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
时间：2023-06-25 08:2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高德胜 王亚蓉
书信自古以来就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具有传递信息和情感的双重功能。习近平书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互动的方式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就国际事务和国际领导人致电致信的同时，多次通过贺信和回信的方式同人民群众、国外留学生、高校、主流媒体、出版社表达关切与期盼。习近平书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党史价值。客观认识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发挥书信在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的资政育人作用，有助于提升人民历史意识，树立历史主动精神。
(一)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文本分析
书信是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是古今信息传递和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在《辞海》中，书指“函札”，信指“信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书，箸(著)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书”有书写之意。除了表达书籍、文书、字体、书法等含义之外，“书”也有信件、信函之意。“信”除了有诚实、信任、崇奉、消息、随意等含义之外，“信”也有函件之意，例如信件、信访，也指持有信物的外交使臣或传送函件或口头消息的人。因此，书信不仅包括承载信息和情感的文本，也包括传达传播书信的方式和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要是指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为历史发展主体，以中国共产党执政史和执政党建设史为研究内容的政党史研究。(1)齐鹏飞.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J].教学与研究，2008(05)：70—73.习近平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领导人书信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国史的鲜活文献资料，习近平书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多元的致信群体和内在的情感传递为新阶段的党史常态化教育提供了新思路、新场域和新载体。
书信与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一同被收录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同构成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载体。2022年2月，选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5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的239封书信的《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为以习近平书信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提供了系统的文献基础。习近平书信的集结成册表明，书信文献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准确把握习近平书信的发生规律和作用机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产生积极的社会功能。秉持整体与部分有机统一的原则，从助力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的视角剖析习近平书信能够提升研究的针对性。书信文本是研究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截至2022年10月15日，在《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的239篇文本的基础上，加之同时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渠道获取到的2013年4月1日至2022年10月15日书信文本，共计401篇。筛选文本、拟定研究对象是研究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价值追求和道德情操，是激励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2)杨凤城.习近平党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20(01)：5—15.内容上，具有党史价值的书信不仅体现重要历史时期、包含重要历史人物，还包括体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文本。时间上，书信中的党史要素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人物事物要素，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具体实践要素。因此，初步选取了122篇具有党史价值的书信作为研究对象(如图一所示)。
图一 近十年来习近平书信的年度分布图
(二)习近平书信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互动逻辑
习近平书信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与不同社会群体借助书信的形式沟通交往的文本内容和文献体系。与其他文体一样，书信的本质是传达内容。南梁文学理论家刘勰认为书信具有“辞若对面” 的特点。汉末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虽然书信文体的本质是帮助主体实现内容的表达，但是领导人书信具有一般书信的普遍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习近平书信是具有公共属性的个人文体。书信作为一种“私语真情”(3)赵宪章.文体形式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79.的文体，是写作人与接收人共同营造的情感世界，具有个人属性和私密属性。习近平书信具有书信文体普遍的传递信息和情感的功能，但是其特殊之处在于，当书信内容被官方公开出版和传播的同时，其个人属性就转变为社会属性，其潜在的社会影响力将会被释放。因此，蕴含在书信中的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便在书信贯彻落实的现实需要中亟待深入探索，发掘习近平书信中潜藏的党史价值既是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把握习近平书信生成发展规律的重要阶段。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书信蕴含丰富的党史价值。习近平书信是时代的产物，每一封书信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每封信都带有自身的时代烙印，也储存着独特的历史资源。书信不仅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致信人真挚的情感与关切，也饱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历史观，具体体现为借助历史的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通过情感的共鸣鼓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8.首先，社会存在具有客观性，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继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们不仅继承了以往各代人遗留下来的物质材料，也继承了精神材料。其次，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客观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和红色精神谱系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先烈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具体历史实践。习近平书信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性，蕴含着知古鉴今、沁润人心的强大力量。最后，社会意识反映着社会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和红色精神谱系作为先进的社会意识，既是历史的正确反映，也为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挑战提供了定心丸和驱动力。习近平书信中包含着丰富的党史要素(如图二所示)，是进行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有效载体，书信文本与其他类型文献协同发力能够进一步培育人民群众的历史意识。
图二 习近平书信中蕴含的部分党史要素
习近平书信以一种特殊的文体链接了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有机统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面对复杂难测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习近平书信所承载的政治意蕴赋予了书信文体更加深刻的功能，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日常化、精准化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一方面，习近平书信采取“忆史励今”的写作方式。书信既承载着过去的历史集体记忆，也饱含着未来对理想的追寻和鼓励，不仅跨越了遥远的距离，消弭了身份的隔阂，还链接了历史与当下。另一方面，习近平书信依赖主客体双方的互动得以形成。当人民群众致信中央时，人民是致信主体，党中央是收信主体，所涉事务为反映客体；
当党中央致信或回信时，反之。在主客体双方的互动中，时代需求和具体事件是有形的，隐含在这背后的历史渊源和红色血脉则是无形的，是促成主客体互动的驱动力。此外，习近平书信是对人民群众红色基因的唤醒，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一代又一代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方能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人民群众并非在“真空”状态下创造，而是在先辈创造的党史国史下进行有意识地创造。
挖掘蕴含在习近平书信中的党史要素，发挥习近平书信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中的作用、构建书信研习教育机制是培育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历史自信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6)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 增进团结统一 增强斗争精神[N].光明日报，2021-12-29(001).价值是事物或现象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习近平书信作为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党史要素对某一特殊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7)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01)：4—10.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图景不仅包括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包括凝练的历史精神，习近平在书信中既注重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忆唤醒，也注重当前国家建设与历史精神的跨时空互动。因此，全面发挥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要明确习近平书信唤醒人民群众对于党史事件与人物的记忆，是历史情感与群体情感跨空间互动，是时代精神与历史精神跨时代互动，更是群体认识与群体实践的相互转化。
(一)红色记忆再现功能：回顾党史事件与人物
习近平书信回顾了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大历史观的引导下，书信的作用从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扩展到形象再现，为党史学习教育指明方向，让党的历史上的光辉事件、伟大人物和宝贵精神以“见字如面”的形式呈现在人民的眼前，发挥了书信的红色记忆再现功能。书信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是文字传播的基本形式。就个人书信和民间书信而言，书信通常是点对点或点对多的非大众传播媒介的、非面对面的信息交流活动。但是，以群众互动交流、资政育人为主旨的领导人书信既是个人传播媒介形式，也是组织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形式，其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已经超出了民间书信的范畴。在书信媒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事件、人物与精神的价值符号得以传递、再现、唤醒。从人的认识规律和接受规律来看，经过全社会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加之前人的口口相传或代际传递，人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基本认知大致建立，但主要是以理性认识和间接经验为主；
而承载着党史要素的领导人书信对致信对象或致信群体而言，是以实践的直接经验为基础的记忆唤醒与深刻体会。挖掘习近平书信中蕴含的党史价值，能够借助书信的情感传递与期冀鼓励加深群众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明确自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的方位和使命。
发挥书信的红色记忆再现功能，要丰富书信的传播内容，完善书信传播机制。传播机制是一种对信息从发布者到接收者的渠道的总体概括(8)刘洪举，任镝.网络舆论的传播与控制机制[J].情报科学，2015(04)：20—24.，书信从生成阶段到传播阶段再到教育学习阶段，都亟需科学化、体系化的机制保证书信党史价值的发挥。习近平书信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具体方式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情境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致信对象所处的红色记忆和环境下激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构筑的精神谱系为当代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精神支柱。当前，在传播媒介方面，习近平与人民群众、国内外人士、重大活动的书信通常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和官方新媒体发布，于次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传播内容方面，大多传播书信原文，较少去挖掘蕴含在书信背后的历史意义与党史价值。实际上，习近平书信的生成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明确的致信目的和致信背景。兼顾传播书信原文与致信背景，将会为致信对象结合本地的历史红色背景落实书信精神提供前提条件。
(二)情感互动功能：党群互动的物质载体
习近平书信是历史情感与群体情感跨时空互动的物质载体。借助书信中的党史因素讲好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关键是要把握习近平书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对人民群众爱党爱国情感的促进作用，在情感互动中说理，方能使得红色故事深入人心，进而将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力量。社会互动是社会存在基础，情感互动是书信生成后致信对象作出反应性社会行动的表现，与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习近平书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国内外活动、单位、群众的群体互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情感互动功能是由书信体裁和执政理念塑造出来的。一方面，相较于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和批示，书信在体裁上具有言简意赅、情感真挚、通俗易懂的特点，因此，习近平书信中的党史因素更加能够引起人民群众的共情和认同。另一方面，蕴含在书信中的党史因素是情感沟通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以“新安小学”为例，“新安旅行团”的历史使得该所小学既是日常义务教育机构又是党史教育基地。习近平在201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给该校少先队员回信，既在群体情感互动层面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爱与鼓励，同时也在历史情感层面使82年前的“新安旅行团”与新时代的“新安小学少先队员”跨越时间同频共振，情入理出、借史传情，有助于激发这所学校乃至全国小学生的爱国情怀。
发挥书信的情感互动功能，要把握认知规律，完善书信学习教育机制。习近平指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在书信内含红色属性的情境中，致信群体首先最直观的是情感上的变化，而后在教育者的引导下挖掘书信背后的深层意蕴和道理，最终在特定场域和人物影响与历史情感互动中将“道理”内化为道德行为准则，将红色基因由“不自觉、分散”的状态转化为自我意识。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全党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了学党史、跟党走的良好氛围。习近平书信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全党全社会各单位团体积极响应，开展了一系列落实书信精神的学习交流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此同时，当前书信学习教育活动更加侧重于书信对未来阶段具体工作的指导作用，对习近平书信中蕴含的党史价值和致信背景挖掘有待进深入。因此，完善书信学习机制，不仅要在学习和落实上下功夫，还要将学习前置到致信动机，找寻支撑书信学习的党史国史支点，在学习书信的过程中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与历史文化基因。
(三)资政育人功能：时代新人的精神食粮
习近平书信是时代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跨时代交融，能够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精神食粮。习近平书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写照，亦是新时代号召人民奋勇向前的冲锋号角，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短小精悍的一纸书信中淋漓呈现。习近平书信的资政育人功能体现在其写作目的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长为栋梁之材”是蕴含党史要素书信最终的落脚点和情感希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支撑着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将成为支撑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进的精神养料。习近平指出：“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10)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光明日报，2021-06-27(001).历史主动精神、斗争精神和奋斗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2019年《习近平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为例，1965年7月，23岁的王杰为了保护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临危不惧，舍生取义，造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神。这封回信不仅是对战士们学习工作的肯定，更是号召“王杰精神”融入新时代基层强军事业的期盼。无数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献出生命、奉献终生，新时代青年要在新时代继承发扬党的精神谱系，以勇往直前的劲头书写中国共产党的新历史。
发挥书信的资政育人功能，坚持为党育人，创新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动力，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习近平书信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将习近平书信中承载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期盼内化为人民的观念、外化为人民行动的关键途径。人民群众对领导人书信的直观反应时常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引导和教育是使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的重要环节。由于致信对象的多样性，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超出了学校，这就要求社会层面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挖掘书信中的党史因素，寻找当地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与党史人物、事件、精神的契合点，引起人民对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增强人民群众的历史自信，培育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相互交融，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共同构成新时代的“四史”。正如恩格斯描述的那般，“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4.中国共产党党史是无产阶级自下而上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自上而下规划革命、建设和改革蓝图以及制定和贯彻落实中央决策、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12)杨凤城.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让主流党史研究强起来[J].中共党史研究，2022(03):47—53.，领导人书信一方面代表着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畅通的沟通交往，另一方面也是党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和研究重点。习近平书信中蕴含着丰富的党史教育资源，一旦形成体系化的学习落实机制，其中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便会通过教育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发挥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在教育实践中重点要明确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点线面体结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一)以人民为本：发挥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根本
发挥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的根本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人民性既是习近平书信的显著属性，也是以习近平书信为研究对象所要坚守的信念。“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4.，于教育者而言，须得秉持这一信念方能保证正确立场，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方能达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要求。以习近平书信为文本载体对党员或群众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时，要从三个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首先，要讲好“书信中的人”。人民史观是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内在要求，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教育者若要在日常教育活动中挖掘出习近平书信的巨大价值，必须要明确书信中的人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习近平书信以其简洁性和通俗性日益成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是教育不能仅仅始于书信，而要将隐藏在致信对象背后的历史内涵挖掘出来并展现给受教育者。其次，要把握“受教育的人”。无论是以书信整体还是以部分篇目书信为载体，其受教育者都已超出了学校的范畴，并且扩大到9000余万名党员甚至亿万基层群众之中。习近平书信基于历史，产生于时代，内化于人民，外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要最大程度发挥出习近平书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价值，就要仔细选取适合受教育者、能够产生共鸣的篇目进行针对性教育。事实上，习近平书信看似回应的是具体的人，实际上书信的影响足以扩展到这一类群体之中。例如，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其教育对象基本上涵盖了全国高校各类志愿团体。最后，要升华到“集体的人”。习近平书信是对现实的回应，也饱含对致信对象的期待，无论是给一线基层工作者的书信还是给各类单位周年祝贺的书信，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脱离集体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是不存在的，集体是保证个体存在的前提，因此，以习近平书信为载体的教育活动根本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二)点线面体结合：发挥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方法
发挥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要用好用活点线面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点、线、面、体”是来源于几何学中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申为教育方法(14)舒祖德.点、线、面立体式历史教学法初探[J].历史教学问题，1987(01):41—43+30.，是以系统论为指导，正确处理整体与个别之间关系在思维领域的体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发挥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过程中，能够大大提升党史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点，是指致信对象的客观事实。习近平书信致信对象包含了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各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教育者需要选取能与受教育者产生共鸣或背景相似的篇章。搜集致信对象的客观事实既有利于背景，也利于激发好奇心。但是，此时的信息相对发散，主要表现为生动具体的人物或事物。线，是指致信对象背后的史实。要想学懂弄通习近平书信，就不能只在当前的部分事实中去理解，要通过致信对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所作的贡献中去理解，在历史与当代的互动中体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深入致信对象背后的历史能够使受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但此时的信息还未被内化，受教育者还未感受到自身与对象的连接。面，是指书信的史实对特定群体产生的作用。基于习近平书信展开党史国史教育，关键在于选定群体。特定群体不靠职业划分也不靠年龄划分，是以致信对象为代表的这一类群体。大致上，习近平书信学习具有两类：一类是书信产生时相关单位组织的一系列集体学习和分享活动，另一类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他人进行教育时对符合群体的书信进行阐释和介绍。因此，在认知建立和情感共鸣后，受教育者的红色血脉或被唤醒或被植入。体，是受教育者在工作和学习上作出的积极变化。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接受间接经验是必要的，当受教育者通过习近平书信接受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间接经验时，新时代党中央、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革命先辈及其事件和受教育者三者之间产生了跨越时空的互动。当这一互动的影响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时候，就是这一教育方法完成之时。
(三)主导与主体：明确习近平书信党史价值的关键
发挥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要坚持教育者的主导性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对人的影响不仅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也是全面系统的。(16)杨兆山.教育学原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7.教育是提升人民群众历史意识、树立历史主动精神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还是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活动，亦或是在各个学段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离不开教育者通过灌输或互动的方式将具体党史内容和党的宝贵精神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过程。
明确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一是教育者要发挥主导性作用。一方面，教育者在进行党史教育时，要主动把握习近平书信的特点和不同阶段、群体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习近平书信以其短小精悍的篇幅、第一人称的语气、殷切的期待被越来越多的教师选取为教学素材。与其他官方文献相比，书信不仅适合中学大学阶段学生，也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接受特点和认知规律。另一方面，教育者要引导受教育者深入党的具体历史和共产党精神谱系。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不仅仅在其本身，还在于其背后蕴含的丰富历史背景。具有党史价值的习近平书信的互动双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与受教育者息息相关的群众或单位。与直接讲授某个事实和历史事件相比，通过讲解习近平书信切入这段历史能够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内化的效率。二是教育者要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不代表否定教育者的作用，教育者要避免使受教育者陷入“绝对主体”(17)“绝对主体”的境地是指教育者过于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进而忽视自身主导性的情况，具体表现为过多依靠受教育者自身进行学习，比如仅仅组织写读后感、听后感、观后感或个人分享的活动而不引导受教育者关注党史史实，不挖掘隐藏在背后的党史精神。的境地。发挥习近平书信的党史价值，传承党的红色血脉关键在内化和落实。在各类以党史教育为主题或包含党史教育内容的教育活动中，都要尊重和调动教育对象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三是教育者要重视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习近平书信中承载的党史教育资源有助于提升党史教育实效性，而这一逻辑的实现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多次互动实现的。习近平书信为人民群众了解党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本身就是党中央与致信主体互动的结果。互动可以使教育对象对党史、党的文献内化于心；
反之，受教育者分享的有效信息也会对教育者进行再教育，丰富党史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