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的疗愈——后疫情时代陶艺手作的情感向度
时间：2023-06-29 20:0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冯 祯
景德镇陶瓷大学 景德镇 333403
1.1 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Post- Pandemic）是指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过去后的时代。随着对大规模爆发的疫情的克服以及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深入了解，可以发现疫情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除，面对不可避免的境外输入以及季节性发作的情况，后疫情时代下疫情可能会小范围地爆发，存在时起时伏的危机。[1]此外，此次全球性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各方面都造成一定的冲击，在如此冲击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随之改变。
1.2 对大众的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对大众心理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抑郁、恐惧、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等心理问题会对不同群体的部分人群造成困扰。在后疫情时代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因生活状态的变化也会随之改变。在种种变化的作用下，疫情留下的心理印记在后疫情时代面临加深的趋势。
1.2.1 时间失序
后疫情时代的防疫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时间失序。核酸检测的常态化为人民安全提供保障，同时也让传统的时间边界模糊。“三天两检”“七天两检”成为新式生活节奏，计算时间的尺度从“一天”“一周”变成“48小时”“五日”。居家隔离下的时间时序更为明显，部分行业无法在居家隔离中进行工作，长时间封闭在中家会直接造成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序混乱，大众在无奈中造成时间的去当下化，导致当下的时间空虚。
1.2.2 催生负面情绪
由于疫情存在各地小规模时起时伏的情况，大众除了对自身身体的感觉与变化格外关注外，对出行时疫情及其防护也十分在意。此外，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是动态变化的，疫情何时结束也难以预测，后疫情时代所要面对的挑战以及疫情的不确定性会让大众失去安全感，并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恐惧的状态中。
1.2.3 行为与生理感受不良
在后疫情时代里，疫情防护维持常态化趋向，对于与疫情前大相径庭的生活现状使部分人群会产生厌烦情绪，因而导致回避行为。对出行回避，对人际交往回避，对亲密关系回避等等，甚至出现使用酒精和药物来逃避现实的行为。同时，长时间的隔离易导致生活作息紊乱，失眠也成为部分人群所面临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是整个社会的解构与重塑，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固有的观念，然而改变需要大众被动接受，这种与疫情出现前相异的时代难免造成大众的心理上的落差。[2]故此，在后疫情时代里，大众应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如此背景下，陶艺手作这种轻松、健康、理想化的疗愈方法便值得提倡。
手作（handmade），发轫于原始社会，彼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受限以及生存需要，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和博弈间常常需要手工艺制作，手作成为当时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一。在现代，手作被赋予新的价值。[3]现代手作涉猎范围极广，陶艺也是其中一种。
2.1 陶艺手作
陶艺手作从属于现代陶瓷艺术。它以陶瓷制作原料为材，技术上依赖手工制作，但陶艺手作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于制作时的技术价值，甚至在陶艺手作的众多体验者中，大多是未经过专业训练的非专业人士，所以陶艺手作更侧重于精神价值和过程体验。最常见的陶艺手作的成型工艺有两大类：手工制作技法；
拉坯制作技法。后者是手工与机械的结合。手工制作技法（Hand-building）是最为纯粹的手作，又可分为捏塑成型、泥条成型与泥板成型三种。陶艺手作的体验者用不同的成型技法依照自己的创作理念制作器物的过程实现了手与物之间交流，也为手与泥土创造了连接，达到了一种物化的和谐。
2.2 陶艺手作的特点
2.2.1 个性化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对世界的感知、解读和行为也存在差异，在不同双手下以带有个体差异的创作方式创造出的陶艺作品也必然存在差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的躯体也是自我意志的表现。在陶艺手作的过程中，躯体的表现受到自我意志的影响，即便是出于相同的成型技法、相同的器型、相同的设计理念，在个体间不同的自我意志影响下，陶艺手作的结果也有所不同。同时陶艺手作从制作到烧成具有偶发性和随机性因素，个性化也成为必然。
2.2.2 触觉感受
在人的感官中，触觉是所有感官的基础，是一种强烈的身体经验，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依赖触觉得以实现。由于触觉中包含着充分的身体经验以及情感色彩，它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具有潜在的支配作用。[4]以陶艺手作的拉坯成型技法为例，在制作过程中，参与者需以坐姿展开活动，手肘贴合膝盖内侧以求稳定，后将双手置于陶土上，“手眼并用”，观察泥土变化的同时，以手施加适合的力。参与者的双手充分接触在机器的带动下旋转泥土时，摩擦产生的热度与泥土湿度在它的形变中传导，独特的触感、因摩擦逐渐上升的温度、不断形变的泥土、泥的特性以及手指无意间呈现的自然肌理都可以激发
2.2.3 高情感特征
陶艺手作实现了手与物之间的交流，也为手与泥土创造了连接。体验陶艺手作未必需要高超的制作技法与出色的设计理念，创作者可通过选定的成型方法，依照自己的手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手工陶艺作品。这些手工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体验者自己的趣味和审美。陶艺手作体验者通过对泥性的认知，将其物化的同时，所寄寓的情感内涵也被糅合在作品之中，心灵与材料的对话被作品的物性直观地呈现出来。陶艺手作的制作过程与承载体验者情感的陶艺手作作品皆为体验者精神领域的开拓与描绘的见证，它使得陶艺手作具有高情感特征。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唯物主义”的理念中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术语，“情感结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和有机的东西，即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在后疫情时代里，人类的情感结构也有如上文所说的诸多变化。因此精神层面需求的重视使陶艺手作成为这个时代值得尝试的疗愈方式。大众重视的不只是使用陶瓷与欣赏陶瓷的过程，更加注重的是在参与制作过程中的感受为人们带来的精神愉悦。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诉求使得陶艺手作被大众体验和参与，陶艺手作也在这过程中发挥其疗愈作用。
3.1 儿童自我状态的复现
所谓“儿童自我状态”（Child Ego State），是由童年残留的遗迹搭建而成的，包含小时候体验过的所有情感。人在婴儿时期，只具备几种最基本的情感，如快乐和深情、愤怒、悲伤、恐惧等，都是儿童自我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年时，这些基本情感逐渐发展演变成更微妙、更复杂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成为自我的核心，融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定义了个体一生的行为。正因为这样，某些特定的情形和场景会激发我们的基本行为模式，让我们自动做出反应。[5]
陶艺被称为“泥与火的艺术”，在很多人心中泥与火是儿时记忆的载体。孩提时对手工的兴趣表现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对泥土的把玩。而陶艺手作的过程是童年残留遗迹的复现，这种复现会激发体验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体验者在过程中往往会自动做出反应，童自我状态下的基本情感也会贯穿实践始终，让参与者在陶艺手作的过程中得到疗愈。
3.2 劳动本质的回归
在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本质上不属于劳动者本身，多数情况会流通于市场。无法直接享受劳动成果会导致劳动者在劳动中无法获得自我肯定，以至于出现“带薪摸鱼”“报复性消费”“摆烂”“上班如上坟”等心态。究其根本是劳动异化的现象。所谓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建的学说，是指人创造的产品最终站到了人的对立面。
陶艺手作本身便是一种切实的劳动，参与者通过双手创造物，从泥成器直至烧成获取物品本身这一过程，使参与者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放大，在泥土里糅合自己的情感和心血，是参与者个体创造力、想象力与智慧的体现。换言之，劳动者再通过劳动行为将自己的体力与智慧凝结在劳动产品（即陶艺手作作品）中，将情感和努力即时物化出结果，这种劳动过程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如此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再遥远，成为触手可得的“人面前的对象”，这种实在的收获对个体的“自我确认”起到促进作用。
3.3 “心流”体验
陶艺手作的魅力在于沉浸式体验。作为手作之一，往往需要参与者做到专注，沉浸在制作本身，感受触觉。陶艺手作的许多环节都需要持久的专注，在这一过程中，体验者易于进入所谓“心流”状态。“心流”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范畴，是一种在有清楚目标、有主控感、有即时反馈的情形下全神贯注做事的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又被哲学家莫里斯·梅格-庞蒂称为“物我同化”。当陶艺手作的体验者不再感受到手与泥土的接触，而是全神贯注在材料变化本身，自我意识将逐渐褪去，甚至很难察觉到自己的身体，这便是“物我同化”的体验。体验者会产生自尊、自信、愉悦、幸福等等积极的心理情绪反馈，在这种反馈下，创伤会得到疗愈。
本文主要描述了后疫情时代的时代特征对大众的影响，并对陶艺手作及其特点加以分析，针对其特点挖掘陶艺手作在后疫情时代对大众的情感疗愈功能。本文所叙述的陶艺手作的情感向度存在一定局限性，未对大众参与陶艺手作的场合加以描述，可结合大众流行文化内容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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