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情志病历代发展概述
时间：2023-06-25 08:3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柳丽松 王静平
1华北理工大学期刊社 河北唐山 063210；
2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中医院老年病科
“情”表示感情、情绪的意思，《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志”在古代中医有神的意思，如《素问·血气形志》“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而《灵枢·本神》[1]言“意之所存谓之志”，此处“志”是指记忆存储。“情志”意为情感、情绪。“情志”一词最早在明代张景岳《类经》[2]中“情志九气”提出，之后在中医学中广泛运用。现在中医学认为情志为“七情”、“五志”的合称。情志病是情志刺激而发的病证(包括郁症、癲、狂等)和因情志刺激而诱发的病症(失眠、眩晕、呃逆等)的总称[3]。历代医家对情志病有不同的认识和发展，中医学对情志病病名、病因病机及防治的认识历史久远，本文就中医情志病的发展进行综述。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此时期初步建立，《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此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医学思想，中医学理论在此时期形成和发展，情志病的理论也在此时期初步形成。
《黄帝内经》关于情志病的病因病机、预防、诊治有大量的记载，奠定了中医情志理论的基础。《素问·举痛论》[4]曰“余闻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提出了“九气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4]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通过五行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对应于五脏，建立了中医学的“五志说”。在病机方面，《灵枢·百病始生》[1]：“夫百病之始生也……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4]：“喜怒伤气，寒暑伤形。”《素问·疏五过论》[4]曰：“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认为情志异常可伤及脏腑气机而致病。此外，《黄帝内经》也提出了一些情志治疗方法，有《素问·移精变气论》[4]中提到的不需药物及针灸治疗的祝由法和《素问·五运行大论》[4]提出的情志相胜法等。《素问·五运行大论》[4]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之间会相互制约。根据五行相克理论，可用一种情志去战胜另一种异常情志的情志相胜法。《灵枢·杂病》[1]篇提出“哆，以草刺鼻、嚏，嚏而已；
无吸而疾迎引之，立已；
大惊之，亦可已”，提出治疗呃逆的方法，其中“大惊之”即情志疗法中的激情刺激治疗。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情志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及治疗，首创情志病辨证论治原则，如在《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5]中“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奔豚病……皆从惊恐得之。”论述了奔豚气的证候和治疗，认为其病因“皆从惊恐得之。”治疗上有奔豚汤、桂枝加桂汤等。《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5]中“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食不能食”指出了百合病的辨证，还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如百合地黄汤、瓜蒌牡蛎散、百合滑石散等。《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5]中“妇人咽中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甘麦大枣汤主之”提出了治疗 “梅核气”的半夏厚朴汤以及治疗“脏躁”的甘麦大枣汤。
东汉华佗《中藏经》承《内经》之旨，发证治之微，结合临床体会，开辟了情志病脏腑论治的新思路，如《中藏经·劳伤论》[6]曰“劳者，劳于神气也；
伤者，伤于形容也。饥饱无度则伤脾，思虑过度则伤心，色欲过度则伤肾，起居过常则伤肝，喜怒悲愁过度则伤肺。”认为情绪过度伤及五脏。《中藏经·气痹论》曰“气痹者，愁忧思喜怒过多......结于上......则伤肺，肺伤则生气渐衰......注于下则腰脚重而不能行，攻于左则左不遂，冲于右则右不仁......”谈及情志过极引起的肺气虚，进而外邪入侵而引发的一系列病症。
《难经》强调情志的病因学意义，如《难经正义》[7]四十九难曰：“忧愁思虑则伤心；
形寒饮冷则伤肺；
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心主思虑......肝主怒恚......然忧思恚怒，饮食动作，人之不能无也，惟不可太过，过则伤人必矣”认为情志太过则伤及五脏，这也和《黄帝内经》“五志应五脏”的基本理论一致。
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迅速，出现了一大批中医名家和重要的中医学著作，情志病在此时期也得到发展。在前人对情志病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魏晋隋唐时期医家进一步注释，并有所发展，体现在诊断以及具体的的用方用药上。
晋代王叔和在《脉经·辨脉阴阳大法》[8]言：“病苦悲伤不乐……阴气不通，臂不能举。”记录了郁病的脉象和症状，指出气机不通则少气，臂不能举。《脉经·心手少阴经病证》[8]曰:“愁忧思虑则伤心，心伤则苦惊，喜忘，善怒。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认为忧愁思虑伤心可致劳倦。西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9]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空虚，因寒饮食，寒气动脏(一作重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记录了因情志不节所致虚实脉象。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10]言：“怒气则上气不可忍......恚气则积聚在心下，心满不得饮食，忧气则不可极作，暮卧不安席，喜气即不可疾行，不能久立，愁气则喜忘不识人语.....”具体记述了怒、忧之气等情志因素致病的症状表现。此外，《诸病源候论》[10]中还记载了七气候、九气候、结气侯、五膈气候、噎候、八痞候、逆气候其相关症状的发生均与长期不良情绪状态有关。唐代王冰重新编次注释了《黄帝内经素问》[4]，也对《黄帝内经》中医情志病的症状、病因病机及治疗做了注解和发挥。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11]曰：“肝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志为怒，怒伤肝……亦生忧矣。”对《黄帝内经》中肝气虚则恐，实则怒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恐和怒常常伴有忧愁。此外，孙思邈对情志所致疾病症状做了进一步叙述，《千金要方》[11]言：“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喜则形劳......多笑则脏伤”，“善摄生者，常少思、少食......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悲”。指出“十二少”的原则，指出不要过喜过悲，重视情绪的管理，注重养生。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视中医情志病的医家，也是中医情志病治疗上的辉煌时期。此时期中医七情学说发展成熟。
《圣济总录》[12]言：“胆虚不得眠者，胆为中正之官，足少阳其经也，若其经不足，复受风邪则胆寒，故虚烦而寝卧不安也。治肝虚胆寒，夜间少睡……五补汤方。”谈及肝虚所致的胆寒证应补肝温胆，用五补汤方。南宋陈无择关注情志因素对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对中医情志病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了三因论，并指出内所因的是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3]中言：“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为内所因……是欲知治病之本也。”首次明确提出情志病的病因为内所因，其中内所因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认为七情作为内在致病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南宋陈自明对妇人情志病多有记载，其著作《妇人大全良方》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妇科、产科全书，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了妇产科方面的不足，代表医案如“橘皮汤治疗忧戚所致痨瘵”、“黑龙丹治疗产后惊恐”、“甘麦大枣汤治疗妇人脏躁”等。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14]中言：“盖忧愁思虑则伤心，心伤则血逆竭，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闭也。”指出妇人在长期处于不良情志，容易消耗心神、逆竭心气造成月经不调、经闭等妇科疾病。曾世荣在《活幼心书》[15]中言：“幼则顺其娇痴，长则变其情志，抚之乃常存其神，而知其体育之，乃安其神而调其性。”强调要关注幼儿的情志变化，对幼儿要多以安抚，“顺其娇痴”，使小儿成长过程中性情平和，“安其神”来合理育儿，使小儿身心健康成长。
金元时期是中医学情志学说的繁荣阶段，“金元四大家”对情志病诊治方面也有创新。“火热论”代表人物金代刘完素[2]“五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提出了“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著名理论，阐述了情志与疾病的关系。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师从刘完素，在治疗方面擅长汗、吐、下法治疗疾病，认为攻逐邪气有助于恢复正气，是“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16]言“喜乐无极则伤魄……甚则为狂”；
“悲哀动中则伤魂……毛悴色夭”；
“恐气所至，为破脱肉……为惧，为脱颐”；
“思气所致，为不眠，为嗜卧……快然如衰，为不嗜食”等，以《素问·举痛论》[4]中“九气”为基础，发展并详细叙述九气致病的症状表现，九气除“劳、寒、炅”外，“怒、喜、悲、恐、惊、思”六者与情志病的发病尤为密切。此外，张从正在《儒门事亲》[16]中还提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
恐者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故也；
恐者，自知也。足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解释了惊和恐的差别及所分属的脏腑。“补土派”代表人物金代李东垣重视脾胃学说，在《脾胃论》[17]中强调“怒、忿、悲、思、恐”等情志因素能损伤“元气”。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18]中认为人体若有“怫郁”则会引起“诸病生焉”，“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而不得升，当降而不得降……”创“六郁”学说，并首次对“郁”的病因病机、病位做了全面的解释。
此时期，情志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医家对其病因病机的探究也越来越深入，在临床情志病的治疗上也深有造诣，涌现出大量的情志病医案。
明代吴崑在《医方考》[19]中提出：“情志过激，非药可愈，须以情胜。”张景岳精心钻研《黄帝内经》，将《素问》和《灵枢》按内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著成《类经》[2]，系统论述了“情志九气”，设“情志病”专篇，引用并记录了诸多治疗情志疾病的医案，强调移精变气法在治疗情志病中的意义。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非风》[20]中谈及中风多因七情内伤所致，与外风无关，不如竟以“非风”命名，曰：“凡此病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也”。张景岳将《黄帝内经》中“心主神明”的理论做进一步阐释，在《类经·疾病类·情志九气》[2]曰：“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则无不从心而发。神藏于心，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是为吾身之全神也。”认为情志之病“虽五脏各有所属”，究其缘由，“无不从心而发”，因为心统领一身之神。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21]记载了诸多情志内伤、癫狂等情志疾病方面的药物和方剂。
清代叶天士记载了大量情志病案，其重视情志病因，对其因怒、忧所致情志疾病颇有研究，擅长应用情志疗法治疗疾病，并获得较好疗效。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22]言：“七情之郁居多，如思伤脾，怒伤肝之类是也，其原总由于心，因情感不遂，则郁而成病矣。”此理论与张景岳“神藏于心，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的理论相同。在治疗上叶天士认为七情之郁，重在治肝，涉及脾胃，注重开窍启闭，安神定志。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23]中指出“凡治内侍者，必先祝由”要懂得察“隐情”，注重“开导”，指出祝由治疗的重要性。清代尤在泾在《金匮翼》[24]中多处疾病辨证论治中注重情志病因及治疗方法。如“肝郁胁痛者，悲哀恼怒，郁伤肝气，两胁骨疼痛，筋脉拘急，腰脚重滞者是也。按百病皆生于郁，……而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认为肝郁的病机在于过怒导致肝经气机郁滞，肝失调达，肝经气机不利而致“两胁骨疼痛，筋脉拘急，腰脚重滞”。
建国前中医对情志病的研究比较零散。建国后，国家重视中医教育与传承，鼓励保护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情志病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并取得了进展。
《现代中医情志学》[25]提出中医情志的脑一脏整体调节新假说，重点论述了脑在情志生理、病理中的重要作用，颇具创见与特色，也为现代医情志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指出应该发掘中医情志致病的发病机理,探索情志的伤脏规律,从而建立科学的中医学防治情志疾病的疗效评价方法[26]。吕爱平等[27]用继承传统的四诊方法并吸收现代心身医学的诊断技术,建立了规范的情志病诊断体系，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系统治疗，为建立规范的情志病治疗体系提供了研究思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活跃，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从而产生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随之而产生的情志类疾病也越来越多。临床情志因素导致的慢性病也很常见[28-29]，慢性消耗性疾病也会加剧情志疾病的发展。我们要充分研究中医学经典古籍，对情志病病因病机、症状、防治相关的理论和医案进行充分的挖掘、探索，发展并应用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理论和方法，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情志病治疗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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