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自我认同问题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现代性是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以现代性为核心范畴构建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心理思想。对社会心理领域的关注与吉登斯早期所受社会心理学训练不无关联。在他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时，便对社会心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自我”赋予了特殊地位，使之成为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吉登斯的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集中呈现了他的社会心理思想。自序中指出，此书的核心是“自我”问题，重点在于探讨自我认同新机制的出现。(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自我、自我认同成为吉登斯分析现代社会运行和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基点，而通过现实中的社会心理核心问题来分析社会结构运行状况及其问题则成了他社会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

吉登斯不仅在对于其社会理论具有方法论基石作用的结构化理论中阐述了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而且在对现代性的界说中论述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
(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
(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可见，吉登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世界层面的重要性，关注人对于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和努力改变世界的想法，尽管他主要是从社会秩序类型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界说的。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晚近演进势态已严重地侵蚀人类生存，给本体性安全、信任机制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从而使生活在高度现代性(3)“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晚近现代性”(late modernity)是吉登斯创用以区别于他不愿采用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概念。意指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进入的发展阶段及其呈现的特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34页)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焦虑。他从独特角度即自我心理体系的变化考察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

(一)本体性安全：自我认同的基石

吉登斯赋予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以独特的重要地位。他以对行动的考察作为社会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在他看来，行动者出于维持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形成了特定的心理体系。在日常生活中，行动总是表现出例行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沉淀，则是形成“结构性原则”的关键。而在行动者的心理体系中，“自我”是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部分。“发现自我，成为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的项目。”(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吉登斯理论中的“自我”概念源于对一些前人理论的扬弃。主要涉及弗洛伊德(S.Freud)、埃里克森(E.H.Erikson)和戈夫曼(E.Goffmann)等。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自我”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组成。如果相互达成平衡，个体就形成有序的生活状态；
一旦出现失衡，个体心理就将出现病态。

埃里克森把人格发展进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在《青少年期与社会》中提出“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security)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个体出生后其人格系统在人生发展的诸阶段中将会发生变化。在婴儿阶段，作为抚养者的母亲对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本体性安全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其功能在于防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焦虑。这种心理状态最初形成于新生儿出生后母亲于其面前的在场与缺场关系。其意义在于，新生儿期望母亲能时刻以一种在场方式出现在他面前，母亲在场为他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母亲不时的缺场则使他产生焦虑感。面对母亲在场与缺场的交替，婴儿逐渐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以克服由于母亲缺场所产生的焦虑感。围绕这种基本信任和基本怀疑关系所形成的稳定心理状态，就是本体性安全的表现。对本体性安全的需要，伴随个体的一生。只不过是，由于个体人格日趋成熟，对于母亲的信任逐渐转化为对于环境及其他事物的信任。本体性安全的基本功能在于防止和消除焦虑感。个体在一般日常生活情况下，其本体性安全保持着一种潜在状态，并且通过例行化实践使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得以维持。一旦这些例行化常规遭到破坏导致本体性安全得不到维持，个体就会沉浸在焦虑之中。

在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创立的拟戏理论中，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性质和“例行化”(routinzation)特征，自我的日常生活被划分为“前台”和“后台”两大区域。“前台”指共同在场情境下两人以上的行为互动，自我通过展示各种技能以实现并维持其得体形象，使自我符合特定情境要求；
“后台”则主要指个人独处情境下可以不必戴上角色面具的区域。自我轨迹表现为“前台”与“后台”的交替。日常生活在这种交替中表现出例行化特征。

在批判性地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他的自我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对自我结构三部分的划分有合理之处，但对“自我”的界定不太清晰，很难与“本我”和“超我”概念明确区分。吉登斯在埃里克森有关本体性安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主我”(das Ich)概念取代弗洛伊德对于自我结构的三分法。这种“主我”即行动者在心理向度上的表现。“主我”的人格意识以本体性安全为基础，本体性安全在个体行动者的心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0页。其实质表现为“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80页。

本体性安全在个体心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与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一起构成最基本的张力系统。存在性焦虑是个体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种内在紧张感。本体性安全的功能在于防止和消除焦虑感，使个体获得一种可靠或稳定的心理状态。个体正常有序的生活依赖于本体性安全系统的稳定，为此个体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系列防御机制，吉登斯称之为“保护壳”，具体包括三部分：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它们构成吉登斯理论中关于自我的心理结构。(7)[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第110页。

吉登斯自我理论的主要意涵是：第一，应把“自我”理解为行动者心理机制的总和，表现为行动者对以往认同机制所做的连续性概括，自我认同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自我的轨迹具有连贯性，它源于对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认知。”(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86页。自我总是伴随着认知，这种认知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自我。“自我是行动者自己概括出来的行动者。”(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第121页。第二，自我的心理系统以本体性安全为基石，其功能是防止或消除焦虑，使个体获得可靠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只有依据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性安全感的源泉，个体才会拥有通过基本信任从认知上组织起来的与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50页。第三，本体性安全又是通过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得以维护的。实践意识表现为一种自觉意识，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例行化行为，无须也无法用言语说出准确理由。话语意识则是有意识的表现，个体能对其行动理由做出清楚的语言说明。

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与自我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外在环境越稳定和越能被自我所控制，就越有利于例行化生活方式的维持，也就越不会出现存在性焦虑，自我体验到的安全感程度就越高。反之，如果自我处在一种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个体必须不断调整自我行动方式，所能遵循的例行常规就越少，所能获得的安全感程度也就越低。在一般情况下，自我总是趋于寻找和营造一种能够获得并加以自我控制的安全感，以便最大程度地维持个体正常有序的生活轨迹和心理状态。

可以说，本体性安全这种极其重要的需求，会促使个体必须去建立对于所处环境的信任感和对于未来事物的确定感。自我认同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所处环境的信任感和对未来事物的确定感。据此个体不仅能够避免焦虑，而且才能形成一种关于自我的连续性认知及其结果。自我认同是一种过程，是个体与外界之间所达成的和谐的互动状态，是由于信任感和确定感所产生的一种良性的认知结果。

(二)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自我认同参照系的变迁

作为其社会理论一个重要主题，吉登斯对当今现代性状况做出了诊断。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对其所处世界(20世纪后期的发达社会)状况的诊断是，进入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 时期。“恰当应被看作是现代性思想净化自身的结果，我们不但还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 从历史进程角度，他把现代性开始以来的社会变迁划分为三大时期：简单现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和后现代时代(postmodern era)。

在他看来，现代化包含简单现代化与自反性现代化两个阶段，此前是传统社会阶段，此后是后现代时代。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就是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

1.高度现代性的境况

具有高度现代性特征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与简单现代化阶段之间区别十分明显：

第一，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社会变迁方向呈线性特征。那时普遍认为，科学和技术一定会导致进步；
工业增长具有明确方向。(1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4页。对未来前景表现出一种简单乐观主义的态度。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社会变迁方向呈现高度复杂性，变得不太清晰，人们不再认为科学和技术一定会产生进步效应，科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得以逐渐认识。增长的方向变得不明确。先前对社会变迁的简单乐观主义观点已经改变。

第二，简单现代化阶段虽已开始步入风险社会，但只处在初期，人造风险尚未显现，由自然等外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仍占主要地位，不论风险还是不确性，似乎都还处于可预测和控制的范围。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风险社会的面貌逐渐全面呈现。人造风险已极大程度显露，成为主要的风险面相，核风险、生态风险、金融风险等相继发生。以非意图性后果为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风险类型和不确定性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可预测和控制的范围。人们生活在被“创造出来的不确定性”状态下和“失控的世界”中。

第三，尽管简单现代化阶段已开始步入全球化时代，但只处在初期，民族国家在自身领域内基本上还具有全面的行政控制权，人们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看待和衡量现代化进程。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则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化日益呈现其悖论特征：作为世界性与民族性联合体的全球化进程，既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又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不断增强。

第四，在简单现代化阶段，传统因素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并发挥作用。现代科学本质上是反对传统的，力图“祛魅”，即消除传统的神秘观念和非理性因素。然而，这一目标并未能在短时期达成。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威中心不可能很快形成渗透到地方社区日常生活的强大监控力，因此，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人们日常行动的规范力量。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传统的地位进一步衰落，在简单现代化阶段开始撤离的传统，于现阶段消退得更加剧烈。地方生活日益受到外部力量的重塑，残存的地方风俗常常变换了形式和内容。随着传统从社会生活中完全退出，人们进入了“后传统社会”。(12)[英]安东尼·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载[德]乌里尔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2. 自我认同参照系的变迁

高度现代性境况的出现，对自我认同的形成产生的最大冲击就是其参照系的变迁。这种参照系的状况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分析。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化的扩展。吉登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便置身于一个“全球时代”(global age)。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时空关系上一次革命性变革，其结果是极大程度的时空延展。全球性事件随时渗透进地方性场景当中，对地方性社会生活产生种种影响；
地方性事件也时常产生全球性影响后果。于是，在这种充满辩证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一个体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化在塑造人们行为的同时，人们也通过全球化场景中的行为塑造着世界性社会。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社会；
另一方面，全球化又通过民族国家促进了“地方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效应广泛而又深刻，不仅在显性方面改变了世界的外部面貌，而且在隐性方面渗浸到个体自我认同的细微深处。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风险时代的降生。人类自诞生以来其所生活的地球上便充满了各种风险。高度现代性是一种后果严重的风险情境。与危险不同，风险、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特殊关联。风险隐含一种主动尝试的意味，包含着机会的可能性，风险并不完全具有消极的性质。当然，风险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失去特定保障时，就会演变成危险。

风险主要有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这两大类型。前者即外部世界中所存在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疾病等；
后者即由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知识所引发的风险。与前现代社会的风险状况相比，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风险类型、性质特征及其呈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风险类型和性质上，前现代时期主要是外部风险。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外部风险已极大地减少。人造风险却大量涌现，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在应对风险方式上，前现代时期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主要求助于宗教、巫术、风俗和习惯等方式来化解存在性焦虑。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人们则运用科学来应对所面临的风险。然而，这两种时期人们应对风险手段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别。前现代时期作为应对自然风险手段的宗教和传统所提供的是一种统一的解释体系和处置措施，能够为人们化解生存性焦虑并提供确定性感知。高度现代性时期作为应对风险手段的科学，由于受反思性力量的修正而不断演变和更新，有时受到领域的局限，甚至相互矛盾，已不可能像宗教和传统那样为人们提供统一、完整和终极性的观念体系和解决方式。于是，人们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性。在面对风险的社会心态上，前现代时期人类面对以自然灾害等为主要类型的外部风险，其心态是无奈的、消极的。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人类面对的风险类型主要是人造风险。其心态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积极的冒险精神成为社会心态的一个方面。当然，人们并非盲目地表现冒险精神或选择冒险。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是吉登斯分析高度现代性境况的一个独特视角，揭示的是高度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维度。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即具有一种持续而完整的信仰或风俗习惯以抗拒变迁。传统不仅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且是一种以现代为基点将过去能动组织起来的过程，其完整性不仅源于存在于过去的某些简单事实，而且源于对这些事实的持续性解释。传统含有道德和规范的内容，从而对人们行为具有约束力。情感是传统的强大支撑力量。

现代性自开始以来总是在不断地解构传统。在其早期，传统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合作时期，对现代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持作用。后来现代性逐渐地经常遭到传统力量的抵抗。人们通过安置于传统，使自我认同能够得以顺利地生产和再生产。(13)[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3年，第50-51页。只是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平衡才被打破，于是，后传统社会正式降临。

根据吉登斯，后传统社会可以这样理解：它并非传统完全消失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去传统化趋势下，传统反而变得兴盛。后传统社会也是一个全球化社会，其中各种传统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能够保持不与其他传统发生接触。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后传统社会的各种反应：成瘾、原教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后传统社会的基本图景是，由于社会的反思性和解放政治，使得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基础已经瓦解。虽然社会在结构上仍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但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却相互碰撞，人们的自我认同机制和生活模式遭遇困扰。畸形的传统复兴方式如部分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动给世界带来了不安宁。(14)[英]安东尼·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赵文书译。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四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化自然的凸显。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程度成为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生活长期依赖于自然，自然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自然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人们自我认同的参照系。自然处在人类控制范围之外，它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某些类型的风险和灾难。然而，通过宗教、巫术、风俗和习惯等机制，自然被人格化，演变成为诸神、精灵、鬼怪的领域，人类以这些方式有效地降低或化解了由外部风险引起的焦虑。

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历史。前现代社会，对于自然，人的地位是依附；
现代社会，对于自然，人的地位是主人。吉登斯提出的“社会化自然”或“人化自然”概念的基本意涵是，自然已不再是天赋的“自然而然”之物，相反，成了人类决策的对象。在社会化自然中，自然仍是支撑人类活动的主要外部环境，由自然所带来的各种外部风险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由人类自身引发的“人造风险”已成为更主要的威胁。

以上方面的变迁并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全部面相。吉登斯还从微观层面上对高度现代性境况进行了剖析。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信任模式的变化。信任是本体性安全的维护机制。个体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前提下表现出的对生存境况和未来前景的肯定性态度就是信任。信任与确定性之间呈正相关，是在不确定的外在条件下个体内心所怀有的确定感。信任的作用在于，形成个体与所处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从心理上悬置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感受，或至少将其降到最低限度，以使心理上保持确定性感觉。而本体性安全系统则处于一种持续的稳定状态。一旦信任缺场，个体所能获得的确定性感受也就相应降低，产生对生存环境的焦虑，这样，本体性安全系统就会相应地处于脆弱状态，无法抵御焦虑的侵入。因此，本体性安全是信任的基础，信任则充当了本体性安全与个体生存环境之间的纽带，并且成为本体性安全的防御机制。“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1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3页。

前现代社会，信任模式的普遍特征是，以地域性生存环境作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亲缘关系、地缘性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这四个方面。在由地域性生存环境提供了信任机制和安全基础的传统社会，人们也会面临各种潜在危害的侵袭，但这些危害主要是外部风险。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瓦解了此前稳定的地域性生存环境，信任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一种稳定的、封闭的、熟悉的参照系演变为一种流动的、开放的、陌生的参照系。在吉登斯看来，高度现代性社会的信任关系以“脱域性”环境为基础。这种“脱域性”信任模式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作为信任模式纽带的纯粹关系。现代性消解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将社会关系从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中抽象出来，按照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进行重构，因而成为了一种纯粹关系，其实质是“一种随时可以中断的社会关系，只有当它能够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的时候，这种关系才能够得以维持”(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220页。。由这种纽带所连接的信任关系，其性质仅只是关系本身而已，缺少了任何外在的参照框架和约束机制。第二，作为信任模式基础的抽象体系。表现为各种象征标志(主要包括交流的媒介，如货币、股票、银行卡等)和专家系统(主要指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计算机专家等构成的体系)。抽象系统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社会大众的生活都依赖于对抽象系统的信任。第三，作为信任模式特征的当下和未来取向。在现代性进程中，解放政治解构了被视为保守和教条的传统，并将人类自身置于中心地位，执着地相信凭借自身的理性和知识就能构建出安全、富足和幸福的未来。

然而，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信任模式由于失去了稳定和恒常的基础，相互关系处在一种流动状态中，因此，本体性安全感程度的降低导致很难形成牢固的信任关系。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亲密关系的转型。作为个人最私密的领域，亲密关系包括情爱或性欲关系。现代性的来临使前现代社会里存在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型。传统社会的亲密关系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在性观念上，性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追求性快感的动机和行为遭到限制和反对；
性爱关系的选择，以经济和政治目的为取向，个人的身体和性格魅力所起作用十分有限；
性别观上存在严重偏向和歧视，女性角色地位受到贬低和压抑。到了高度现代性时代，性爱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从原来以经济或实用为基础朝着以纯粹关系为基础的取向转变。在性爱关系选择上，从以社会、政治环境为核心参照朝着以性关系当事人为核心参照的取向转变。性行为本身的质量成为两性关系状况的决定因素。

总之，现代性的进程为性爱关系的变革既提供了理念基础，又提供了技术支持。典型例子是，与生育分离的性爱关系主要建立在纯粹关系的基础上。由于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因素的影响，因此，性爱关系变成了当事各方之间平等、互尊的关系。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家庭范型的重构。家庭是反映社会变迁的最敏锐层面之一。现代性导致了家庭范型的重构：一是家庭性质的变化。传统社会里，家庭主要作为经济单元而存在。现代性的发展使家庭变化为能够以浪漫之爱作为结合的纽带或基础。二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传统社会里，丈夫与妻子之间存在明确、固定的家庭角色分工。通常的角色分工模式是丈夫在外干工作而妻子在内做家务。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权力。现代性使家庭中夫妻之间家务分工有了协商空间，夫妻权力变得平等化，影响人们形成夫妻角色认同的社会文化已发生深刻变化。三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社会里，家庭的主要形态是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进入现代社会，家庭的主要形态演变为核心家庭(unclear family)。扩展型家庭实质上是一种大家庭，夫妻并非是家庭的核心，家族势力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核心家庭中，情感个人主义(affective individualism)是基础，从而有助于发展出以平等、尊重、对话为特征的新家庭生活。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迁都强有力地作用于自我认同，使之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困境。

(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对自我造成的侵蚀

由于本体性安全需要的驱动，为遏制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焦虑，自我总是力图去拓殖未来，即努力构建一个明确和自主的前景，以实现对于未来的把握。

作为现代性文化动力之源的启蒙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体现。它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的方式建立一种稳定和绝对安全的环境。而要达成这一目标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解放，包括从自然、传统、宗教以及政治压迫等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这是人类主宰自然和社会未来的前提，也是为自我建立一个安全、自由和幸福生活环境的必然选择。

这种以本体性安全为根源所展开的解放追寻，使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获得强劲动力，其发展历经两大阶段：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

简单现代化阶段，人们仍未能改变受自然和传统支配的状况，由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依然是焦虑的主要来源。同时，在社会政治领域，世俗化和民主化尚处在初始阶段，传统的社会关系仍然是调节自我认同的基本准则。

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人们获得了改造和重构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在自然方面，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已经使原来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性质，而当代社会的自然环境则是一种“人化空间” (created space)；
在社会关系方面，被现代性力量所不断解构的传统、宗教和血缘关系处于越来越边缘的地位，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生活在一种“后传统社会”中，传统、血缘、出身等不再是界定身份的因素，更不是构建自我认同的参照系。然而，现代性的悖论特征在于，尽管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人类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想方式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就真正生活在一种绝对安全的环境中，不仅传统的外在不确定性如自然灾害还没有消除，而且又出现了一种后果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因素即“人造风险”，如核威胁、生态灾难等，这些东西都成为自我的焦虑之源。

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进程与自我的确定性追寻这两者是一种同构关系。现代性的深层动力源于自我对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外在化为试图建立一个安全而没有风险的人类生活环境，作为主体性的体现，这一目标的达成方式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过程。

为什么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困境与灾难？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自反性现象？在吉登斯看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意指启蒙理性存在内在悖论。启蒙理性通过以怀疑即反思作为最有效的方式达到冲破宗教神学束缚而认识终极真理的目的，但怀疑原则的彻底化和普遍化又使启蒙理性本身成为质疑的对象，于是，终极真理也最终被消解。

吉登斯认为，从自我的角度考察，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表现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型。由于原来稳定的本体性安全基础的瓦解，自我便处在焦虑的磨难之中。传统社会里，传统和自然是自我生存的外在环境，传统这种“可靠的实践模式”，不仅满足了自我的本体性安全需要，而且进一步为社会成员的信任建立和自我认同提供了稳定的参照系。“传统为‘基本信任’提供了一种确认方法，这种基本信任对连贯性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传统还是其他信任关系的指导性机制。”(17)[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第37页。传统社会里，自然也为自我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外在环境。自然与传统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恒常不变的特征，尽管有时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并导致自我产生不确定或风险的感觉。但是，面对各种困扰，人类经常诉诸传统或宗教，把自然人格化，从而有效化解了外在环境所带来的焦虑。自然和传统共同构成了人们本体性安全的基础，也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参照系。其结果是，建立在安全感和信任感之上的自我认同是稳定的、连贯的、长久的，而且建立的过程是比较顺畅的。

进入高度现代性境况，人们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传统的逐渐消失，原先作为本体性安全基础的一部分已不复存在；
自然的被征服和遭破坏，使得原先作为本体性安全基础的另一部分也不复存在。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现代性力量的急剧扩张，不仅通过时空延伸在广度上影响到全球范围每个人的生活，而且通过全方位渗透在深度上影响到人们自我的最细微层面。

(二)自我认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进入高度现代性时代，由于此前为自我认同提供稳定基础的外在环境已发生变化，因此，自我这一心理系统的核心部分遭遇到了多重两难困境的挑战，这一切阻碍着自我认同的顺利建构与重构。

第一种自我两难困境是：统整性对碎片性(unific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

“统整性的问题所关涉的是，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强烈而广泛的变迁，保护和重构对自我认同的叙事。”(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222页。统整性对碎片性的意涵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张力所导致的个体层面上尤其是最为敏感的自我的困境及其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要迎接一个不停地扑面而来的复杂世界，将会置身于多样性情境中，每一种情境要求他展现不同的最恰当的行为方式。当其离开某一种情境而进入另一种情境，又得谨慎地把“自我呈现”调整到最恰当方式。于是，个体实际上处在经验的碎片化状态当中。个体虽然在开放的情境中处于碎片化状态，但同时也在开放中与周围环境保持密切的统整性。这种与外部世界的统整化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整合。个体从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保持着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自我叙事，把不同的情境因素融合进入一个统一的自我当中。

第二种自我两难困境是：无力感对占有性(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进入现代社会，个体在传统社会里所具有的驾驭生活的很多能力已让位于代理机构。结果是，现代社会系统得以延伸的同时，每个个体却感到自主性日益被削弱。在庞大的社会面前，个体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无力感。由于个体的特质和精神资源的摄取皆依赖社会，因此，他还得去面对这个庞大之物。于是，悖论产生了：一方面，个体在庞大的社会面前感到无力；
另一方面，个体又必须去占有资源，以谋求生存、改变现状以消除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与占有欲之间的张力成为促使自我认同建构与重构的一种永不停歇的动力机制。

第三种自我两难困境是：权威性对不确定性(authority versus uncertainty)。传统社会里，生活领域存在的权威成为自我认同的基础。传统社会的权威特征是其单一性，如对宗教的信仰，对地方社区和亲属制度的忠诚等。这些权威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力的约束力和规范性，人们据此也很容易确立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在现代社会，虽仍存在某种传统权威，如宗教，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依靠的权威是那些能够提供具体生活指导的人与物，权威呈现多样化的具体形态。重要原因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需要不同的权威。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在很多社会活动领域都是外行，其生活必然依赖于权威，而在知识成了霸权的当今，专家和专家系统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然而，由于专家和专家系统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对权威的需要或对权威的依赖也表现出不确定性。因此，自我陷入矛盾之境，选择权威成为一种负担。但是，人又会试图寻找可能的权威来超越这种困境，以期获得安全感。这是自我的一种矛盾心态。此外，由于权威知识、专家系统本身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发现刚刚学到的知识转眼则已过时，于是，又产生了怀疑。这是自我的另一种矛盾心态。两种矛盾心态的交替使自我倍受熬煎。

第四种自我两难困境是：经验的个人化对商品化(personalized versus commodified)。在商品化力量日趋严重的情境中，个体如何通过个人化的力量来加以抗衡并达成自我认同的建构，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强大影响力，既呈现全球化趋势又对日常生活产生深层次影响。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化经济。在个人层面上，商品化进程已影响到自我本体性安全的维持。于是，悖论产生了：作为外在的力量，商品化总是趋向于把个体纳入所涉范围，成为商品的消费者，这样则会降低甚至消解自我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商品广告及其促销方式的花样翻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日趋深入地影响到个体层面的生活模式选择和自我认同建构。面对这种情境，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主体性存在，自我必然会抗拒作为外部力量的商品化所带来的干扰，以维持完整的自我构成。“商品化影响到自我的投射以及生活方式的建立。” “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必然要反抗商品化的影响，虽然商品化不完全对其不利。” 商品化并非完全与自我对立，商品化不一定都是标准化的，而可以是多元化的。换言之，商品化也可能给自我以多样的选择，使自我具有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化被个体的自由要求所消解。但是，个人的任何决定不可能不受时尚和标准化生活的影响，因此，所消解的只是某些部分而已，两者之间的对抗却会一直存在。

尽管“失控的世界”是吉登斯对高度现代性社会所作的一种诊断，然而，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未来前景上，他与悲观主义无缘。“乌托邦现实主义”便是他创用的术语，以表达用某些后现代秩序来解决高度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构想。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许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秩序之间所蕴含矛盾及其关系的一种深刻而辩证的写照。然而，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存在的共同点是，应将未来走向与现实努力联系起来，寻找一种前所未有的前行道路。

吉登斯在提出社会变迁未来前景的构想时，是以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作为前提的。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弊端及其根源的分析，他提出了“反思→自反”的诊断模式。从哲学上看，人类主体性高扬带来了非意图性后果的出现，例如工具理性膨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然而，更深一层的悖论特征表现为，作为理性重要表征的科学技术，在肩负消除不确定性使命的同时，其本身则又成为更大不确定性的根源。

在吉登斯看来，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导致了理性的反思，进而导致了现代性非意图性后果。理性的局限性是启蒙思想家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而他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则试图从理性出发，既充分展示理性的力量，同时又克服理性的限制。

与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性这一新的理性形式而重建现代性的思想方案相似，吉登斯仍然强调自由、民主和解放的价值目标，为了使这些理想得以重申和实现，他主张必须在自然领域、人类生育、自我认同等领域重新道德化。“生活政治重新给那些受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所压抑的道德和存在问题赋予重要性，……道德问题又回归到了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核心中来。”(1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149页。所谓“重新道德化”，就是指给理性提供一个正当性基础，将道德问题重新引入人类与科技、环境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现在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重新道德化”将为现代社会构筑一条底线，为后现代时期“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到来开启新的地平线。对此瑞泽尔评价说，“对吉登斯而言，超越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以‘重新道德化’为特征的世界。这些被存封的核心道德和存在问题，将要在吉登斯视为已在后现代时期的自我反思性中所预示和期望的那个社会中占据中心舞台。”(20)[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06-207页。

(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现代性问题的应对进程

对于高度现代性的问题，基于政治视角考察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不是吉登斯所独有的研究策略，(21)例如，后现代理论家都很注重从政治的视野(他们主张一种微观政治)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后期增强了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如他于1998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即属于这种倾向。但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独特洞见对于社会理论面临的难题，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吉登斯反对后现代性，认为当今一切问题都仍处在现代性范畴之内，然而，他并不拒绝以某些后现代秩序来解决现代性极端化的问题。从重建现代性的策略上看，与哈贝马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案相比，吉登斯的选择更趋务实。在吉登斯看来，高度现代性情况中的主要社会转型(22)主要是指正在形成的制度反身性、由抽象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抽离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及其自我心理世界的变迁都与政治方略有关，因此，只有依据政治议程，通过区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才能更有效地对有关意义加以切实把握。

吉登斯把解决高度现代性问题的方略主要诉诸生活政治，这种倾向与同时代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特征之间有密切的相似之处，即试图从微观角度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然而，吉登斯的独特洞见则是更重要的方面。他基于高度现代性的特殊时代境况，对生活政治赋予了重要使命。但在他眼里，解放政治的使命并未完成，仍然在构建理想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吉登斯指出，解放政治与现代性之间是互为动力的。解放政治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具有不利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其内涵是，通过将理性运用于科学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生活中，人的活动就会从先前被束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在外延上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从物的束缚下解放和从人的束缚下解放。首先要从传统与宗教专制中解放出来。其次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

解放政治表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倾向：把人类从以往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先前决定人们生活的社会力量与自然界置于人的控制之下。(23)吉登斯区分了两大类观点：一类认为解放的动力受因果条件所制约；
另一类则认为解放的动力是一种反思式关系。人类能够反思性地“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哈贝马斯在其《认识与旨趣》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性讨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赵旭东、方文译，第248页)。解放政治是一种“他者”的政治(politics of ‘others’)，只有在区分了人群之后才具有一定的实质内容。所有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要将无特权群体从所处的不幸状态中加以解救，或者是要消除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相对差别。

根据吉登斯，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现代性的政治议程，那么，生活政治则是在高度现代性稳定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完全独特的问题情境及其化解途径。“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赵旭东、方文译，第252页。就是说，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性调动起来的秩序，作为高度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已经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其中反思性把自我、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结在一起。

(二)生活政治：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主导策略

作为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主导策略，吉登斯把生活政治的内容和特征划分为三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都关涉到自我认同难题的化解。

生活政治的第一方面体现为产生于选择自由和生产性权力的政策。吉登斯采用最简洁的表述：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
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方式的政治实质上是生活决策的政治。在他看来，这种生活决策首先是指那些影响到自我认同(25)吉登斯对于“自我认同”的最简明的解释是：个体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本身的决策。由于受到现代性抽象系统的深度渗透，自我和身体变成了多种多样新生活方式选择的基点，而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26)根据吉登斯，这是指将社会关系或是自然界的某些方面加以反思性组织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体系。又集中反映出了自我认同问题。生活政治在议事日程上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权利上，但它又总会返回到与这类自我认同的存在维度相联结。作为一种反思性成就，今天在一种地方性的和全球化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叙述(narrative of the self-identity)(27)自我认同的叙述的基本含义是，凭借个体和他人所关心的故事而对自我认同达成的反思性理解。在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境的关系中被形塑、被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个体必须用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以便能够促使把被传递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地方性的生活整合起来。只有当个体能够发展出一种内在的可信性时，这种整合才能实现。这种可信性是一种基本信任的框架，凭借它就可以把生命历程的理解置于变化着的社会事件背景中加以联想。在特定的变化情境下，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命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因此，生活政治关心的是从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自我认同涉及的重大问题包括性别认同、身体问题(28)与早期现代性的发展特点相一致，古典社会学中没有给身体留出应有的位置。只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才受到社会学的重视，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人都在自己的社会理论中充分彰显了身体对于理解现代性及其问题的重要性。和生育领域。

生活政治的第二方面表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而又在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在吉登斯看来，个人化与全球化是相互关联的。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决策也同样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生育上个体的决策与地球上物种的延续已在社会化再生产中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生育与异性间性行为的分离使未来物种的繁衍不再有保证。全球化的人口发展被纳入内在参照系之中。通过这些系统而联结起来的一系列个人决策过程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其他社会化秩序所产生的不可预期性具有相似之处。于是，生育成为一种变化性的个人决策，并对物种繁衍产生难以估量的整体性影响。又一典型例子是，全球生态、核战争风险与生活方式、自我反思性筹划的深刻联系。由生活方式引起的大规模生态破坏已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要想有效地抗拒地球生态系统遭破坏后所产生的威胁，不仅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而且需要每一个体都做出反应和调整，换言之，现有生活方式的广泛变迁或大量采取新的生活方式，显得十分迫切。

生活政治的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了“我们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existential questions)(29)在吉登斯那里，意指有关人的生活以及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维度的问题，是一切人在他们的日常活动情境下都不能加以回避的。的产生。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道德的丧失。(3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70页。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重新给那些受现代性核心制度压制的道德和存在性问题赋予了重要性。生活政治问题不可能在抽象系统范围外去讨论，对于如何在解放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生活的关怀，必将使其重新强调一种道德和存在性问题。生活政治问题的出现，为制度性压抑问题的回潮提出了这样一种核心的议事日程，即呼吁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种重新道德化，并且要求人们对现代性制度所系统地消解的问题具备新的敏感性。在他看来，由于现代性内在参照系统扩张引发的生活政治的议事日程主要涵盖了自然、生育、全球化和自我认同这几方面，其中道德和存在性问题重新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指出，代表生活政治关于社会生活重新道德化的呼吁及其促进性努力的现实力量，已经反映在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之中。(31)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67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吉登斯与哈贝马斯以及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共同表现出的一种相似倾向，即诉诸同一种社会现实力量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不尽相同。

(三)迈向“乌托邦现实主义”：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携手

尽管吉登斯在理论上实现了关于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区分，并指出解放政治似乎为生活政治的出现准备好了历史条件和逻辑前提。但当他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理想型概念工具运用于现实，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复杂得多，因为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之间是相交织的。对此他并非没有认识，因为现代性本身就不是理想型，多重或复合现代性并存于现实当中。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解决高度现代性的问题(其中包括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相交织的问题)必然有赖于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共同携手。

吉登斯对于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主要有：生活政治是高度现代性的主要政治形式。他认为，政治学理论对“政治”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是指国家的政府部门内的决策过程。广义上的则将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都视为政治性的。生活政治的含义涉及上述两个方面。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生活政治的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为征服未来的反思性企图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通过抽象系统的扩张以及自然过程的社会化而得以开拓的众多选择领域，使不同类型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卷入都可能形塑生活政治问题。社会运动对于生活政治的提出以及引起公众的关注都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32)吉登斯注意到，生活政治的问题并不一定符合现存的政治学框架。但他强调，它却可以有效地促使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都已出现的十分鲜明的政治形式变得更加显著。对于这种政治形式，在后现代理论视野中常常被称为微观政治，尽管后现代论者所表述的这种政治形式的涵义与吉登斯是不一样的。

解放政治的使命并未完成，而常常与生活政治携手从不同侧面去解决同一个问题。吉登斯指出，即便生活政治的问题在国家的公共领域和法学领域中显得非常重要，但是要求解放的权利并不因此就变得不重要。解放政治确保生活政治的权利。而问题不仅于此，因为解放政治不只是为生活政治的关怀“准备了表演的舞台”，所有的生活政治问题也会以解放政治问题的形式出现。解放政治的进程带来了生活政治，而生活政治仍与解放政治密切相关，因为生活政治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变迁的形式也可能是反抗或消灭压迫的一种手段。这里吉登斯思想给人的印象是，解放政治的目标可以经由生活政治的途径去达成。

总之，在吉登斯的视界中，处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的人们如果要能够对社会生活加以重新道德化而不至于陷入偏见的话，解决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诉诸一种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以及对生活政治的不懈追求。

客观地说，想要用任何既成的或学科化的社会心理学框架来评说吉登斯的社会心理(学)思想，都会是一件充满风险和极富挑战的事。我们只能在被自己的选择所逼迫的情况下冒险进行那么一点尝试。

吉登斯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的构成的思想，赋予了社会心理十分重要的地位，将社会心理视为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将自我视为社会心理体系的核心构件之一，而且将自我认同的作用认定为关涉整个心理体系的稳定，是促进人的社会行动有序性的内在机制。其原因在于，自我是与结构相对应的能动，社会运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结构与能动之间关系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展开。在社会发展动力上，吉登斯认为，人类对本体性安全的追寻是现代性发展进程的深层动力。可以说，这是关于社会心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能动作用的最充分肯定和最独特表述。

在现实层面上，社会心理与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构性质的，这种性质于现代性进程中得以具体地凸显，最聚焦的方面就是高度现代性境况与自我认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全球化进程、风险社会情势这些最宏观社会层面的运行状况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社会心理，其最细微的部分是自我，具体的机制是自我认同；
另一方面，社会心理能动作用的最突出表现，在吉登斯看来，则是自我认同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全球化进程、风险社会的情势这些最宏观社会层面的运行状况。宏观上，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引发了政治问题，其中全球化的影响深刻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中，而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或者说，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决策同样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微观上，作为社会心理机制的内在参照系会影响到一系列个人决策过程，而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则可能产生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其他社会化秩序所产生的不可预期性具有相似之处。

总之，作为社会心理体系核心构件之一的自我乃是理解和说明社会构成的最具能动特质的部分，而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及其特征都将从自我运行的核心机制自我认同的状况及其特征中反映出来。基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从传统社会阶段到简单现代性阶段再到高度现代性阶段的社会变迁特征都在自我认同的变迁轨迹及其特征中得以相互关联、相互对应地呈现。

吉登斯的有关探讨涉及社会的最宏观层面与最微观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的最宏观层面包括现代性、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等，而社会的最微观层面包括本体性安全、自我认同、焦虑等。但是，从导致自我认同问题的根源来看，仍在于社会宏观层面，正因如此，他所提出的关于自我认同问题的解决方略主要从宏观层面的途径和机制着手的。

吉登斯的这一项研究工作十分独特，显示了很大程度的开创性，因此很难放在某个存在了一定历史沿革的学术或学科发展脉络中进行精准的定位、分析和比较。

由于他的社会心理思想涉及的最深层基础是现代性，因此，这种社会心理思想所诊断出的社会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自我认同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表现为处于宏大的、现实的社会层面的运行机制的问题解决方面，正是这一点使它鲜明地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即便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而与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社会学密不可分。

与其说吉登斯关于自我认同问题的这些理论观点是社会心理思想，不如说是他的微观社会学。然而，似乎又不能完全归属于社会学，因为他在这些理论中所使用的支撑性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的，包括自我认同、本体性安全和焦虑等。这些核心性概念关涉的对象是主体而不是结构，或者说所探讨的内容是人的心理层面而不是社会结构层面。

如果硬要给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做一个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归类的话，那么，它不是一般的社会心理学，大致可以称作一种发展社会心理学，具体而言，是一种现代性社会心理学，或现代性社会心理思想。

概言之，本文所探讨的吉登斯的有关思想，既属于社会心理学，同时又归属于心理社会学，是他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更合理、更妥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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