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李蕴哲，陈旭东

（1．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2．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曾就政府大政方针或者说是美国建国后的发展道路，有过一场激烈而持续的争论。汉密尔顿着眼于世界大势，认为美国应以英国为楷模走以工商立国的发展道路，并积极发展与英国的交往；
而杰斐逊则强调美国的独特性，主张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力主走以农业立国的发展道路，主张美国向西部扩展，以美国农产品去抢占法国市场。美国后来的实际发展道路正是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中行进的，其工商业和农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1]。一个多世纪之后的20世纪20、30年代，在太平洋西侧，刚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不久成立民主共和的近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

与美国主要是执政政治家之间的争论不同，近代中国这场立国之争以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为主体，诸多有着不同学科、学缘、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发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各自内部也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流派。与美国一样，中国这场争论最终以“以工立国”派观点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为最终结果。但是这样的争论对于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而农业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①。因此，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以下分别介绍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和影响。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毛泽东曾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评价道“百代都行秦政治”，而秦政治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奖励耕战、重农抑商，这正是秦统一中国之前商鞅变法的一条重要举措。根据考证，18世纪遍及欧洲的中国热背景下形成的法国重农学派，其经济学说就有着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渊源[2]。这一重农思想延续几千年直至清末。时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落后，从洋务运动提倡机器大工业到戊戌变法康有为呼吁将中国“定为工国”，从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到五四运动对科学、民主的宣传，工业化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传统重农思想遭到摒弃和冷落。

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国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文明的内在冲突，倡导中国回归到和谐的内敛式农耕文明。同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但是受继起的军阀混战影响，广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并未从洋务运动官僚主导的工业化中得到多大改善。在此背景下，“以农立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个阵营在如何看待工业化以及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上，也不是同一声调，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

（一）以捍卫传统农业国秩序为目的的“守旧派”

章士钊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1907年赴英国，次年入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改学政治经济学。留英期间，他就时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1922年12月至1924年4月，曾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及其前身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并于1925年5月至1926年1月再次兼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8月，章士钊发表文章《业治与农》,明确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3]的观点，公开与当时经济思想界已成主流的工业化主张唱反调，从而拉开了农工立国之争序幕。1923年11月，章士钊又以“孤桐”笔名发表文章《农国辨》，系统阐述了其“以农立国”的理由。

章士钊首先对农国与工国分别下了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助者，谓之农国”，反之，“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谓之工国。”其次，他认为农国道德精神是“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而工国道德精神是“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并列举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商品竞争激烈等，指因工业化而“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战”。继而，他总结了工业化发展过程，认为“一战”前，“其时工业万能之花，盛开而仍未谢，”而“一战”后，工业化命运“如茧之缚者,底里尽露”，且欧洲资本主义改革“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最后，他主张对于“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弊，徘徊歧路”的中国而言，应当“返求诸农，先安国本”。[4]

（二）受西方先进农学和经济学影响的“创新派”

董时进是这一派也是民国时期“重农论”的典型代表。他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博士论文为《世界粮食供给与人口》。毕业后，董时进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1925年回国，担任四川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1940年代，他曾主编《现代农民》月刊，该刊旨在“为农民服务。（一）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思想；
（二）为农民作喉舌，替他们说话”。

1923年底到1924年春，当时还在美留学的董时进投书国内刊物发表了3篇系列文章：《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中国立国事业之讨论》和《论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主张“以农立国”，反对中国进行工业化。他认为，纵观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
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
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基于此，中国发展农业更具有比较优势，应振兴“科学的农业”完成“中国之改造”[5]以振兴中国经济，建立一个理想的东亚大农国。董时进“以农立国”观点的确立，根本出发点是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1933年在《农业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农业对于中国之重要，殆如心脏对于人之身体……中国经济组织之各份子，无一能与农业脱离关系，无一不受农业之直接影响。”[6]

（三）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建设运动派”

梁漱溟和晏阳初是这一派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其中，梁漱溟将文化摆在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7]在他看来，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原是一个乡村社会，伦理情谊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和“贫愚弱私”，而在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解决文化失调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而这必须从乡村建设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8]可见，他并没有否认工业化的目标，但是认为切入点应该在乡村建设上，而不是直接从工业和城市入手。

梁漱溟认为，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
至于另外一条路，“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9]因此，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梁漱溟认为，农村发展对城市工业发展的意义重大，“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否则，“农村崩溃是第一步，都市破坏是第二步。”[10]由此可见，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看来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这种静态的乡村建设观显然没有考虑城市化的动态变化趋势。

总体而言，“以农立国”派成员复杂、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发展主张和方案异同互见，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差异之处在于他们的出发点，要么是出于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痛恶，要么是出于对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缅怀，要么是出于对振兴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愿望。然而，“以农立国”派的发展主张和方案要么是未被付诸实践，停留于空想阶段，要么是在实践中遇到挫败，未能经受住实践检验。在欧美国家已经过工业革命洗礼进入机械化大生产时代时，依然沉湎于农耕文明、农业社会而自我设限，这显然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可溯源至洋务运动，然而政企不分、政商合流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勃兴和清王朝的稳固。民国初年，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健全，与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民族工业成长比较迅速，而农村农业则走向衰败，尽管其在当时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大。鉴于农村的衰败，救济农村成为势所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以农立国。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必须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走以工立国之路。“以工立国”派大致可分为两大派别。

（一）先工后农派

吴景超是代表人物。他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
1928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吴景超称“以农立国”派的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并根据统计数据指出，与工业国家相比，农业国家的人民，平均入款少、受教育水平低、平均寿年短、婴儿死亡率高，而这背后是“机械的生产方法”与“筋肉的生产方法”之差别[11]。因此，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

吴景超对“以工立国”的支持首先体现在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上。1931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掀开了日军全面侵华序幕，中国面临亡国之虞。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中国在与列强战争中屡屡挫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飞机，大炮，坦克车，及一切机械化的设备”[12]。只有实现工业化，建立起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才能生产出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真正赢得民族独立。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工业国虽已很多，但并不构成中国不需要跻身工业国的理由。他指出，英国工业化虽然最早，“有一时会霸占全世界的市场，但美国与德国，并不因为有英国的劲敌，便放弃了工业化的企图。日本的工业化，比较他们还后，但他也不因市场上已有英美各国的货物而退缩。”[11]同时，吴景超认为，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必须依靠农业机械化，依赖西方国家赠予或是进口，很难满足国内需求，因而大力发展本土工业才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根本途径。并且，工业发展，除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外，也可以利用农村的原料，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而促成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金融充实。所以，他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3]。

（二）农业工业派

张培刚是代表人物。他1934年6月本科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即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曾利用陈翰笙组织实施的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并进行补充调查，撰写论文《清苑农家经济》。1941年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194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5年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通过答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张伯伦和萨缪尔森也曾获此奖），1949年，他的论文由哈佛大学以《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为题出版，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8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4]

不同于梁漱溟将农村和农业作为工业化及重建社会结构的切入点，张培刚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我们知道任何重要的并遵循科学耕作途径的农业改良，都必须以基本机要部门的工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只能是被动的角色。”当然，“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他主要针对和批评的是那些“农业可以不依赖工业也可以单独发展的主张”[15]。张培刚指出，中国“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就是说，在未来经济大转变过程中，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而要使工业化得以开始和实现，还须另找推动力量，特别是在社会制度方面”[15]。

当论及如何实现农国工业化这一问题时，张培刚指出农村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为“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二者作用有别，鉴于中国农村根本性变革是长久而艰巨的任务，“知识分子凭着个人的热心去推行，难免‘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危险，而农村建设又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自非由长期主持国计民生的政府去负责推进不可。”因此，他认为地方政府在农村建设中要担负起筹集资金、遴选人才、组织合作、教化群众等方面任务。在张培刚看来，“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16]。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整体来看，“以工立国”派并不否认农业的重要性，如周宪文就曾言，“‘我国约有百分之八十之民众为农民，五分之四之生产品为农产物，亦可谓百分之九十九之出口货为农产物’，故农业的地位不能不算重要；
不过重要不重要是一问题，能否赖以立国又是一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17]他们试图以工业化为牵引，带动农业发展，所以农村、农业发展的前途不在其自身，而有赖于工业化的推进，将机械化技术工具引入农业生产、以城市工业吸纳农村的原料供给和过剩人口，促进农民收入提升和民生改善。

在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洪流中，“以农立国”派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一方面夸大工业化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农国精神”的重要性，使得他们的观点流于陈旧、保守落后，未能捕捉到工业化浪潮正磅礴于世界的时代新形势。相反，“以工立国”派则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前沿，从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角度来看待工业化问题，其思想更深刻、视野更开阔、论证也更有说服力。这一争论对于澄清各界对于工业化所持有的种种质疑，从思想上明确工业化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以及从实践上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思想层面影响

争论使得“农本工商末”教条进一步破产，使得工业化意义的认知得到提升，使得工业化内涵得到明确扩展。

1.农本工商末、重农抑商是束缚中国长期停留于小农经济状态的传统经济思想教条，在近代外部军事和经济冲击下才得以打破。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这一思想教条的桎梏，开启了以洋务运动为载体的工业化尝试，至19世纪90年代末，有识之士已开始将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如梁启超预言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康有为也将“定为工国”[19]作为维新变法纲领，直至20世纪初期，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1920—1930年代的立国之争则进一步宣告这一传统经济思想教条的破产。

2.工业化被置于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位置，被看作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经阶段，明确了工业化具有历史发展进步意义，极大激发了人们对工业化问题的重视程度。这一认知是在中外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视角下获得的，大量具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的学者、官员回到中国，他们对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发展进步有直观认知，同时对中国停滞于农业国状态也有着深刻体悟。进而，面对日本对华侵略，中国必须尽快找到富民强国的路径以结束落后就要挨打乃至趋于亡国的局面。工业化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3.工业化不仅是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发展动力的转变，也涉及经济制度层面变革。对于中国工业化应取何种经济制度，拥有留美经历、以研究工业化见长的经济学家刘大钧认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太过激进，自由放任政策也无实现可能，他在1935年所拟《确定经济政策以发展国民经济提案》中就明确提出统制经济的主张。确实，对于如何以体制变革实现工业化，鉴于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难以照搬，采用统制经济来促进中国工业化，逐渐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当时中国“最风行的口号”[20]，尽管大家对于统制经济的解读不尽相同。

（二）实践层面影响

工业化思潮涌动为近代中华民族工业企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开出了发展药方。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相伴的1927—1937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十年间，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下，中国的民族私营工业尤其是纺织、丝织、染织等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了旨在全国范围调查矿业与重工业并制定统制计划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并于1935年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初期主要职能是资源调查、开发和动员，并逐渐过渡到工业建设上来，开展创办和管理经营基本工业、重要矿业、电力事业等工作。从一些数据变化，可以捕捉到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一方面，工业资本和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尤其是民族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13年前后，民族资本企业工业资本总量仅为外国资本的54.43%，而到1920年和1936年（除日据的东北地区）该比例分别上升为90.14%和99.8%[21]（表1）。另一方面，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比重消长，可清晰地辨识出工业化的主线索。根据统计，1911年新式矿业总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8%，1920年现代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3%，而1936年达到11.35%[22]。与此同时，1920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82.8%，机制工业占17.2%。随后，机制工业加速取代手工业。到1936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69.4%，机制工业占30.6%[21]（表2）。

表1 1911—1936年中国工业资本估值（单位：万元）

表2 1911—1936年上海工业产值估计[23]（单位：万元）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农业经济时代曾一度领先于世界。然而，在中西大分流之后，中国的发展一度停滞。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是这一探索的缩影。事实上，工业与农业如果相互配合则可走向共荣，相互隔绝则会走向两败。李柔远1937年曾对立国之争做过一个梳理，指出“复兴农业，首须农业工业化。拿工业的技术与机械来改进农村的生产力，再以农村经济的稳定，促进工业生产，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农业固要工业扶助，以工立国，却亦少不得农业”。[24]

然而，要使农业走上工业化道路，必须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农民过多，土地不够分配。中国农民每人平均的土地只有三亩多，无论如何肥沃，是不够生活的。如果不设法减少农民的数目，中国必无大量产品的希望。农民过多，劳力必廉，结果必不能利用机器，同时个人所得土地太少，实无利用机器之必要。”[24]这里，实际上已提出农业工业化与农民城市化的互动问题。立国之争是近代中国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次思想激荡，对中国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于今依然具有现实镜鉴价值。

其一，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得到加快，不过农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重要性依然没有下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意见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提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其二，农业重要不等于就要以之立国，当下中国正处于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工业化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意义重大②。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稳步推进，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深刻改变了全球制造业乃至全球经济格局。我国明确提出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2049年“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的发展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将成为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驱动力。

其三，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样重要，需要结合信息化、城镇化推动相互融合发展，推动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提升，建成工农业强国。面向未来，通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推进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激发农村各类要素潜能和各类主体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发展，将有利于中国从工农业大国向工农业强国转变，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注释

①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国家，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更早之前的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孕育和贡献作用。当然，对于英国农业革命的起止时间，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克里奇(1967)认为发生于1560—1767年，钱伯斯和明格(1996)认为是1750—1880年，马克·奥福敦(1996)认为是1500—1850年。

②2020年，中国GDP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7．8%，远超第一产业的7．7%。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有所缩减。这是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当下就要开展急剧的去工业化，中国第二产业仍有长足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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