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

钱 力,张 轲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面对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政府需要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来增加实际工资,从而实现内需驱动消费。然而,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尽管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地域优势,但由于城市发展偏向性和财政支出偏向,导致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不对等,干扰了城乡居民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能力,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据调查显示,城乡名义收入差距约为3∶1,考虑教育文化、医疗等因素后,城镇居民的收入约是农村的5～6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度为30%～40%[1]。由此可见,收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劳动效率逐渐趋同,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制度等原因,要素市场严重扭曲,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壁垒大,阻碍了要素流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直接影响地区吸引生产要素流入的能力[2]。目前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供给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要素的城乡配置,使得农村收入增长乏力。因此,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研究要素流动在其中充当的机制作用,一方面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完善了相关收入分配理论。

基本公共服务是与民生紧密联系的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会随着时代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公众需求,逐步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3]。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分为生产性和消费性两种,也可以按照功能细化为维护性与社会性两种,还可以按照地域需求的差异划分为城乡两种基本公共服务[4]。相比城市而言,农村由于生产条件不完善,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如城市,进而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财政支出结构偏颇和“唯GDP”的干部考核机制等更是加重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失调。在此背景下,有研究从整体角度出发探析关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绩效评价、减贫振兴效应和提升策略,也有研究从体育、公共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项目出发探究其发展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指出,尽管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并不存在明显减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扩大的趋势[5]。这不仅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还会影响农村居民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至可能会抵消之前为促进收入公平而出台的政策效果。既有研究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现状和如何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均有涉及,但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较少,且相关研究内容多围绕理论探究。有研究虽然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但没有具体测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是采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重来表征[6],测算结果可能存在偏差,进而使得结论背离现实。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为基础条件的经济活动通过在城乡间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的差异影响城乡的经济发展。要素在地区间流动产生极化效应与平衡作用,两种作用相互博弈为区域发展提供动力。目前,关于要素流动的相关文献有涉及宏观层面的高铁开通和经济增长等的研究,也有涉及微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产业转移等的研究。在中国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驱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要素流动路径逐渐转变成“产业与资本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公共服务走”的新逻辑[7]。其中,要素流动与公共服务相关的研究多涉及空间范畴,认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能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还能通过空间溢出助力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8]。在关于要素流动的收入分配作用研究中,有研究分析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9],也有研究将要素流动作为间接变量探究农村电商[10]、交通基础设施[11]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有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政策和公共服务支出等具体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研究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家庭的金融行为、地方政府部门的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就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来看,有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大,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也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和教育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借助体制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革新,可以有效减小城乡收入差距[13]。但是,就收入的本质来看,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舒尔茨的“收入流”理论阐述的“要素流动到要素价值实现、农民收入提升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脉络印证了这一点[14]。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首先,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同时,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准,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加入调节效应分析,并多方位考察结论的稳健性;其次,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影响效应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最后,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机制作用,探究可能的优化路径。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首先,现有研究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相关研究内容多围绕理论探究,或聚焦均等化政策突破,而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性影响的研究较少。其次,多数研究采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占各省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差距,缺乏建立相对科学和全面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指标体系的研究。最后,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影响要素流入的能力,进而影响当地经济与收入,所以本文尝试探索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流动的中介影响效应,探究可能的优化路径,以期能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一)数理推导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各自的经济产出有关[15],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与消费性两种,假设社会福利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有:

(1)

其中,Su(Yu)、Sr(Yr)分别表示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函数,Ec表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α0、β0分别代表城市、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社会福利的弹性系数;γ0表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弹性系数,0<α0、β0、γ0<1,同时满足α0+β0+γ0=1。

假设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技术、劳动、资本和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决定,那么城乡地区生产函数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分别为:

(2)

(3)

其中,θ为生产技术在城市地区对公共品供给的偏向系数,0<θ<1;A为技术进步系数;Ku、Kr分别为城市、农村的资本存量;Lu、Lr分别为城市、农村的劳动力存量;Ep表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α1、β1、γ1、α2、β2、γ2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政府生产性支出对城市、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产出弹性系数,同时0<αi、βi、γi<1且αi+βi+γi=1,i=1表示城市,i=2表示农村。由于城市具有更加完善的生产条件,则γ1>γ2。

构造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4)

(5)

(6)

K=Ku+Kr

(7)

L=Lu+Lr

(8)

E=Ec+Ep

(9)

(10)

(11)

(12)

(13)

(14)

假说1: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影响。

(二)机理分析

初期存在一定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进城市,一方面农民工获得了较务农收入更高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生产率提升,进而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后来城市快速发展,城市由于具备完善的生产条件,发展软环境较好,获得的经济效益更大。在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被拉大,要素在逐利性的驱使下大量要素涌向城市,乡村发展存在“空心化”和“边缘化”,后续发展乏力,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劳动力流动来看,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城乡之间的通达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务工,获得更可观的工资。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也会促进要素价格逐渐均等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也提高了城市高知识密集型人才向农村流动的意愿,带来“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提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其二,相对于城市具有高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农村劳动力无法胜任高附加价值的工作,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务工收入。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也为城市地区创造了需求,城市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从资本流动来看,其一,相对农村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且具有区位优势,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提升城市的投资需求,促进城市居民收入提升。同时,大规模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农村金融发展受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二,由于城市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生产成本也逐渐提高,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部分丧失优势的产业转向农村,农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吸纳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从技术流动来看,其一,根据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交通网与信息网的发展和完善扩大了市场范围,加深了城市间的分工程度,而分工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又会促进城市的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间的技术差距,进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二,在新型分工格局下,不同的市场主体拥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因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分工模式,促使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步。分工深化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2:要素流动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作用机制。

假说2a:劳动力流动在此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

假说2b:资本流动在此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

假说2c:技术流动在此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借鉴李江一等的做法,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17]。

2.解释变量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遵循数据的连续性准则,参考党的十九大关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要求,借鉴黄晓梅和刘晓萍以及张文礼和卢少波的相关研究[18-19],从城乡生产性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消费性公共服务差距两方面出发,从城乡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差距等维度进行构建。在指标赋权方面,为规避专家主观判断产生的偏差,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法,指标含义和赋权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指标体系及CRITIC客观赋权结果

3.中介变量

考虑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流动进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故选择这三个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参考张传勇的做法[20],采用非农就业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表征劳动力流动,用于体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程度。资本流动需要用城乡之间存贷款流动来体现,鉴于度量上的困难,借鉴刘赛红和朱建的做法,使用金融发展作为资本流动的测度依据[21]。参考赵康杰和景普秋的研究,采用农业技术进步即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值来表征技术流动[22]。

4.调节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准,造成城乡发展软环境的差异,进而扩大城乡差距。这里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5.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效率和对外贸易。城镇化水平越高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迁移到城市从事非农活动,获得较高收益,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以各省的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之比表征城镇化率(urb)。农村劳动力跟随产业结构升级向第二、三产业倾斜,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金融资源在城乡间配置不均衡,加大银行储蓄在农村的投资效率,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借鉴刘晓光等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之比表征金融发展效率(fin)[23]。对外贸易(for)一方面能够促进劳动力就业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就业质量的偏向作用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4],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衡量对外贸易。

(二)模型设定

借鉴谭彦红的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关性[25]。该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可能性建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5)

考虑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会影响城乡要素流入的能力,促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两地区间流动,而以要素为基本条件的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影响城乡经济,进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影响。基于此,设定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具体形式如下:

y=c1x+c2x2+e1

(16)

(17)

m=a1x+a2x2+e3

(18)

(三)数据说明

该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由于港澳台、新疆与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故选取29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对所用的样本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1.描述性统计

2001—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可知,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小值为1.229,对应的省份是2001年的吉林;最大值为3.869,对应的省份是2003年的陕西省。从四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来看,东北地区最低、中部次之、东部随后、西部地区最高,说明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越是西部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越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最小值为0.796,对应的省份是2018年的上海;最大值为17.514,对应的省份是2001年的内蒙古。从四大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均值来看,东部地区最小、中部次之、东北地区随后、西部地区最高。由此可见,西部贫困地区,不仅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也最大。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利用Stata16.0绘制2001—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变化趋势的折线图,以便更好地把握动向,具体结果如图1、图2所示。

图1 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图2 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在2001—2020年研究期内,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2010年前后出现拐点,在拐点出现之前,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上升趋势,在拐点出现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下降趋势。由图2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总体出现下降趋势,但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另外部分省份也出现较大范围的降低,比如内蒙古、青海和宁夏等。

2.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数据建模分析之前,将涉及的相关变量做相关性分析,提前把握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给出变量相关的显著性,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这也初步印证了两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呈现正向影响。从生产要素流动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方面的影响来看,技术流动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有正向影响。人均GDP的对数值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交叉项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地区发展水平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运用200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开展研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回归结果可见,模型(1)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拐点前会产生负向影响,而在拐点后会产生正向影响。在拐点前,起步阶段虽然存在一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促进了农村居民走向城市进行经济活动,取得较高的务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拐点后,伴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拥有财政支出倾向,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具有负面影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准远远不如城市,从而拥有高劳动力技能水准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变成了城市居民,更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研究假说1获得检验。人均gdp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中存有调节作用,通过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正向影响城乡贫富差距,表明无论是投资或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都存在相应的城市倾向。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到模型(2)中,可以发现得到的结论一致,具有稳健性。在控制变量方面,城镇化率、金融发展效率和对外贸易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负向影响,说明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迁移到城市,增收的渠道变多,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但影响不显著。银行储蓄在农村投资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同样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表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就业岗位,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但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民大多数还是从事第一、第二产业,获得较低水平的收入。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处理

为了使该文得到的结论更具说服力,论证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这里采用剔除样本量、替换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双边缩尾、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四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处理,具体做法如下:(1)剔除部分样本。该文研究的重点为城乡间的发展影响,此处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分析。(2)替换解释变量。独立性权重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信息重叠会使得权重降低,反之越高。采用独立性权重法重新测算解释变量,再将其带入回归模型中。(3)双边缩尾处理。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对变量采取双边缩尾处理,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可知,模型(3)～(5)分别为剔除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对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赋权测算、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双边缩尾处理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代表着最初阶段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超过一定值后又会加大收入差距,结论与以上所述保持一致,体现了稳健性。

再次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检验稳健性,不管P取何值,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算法进行参数估计,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稳健性分析结果(一)

如表6所示,在不同分位点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且无论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何种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效率和对外贸易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影响。

(三)进一步分析

在上述研究中,对基于全国地区样本的平均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初步结论。考虑样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以获得更为翔实的结论。

1.地区异质性分析

将全国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0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份。,探究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影响,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可知,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而在东北地区则表现出“倒U型”。这说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初始阶段虽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是由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增收的渠道得以扩展,自我发展能力得以提升,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后来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城乡发展软环境的差异,促使要素流入城市,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此,应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改善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提升吸引要素流入的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东北地区,初始阶段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距,城乡发展环境不同,又在社会、经济和人才“三重”环境适应不了人才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加速了东北地区人才的流失,变相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后续阶段在“东北振兴”战略的推进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得到了改善,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表6 稳健性分析结果(二)

表7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2.时间段差异分析

2005年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受政策实施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段差异。这里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2001—2004年和2005—2020年两个时间段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

如表8所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确实存在时间段差异。在2001—2004年期间,两者影响变化呈现“倒U型”,说明虽然初始阶段城市借助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居民依靠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获得较高收入,促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后随着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农村地区得到政策发展的红利,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在2005—2020年期间,两者影响变化呈现“U型”,说明初始阶段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减效果,而后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壮大,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生产条件不够完善,要素流动到生产效益高的城市创造更多的利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显著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表9为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回归的结果。

由表9的中介效应回归模型的结果可知,模型(22)～(24)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二次项对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的影响系数均显著,说明存在中介作用。具体来看,由模型(22)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二次项对劳动力流动(M1)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增大促进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具有中介作用,研究假说2a得到验证。由模型(23)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二次项对资本流动(M2)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存在显著促进了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说明资本流动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说2b得到了验证。由模型(24)可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二次项对技术流动(M3)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增大显著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进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至此,基于上述研究假说2——要素流动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作用机制全部得到验证。

表9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20年全国29个省份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探究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影响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这表明在初始阶段尽管具有一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推动了农村居民转向城市开展务工活动,带动农村居民增加收入、增进社会福利,减轻了城乡贫富差距。后续阶段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远远不如城市,发展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不够完善,进而具有高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就业增收渠道增多,城乡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第二,地区异质性研究中,东北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倒U型”关系。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这说明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渠道得以拓展,提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后来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城乡发展软环境的差异,提升了城市吸引要素流入的能力,因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东北地区,初始阶段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距,城乡发展环境不同,又在社会、经济和人才“三重”环境适应不了人才发展的需求的推动下,加速了人才的流失,变相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后续虽然还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在“东北振兴”战略的推进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第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间段差异。在2001—2004年期间,两者影响变化呈现“倒U型”,说明虽然初始阶段城市借助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居民依靠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获得较高收入,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之后随着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农村地区得到政策发展的红利,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在2005—2020年期间,两者影响变化呈现“U型”,说明初始阶段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减效果,而后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壮大,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生产条件不够完善,要素流动到生产效益高的城市创造更多的利润,显著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渠道。从劳动力流动方面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了城乡之间的通达性,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获得更高的工资,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资本流动方面来看,城市吸引资本流入的能力较强,促进了城市的投资需求。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城市居民收入大大增加,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从技术流动方面来看,根据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交通网与信息网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扩大了市场范围,另一方面加深了城市间的分工程度,而分工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又会促进城市的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间的技术差距,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本文研究结论出发,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稳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应均衡化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把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摆在首位,推动教育公平。从医疗方面来看,不仅要完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机制,还要加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城市医院与农村医院的交流,设置一对一对口帮扶试点,发展远程看病缓解农村看病难、贵、不便等问题。从公共文化方面来看,高质量的公共文化可以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世界。从社保方面看,医疗保险、事业保险、养老保险等是社会公众最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险标准与制度的统一化,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公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持续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人才振兴,通过建立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的制度机制,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在农村创业,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城市劳动力建设农村。对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深化,破除流动障碍,合理化城乡人口的布局。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村人口劳动技能水平与素质能力。构建要素主体利益共享机制,构建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机制以及农村内生动力发展机制,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农村。

三是规范农村就业中介组织。创立并完善劳务输出网络体系,积极培养农村地区劳务经济代理人,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期望的农村居民流动。改善并规范农村地区现存的“三缘”介绍就业的方式,对这些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与此同时,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利的保障,积极主动与司法机关配合,创建农村地区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保障进城农民工、经商农村居民的合法权利,推行同工同酬,进一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居住、子女上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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