在拓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增加其使用深度。且县长数字金融知识中原理知识、市场知识和政策知识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县长数字金融知识主要是通过影响县长对数字金融的认知态度和认知能力产生影响。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信任水平越高，具体表现为对数字技术越认可的技术信任提升，减少了县长对数字金融机构的进入挤压当地金融机构市场的担忧，即市场信任增加，进而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县长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越低。从降低认知偏误的方向上来看，主要是降低了县长低估本县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可能性。(3)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越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影响越大，更需要注重对县长数字金融知识的培训和提升。
本文的研究对数字金融时代的地方政府选人用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1)需重视提升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数字金融知识水平，普及金融知识，强化其金融意识，使县长在理论上理解数字金融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重要原理，在实践上掌握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的最新动态，提高县长有关数字金融原理、数字金融市场、数字金融政策等多方面的知识水平，以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的重点和难点在县域，除了从金融供给端发力，金融需求端进行投资者教育，还需要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一方面，应当认识到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县长及县政府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可通过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考核，调动县长及县政府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的路径上，地方政府可通过提供场景支持、政务数据支持、数据整合支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等，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数据整合支持为例，县政府可以根据市场合理要求，摸清县域数据存量、开发县域数据管理系统、成立县域数据管理中心，积极与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方面合作，打通县域政府内部及各方之间的数据孤岛，从而促进金融科技合作，加快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