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西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普 凌，戴 熙，陈欣辉

（1.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51；
2.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昆明 650034；
3.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以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革命，人类进入了应用数字技术从事生产生活、交互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空前活跃，不断催生新方案、新产品、新模式，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度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做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先后出台《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纲要》《“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2020 年5 月30 日发布的《关于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专门谈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八大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并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重大历史机遇，也是重大时代命题。一个地区或者区域的发达与否，主要是看资源是否向该地聚集，对于乡村是否振兴，资源是否向乡村聚集则是其重要指标。过去，聚集资源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业发达地区，大量资源聚集于该地，该地则表现得繁华与兴旺。然后，产业链完善与信息优势开始显现，大城市在此时占据了支配地位[1]。随着我国的经济四十多年高速发展，这些规模性资源边际收益开始逐步递减，“人”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凸显了出来，我们进入了一个以人为资源的时代。在当今时代，一个地区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关注“人”的所需所想，保持人与地区的持续良性互动，规模资源虽然重要但其作用正在下降。乡村若是善于利用数字化的平台和工具，则可以实现在某个产业点位上实现对“人”这一核心资源的吸引，以实现乡村振兴[2]。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西部地区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实现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减贫成果显著。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保持较快增长，贫困地区已基本实现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保障显著改善，但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实现“到2035 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相关论述，结合当前推进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本文聚焦于弱势群体的区分、数字化贫困原因探析和数字化贫困消减等问题，为数字化赋能我国西部乡村振兴提供对策建议。

将数字技术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机结合，依托将数字技术提升乡村生产和生活水平，实现绿色发展与智慧发展，从而达到乡村的全面振兴。综合文献计量分析，实地调研情况，本文对我国西部乡村数字化贫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归纳为以下问题：

（一）数字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与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程度相比，乡村的数字化进程仍落后很多，城乡数字鸿沟依旧存在，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是当前存在的客观问题。目前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很多数字化的基本基础设施，但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多建设是处于滞后状态。特别是在云南的山区及偏远地区，地形比较复杂、人口密度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较高且难度较大，导致这些地区虽然有基础设施，但是4G 网络信号覆盖率较低，乡村居民在家时常常只能搜索到3G 网络信号，存在网速慢、网络信号弱等情况。

（二）数字化诉求与数字化供给不匹配

从人群构成上看，乡村数字化贫困的群体基本可以按照年龄来加以分类，每个不同年龄段层次的人群对数字化的需求是不同的。年龄段较低的人群，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数字化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需要迅速了解和运用信息上。而中老年人群体在面对新的数字化生活时，反应较慢，很多在年轻人看来使用数字化产品的基本技能却成为了老年人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我们的数字化资源的供给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统一供给，并未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导致数字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

（三）数字化技能与数字资源的利用依然存在差距

从知识水平上看，农村居民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互联网使用技能欠缺等问题。目前，在云南农村长期居住的居民大部分年龄较大，他们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对数字化的产品认识和接受能力，对互联网的使用技能欠缺，农村常住居民文化水平限制和缺乏互联网使用技能已经成为当前云南乡村数字化贫困的重要因素。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导致对数字应用使用也有所差异，城镇网民对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的使用率高于农村网民，对即时通信、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等应用的使用差异较小。根据《2019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截至2019 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 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占整体网民的26.3%，乡村网民规模占比远低于城市网民规模。乡村地区的居民通过互联网进行网购、网银支付等与城镇居民的使用差距在20%～25%之间。而且，由于受发展环境、薪酬待遇等因素制约，在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农村地区的实力与能力都不及城市地区，导致农村数字化产品应用的人才匮乏，即使拥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也不能很好地使用并享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改善。

（四）数字化理念普及和数字风险防范依旧有待推进

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顺利与否，与乡村居民数字化素养的高低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乡村居民是否积极投入其中。乡村数字化，需要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到乡村的各项生产以及村民的生活中，实现乡村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因此，作为乡村生产经营主体的乡村居民，就需要掌握多种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生产技术。但是，通过调查和分析数据发现，在目前的乡村数字化建设中，多数村民只对互联网的使用较为熟练，不过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通常是在交流、娱乐、购买商品等方面。多数村民并未意识到互联网更深层的作用，特别是在获取教育资源以及生产经营方面的应用。同时，多数村民几乎不了解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虽然国家已经制定多种举措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力度，但目前还存在互联网内容纷繁复杂，仍然存在虚假信息、金融诈骗等内容。而乡村居民对手机、电脑等数字化设备的使用还不够熟练，对虚假和不良信息没有较强的辨别能力，容易受到不良内容的诱惑，而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

（五）社会各层面数字化资源难以联动

数字化贫困的解决依赖于经济、治理、服务、资源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当前，对于数字技术与乡村结合的认知上，很多乡村基层政府对乡村数字化建设没有全面的思考与认识。乡村数字化建设需要在乡村中应用多种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乡村产业内容。然而部分乡村基层政府对数字乡村的认识不够深刻，在向村民推广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时只流于形式，只进行了相关技术内容以及国家政策的宣传，没有进一步引导村民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也没有对乡村产业的丰富以及融合发展制定规划，无法协调各类社会资源有效联动。

（一）乡村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生物多样性富集、低纬高原光热条件好、气候立体多样等是我国西南山区最大的优势条件，也是其他发达省市不具备的自然条件。我国西部地区有北热带，南、中、北亚热带，南、中温带，高寒山区和冰漠等气候类型，气候多样性明显。但也不得不承认，多样性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同样限制了乡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例如同样的高产优质品种，在别的地区可以很容易地推广成千上万亩，但在西部山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品种适应性问题，推广面积受到很大限制，使得同样的农产品，单位的品种成本增加。一个区域内单一农产品的种植面积不足，还必然抬高其采收、运输等成本以及后续的品种研发等环节[3]。因此，对于我国西部的很多乡村，“多样性”的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利用，而“规模性”的相关资源又无法与全国其他地区竞争，因而产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致使乡村发展受限。

（二）乡村产品附加值低和质量参差不齐

2016 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效果上看，在西部地区“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品牌打造、绿色发展、主体培育、市场开拓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4]。但从西部乡村整体看，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产品仍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较大，精加工、精包装的产品较少的问题。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是西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与城市发展主体相比，乡村发展主体在教育、就业、医疗、文化、养老与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福利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也是西部乡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在当前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依托技术进步已成为改善城乡发展失衡、机会不均等，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的另一新路径[5]。在高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农村地区，通过智慧医疗体系的建设将全国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医务专家纳入其中，对接农村居民的问诊需求，实现便捷高效地解决一些基本医疗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一段时期学校被迫停课、异地教学，基于各种数字化技术的在线教育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法课堂教学的困境。近年来不少进城务工农民运用“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平台与电子导航软件，成为网约车司机，也是新技术消除城乡就业服务体制壁障的表现。

（四）城乡协同发展体系不畅

长期以来，城市承担了社会经济发展环节中集中性商业与贸易、大规模工业生产等功能，乡村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农业生产，除此之外仅承载少量分散性商品交易。这种经济功能的历史性累进分化，造成长期以来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部分必要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发展不断挤压乡村空间，乡村一再成为输出端或提供者，城市不断成为输入端或掠捕者，同时也造成了乡村产业结构与城市市场结合度不高的现实情况。但以乡村衰退为条件的城市扩张是不可持续的，终将成为阻碍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桎梏[6]。弥合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与乡村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共同体，城市引领、辐射乡村发展，乡村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新时期西部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依托数字化满足柔性市场需求

我国西部因其自身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乡村产品在扩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这也是过去西部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7]。但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商品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再取决于单纯的规模大、成本低，而更多取决于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以及满足市场需求的速度。面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西部的多样性资源在此时成为了优势，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依托数字化技术迅速发现买方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加强对个性化、定制化、时效性的反馈，构建“多样化、小规模、周期可控”的柔性化乡村产品生产模式，是我国西部省区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点。

（二）依托数字化降低乡村创业门槛

传统的创业需要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原材料、可以是厂房、设备、土地等昂贵的的资源，这些东西对于制造新产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对于乡村创业者而言，这些资源本身就十分昂贵。传统行业需要大量投入这些生产要素并达到规模化生产时才会有利可图，但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这一现象有了转变，乡村的创新创业也许只是需要一部简单手机就能完成，而且创业时间也被压缩至极短时间，例如2015 年，从事网络直播行业的李子柒开始拍摄乡村田园风格的美食短视频，迅速走红后，2017 年就正式组建团队，并创立李子柒个人品牌。数字化重新定义了创业模式，只需要少量资源就能实现资源分配的大幅重构，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让资本不再成为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三）依托数字化奠定产品信任基石

交易依赖于信任，基于数字化代码来构建的信任机制，可以有效促进人们进行交易和社会合作。在此基础上所有参与的交易方或合作方首先都基于“不能欺诈”这一重要原则。传统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影响了整个市场的信任程度，高质量的产品因缺乏信任卖不出好价格，高质量、差异化的农产品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困境。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在生产、交易、流通、监管等方面实现乡村产品的数字化，可以有效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链，符合人民对优质、特色乡村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的趋势，也是加快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路径。

（四）依托数字化助力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国内经济已经从增量时代，转向成为存量时代。存量经济下，更加需要依靠产业互联网，来实现供给侧的降本增效。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不断向农村延伸，数字技术逐步渗入农业生产和流通等环节、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等领域，数字化已成为冲破城乡经济机会在地理上分布不均的有力手段。

从全球发展的历史和经验看，即使政府投入巨量的资源支持农村和农业，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脱农化仍是主流和趋势。促进乡村振兴，不应该仅仅是乡村居民收入和人口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让乡村能够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发展、改善生活体验，让乡村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城乡融合发展。其核心在于乡村对人有了吸引力，人对乡村有了“需求”。

（一）加强数字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要以人为本，让乡村居民的合理诉求能得到有效回应，这需要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首先需要加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相关精神，持续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向农村基层纵深发展，推动乡村建设和规划管理信息化，逐步推进乡村社会综合治理精准化，同时不断深化信息惠民服务、乡村教育信息化和全面覆盖乡村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系统建设以及民生保障，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其次，积极推广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和完善自然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农业物联网应用平台和加快乡村智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促进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发展和强化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最后，还应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推进农村地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推进农村有线数字广播电视网络与5G 网络融合网建设，支持农村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网络发展，并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乡村有效获得信息和知识提供有力保障。

（二）通过顶层设计打造一个“一县一品”电商服务平台，推动西部乡村产品形成高质量、小批量定制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常态化、规模化的产品或服务获取市场的能力变弱，取而代之的是产品的小众化、社群化和细分化。面对市场的变化，西部省区应依托自身优势，通过顶层设计打造乡村农产品的高质量、小批量定制模式。首先持续推动“一县一品”工作，并打造一个“一县一品”电商服务平台，在严格把控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生产环节开放和定单共享，形成县内多个乡村的协同生产。其次，打造供应链的柔性化，农产品供应方面设立供应商管理小组、相关业务部门、品控管理小组到产地进行实地走访和现场打分，评估该地的生产能力、运营状况以及品质管理等。按季度测评并将供应商按不同等级划分，按照不同等级给予不同合作标准。制定退出机制，即供应商如果连续两个季度测评等级下降或者产品品质连续两次降至规定的标准以下，将给予暂停合作，缩减订单甚至停止合作的惩罚。最后再综合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等提供精准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的数据信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和可追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加大对乡村民族文化资源创新支持，繁荣发展乡村特色民族文化

我国西部地区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乡村民族特色各异。通过因地制宜，针对各地乡村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在注重对民族文化原汁原味保护的同时，将其与艺术、餐饮文化相结合，特别是依托数字技术通过创意和演绎，对特色的民族文化、民间工艺、民族歌曲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数字创意提升乡村文化核心竞争力，既可以增加乡村居民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可以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其中特别需要加强对创意的保护，可以采取对创意提出者进行一定的直接补贴，设立乡村创意奖项评选，加大对创意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为创意企业和创意者提供信用担保，促进乡村创意成长，同时对恶意剽窃创意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营造一个保护创新者权益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增强城乡互动交流，全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耕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源远流长，普罗大众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这让我们具备了实现乡村振兴的民众基础。面对现实，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以乡村魅力吸引城市居民，增强城乡间的资源流动，让乡村成为人们的连接点。因此需要塑造一个有“美好”话题的乡村和一个大家共同分享美好的交流平台。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各方为乡村提供丰富优质的“美好乡村”内容，然后创新传播渠道建设，推进优质乡村内容资源的融合生产和协同传播，不断丰富传播载体，再打造一个塑造美好乡村内容的传播平台和品牌，充分吸引社会资源向优质乡村汇聚，构建多元、高效、精准的乡村资源供给和服务推送渠道，增强“美好”乡村平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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