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程原仲运用气药思想初探*
时间：2023-06-23 11:5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政新，刘欣超，余雪健，汪芳萍
1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8
2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安徽合肥 230012
程仑，字原仲，生卒年不详，新安医家之一，程氏幼时聪颖、博览群书，弱冠之时，因病失学，后弃文从医，专心研究《内经》《难经》等名著典籍，学诸代名医思想。著有《伤寒杂证》（未见）《程原仲医案》六卷传世。其学术思想以及临床经验多汇集在其著作《程原仲医案》之中[1]。笔者对《程原仲医案》[2]医案进行文献研究，对程原仲气药运用特色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对临床有所帮助。
气药是指能够调控人体之气，具有舒畅气机、补养脏腑之气等功效的一类药物。气药主要包括理气药和补气药，理气药根据作用形式又可分为行气药、升气药、降气药等[3-4]。理气药味多辛苦，温而芳香，如陈皮、青皮、木香、香附、檀香、佛手等；
补气药味多甘平或甘温，如人参、党参、黄芪、白术、甘草、大枣、山药等。气为一身之主，因此气药在临床上具有广泛的应用。
程氏谓：“盖人之有生全在于气，气存则生，气散则亡”《程原仲医案·论八篇》[2]。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5]，是人体当中的不息动力，人的生老病死皆本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长，气衰则老，气散则死[6]。气的升降有常，出入有序，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使得生命维持良好的状态[7]。程氏将人体诸多之气划分为九种，宗气、荣气、卫气、清气、浊气、中气、元气、冲和之气、上升之气。《素问·举痛论篇》云：“百病皆生于气也”，不论何种疾病，均由“气”而来[8]，都由脏腑气机失常所致，调理气机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9]。
程氏尊《内经》之言：“肺出气，肾纳气”《程原仲医案·论八篇》[2]，认为肺肾所生之气是万物气之源。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乃寿命之本也，认为气是人生存的根本原因，无论外感或是内伤，均能使得人体气机失调，反之气机失调亦能导致内伤或者外感，《景岳全书》[10]曰：“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故百病皆生于气。”程氏持此观点，在临床之时，治病以调气为先，尤重肺肾之气。肺主一身之气，《素问·宣明五气》言“五味所入，辛入肺。”程氏认为：“肺属金，喜辛。”《程原仲医案·卷一》[2]程氏引用辛味药物，原因有二，一者程氏借内经之言阐发辛能散之功效，临证多与他药配伍，辛温之品可解寒凝，助脾胃运动，辛燥之品可除痰湿。故程氏在治疗疾病之时多添加辛味之品，例如程氏治疗痞证多以半夏、干姜等辛味之品，程氏言：“半夏辛温、干姜辛热，散痞者必以辛为助”《程原仲医案·卷一》[2]，其次，辛味入肺金，肺脏有病常以辛味药作为引经药使用，医案之中曾载一病例，心胸胀大，身汗，气喘不休，不能坐卧者一昼夜，病机乃肺气不足，故喘，程氏禁用人参、生姜两味药立起沉疴，因人参补气，生姜味辛引药入肺经。《程原仲医案·卷一》[2]
《程原仲医案》大部分方中皆用甘草，可见程氏对甘草之喜。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1]云：“甘草，味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甘能补中气，中气旺则脏腑之精皆能四布，而驱其不正之气也。”所谓中焦斡旋气机，即中焦气机的升降出入变化，中焦脾胃之气和顺，则五脏之气升降有序，出入有条[12]。程氏认为甘草为甘温之品，具有调补中焦之功，程氏借《内经》之言阐发脾胃功能，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注膀胱。故程氏谓：“脾胃为一身之主”《程原仲医案·卷三》[2]。甘草味甘，得甘之正味，正入脾经[13]，补脾虚，以此补中焦，条畅气机。正如黄元御《长沙药解》[14]所言：“脾胃者，精神气血之中皇，凡调剂气血，交媾精神，非脾胃不能，非甘草不可也”。中焦脾胃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升降相合，气血畅通，身强体壮。
医案之中曾载一病例，患者患有痞满之证，所谓满者即上下不通，痞者，阴阳不交，若治此病必以交阴阳，以通上下，故程氏以甘草等甘温之品调补中焦，使得中气得和，上下以通，则痞消热退。《程原仲医案·卷一》[2]
程氏认为，肺肾之气可通九州、九窍五脏等全身各处，化为周身之气，脏腑之气之间，相互平衡，共同为用，程氏临证多观气之升降出入，明证之所在，然后以气药调之。气虚者，当人参、黄芪等补气之品；
气实者，多以平胃散，平其敦阜之气；
气逆者，当用半夏，是因半夏味辛能散逆气，但若逆气所致为重之证当以枳实破逆气，程氏谓：“里气逆则多呕，半夏味辛，去逆气以止呕” 《程原仲医案·卷三》[2]；
病浊气上升者，多以升麻、葛根引清气上行；
病元气下沉者，当以补中益气汤补其元气；
病气滞者，以木香、麝香等馨香之品散气；
若气结不能下行，则用桔梗宽胸下气；
病气郁者以香附调气解郁，观其所用之方，多用甘草、陈皮，成为认为陈皮有健脾理气之效，其性平缓，可调一身之气，调中以调气，气和则病自除。如医案中记载了一人病虚证腹胀满，程氏用人参补气、半夏降逆气，厚朴行气以除其胀满之形，甘草调和中气，诸气药相伍，诸证得愈《程原仲医案·卷二》[2]。
程氏喜用气药，并非盲用，乱用，而是当用则用，程氏深谙气药之性，对各类气药的主治、禁忌了然于心，故治病之时破获奇效。如众人认为四物汤养血之圣药，其中白芍之意为敛耗精血，但程氏认为，白芍酸寒，能克发生之气，故产后不宜使用《程原仲医案·卷四》[2]。馨香之品虽能散郁散结但香窜药久服泄气，故不常用《程原仲医案·卷四》[2]。医案之中记载了一例亡阳病案，程氏以防风配黄芪以治之，时人多认为黄芪恶防风，是因防风能散、黄芪补气，不宜通用，但程氏认为：“黄芪虽恶防风，然得防风，其功愈大”《程原仲医案·卷五》[2]。黄芪补气，防风能利肺气，肺气者通调周身，黄芪得防风相助，可迅补周身之气，以救亡阳之证。《程原仲医案》之中记载了诸多有关治气医案，均体现程氏善用气药的思想，如在光禄黄公咳嗽一案，其人有胸胀之证，当以宽胸行气之品解其胸胀，诸多行气之品，程氏唯用香附，程氏认为：“木香、砂仁，虽能行气，恐增咳嗽，惟香附行气，可用治郁嗽”《程原仲医案·卷二》[2]。在乙卯岁夏月一浙中友人腰痛一案中，患者腰部拘挛疼痛，是因气逆而不舒，降逆气者，当用半夏此类降逆行气之品，但其相火上炎，一切行气热药皆不宜，程氏用一味黄柏退肾中相火，一味玄参，通调一身之气，仅用药两位，诸证得愈，程氏谓：“玄参性寒走肾，退六经之火，为一身枢机，领诸气上下通行，而拘挛自舒矣”《程原仲医案·卷二》[2]。再如人参、黄芪虽均能补气，但是有所区别，临床不可不辨，程氏认为：“人参乃守中之品，不似黄芪禀雄健之资而骤补”《程原仲医案·卷二》[2]，故治疗虚证程氏多用人参，治疗虚中急证多以人参配伍黄芪。
痰证所生，责之水液输布失常，脾胃之气的充盈和运行顺畅是抑制痰生成的重要条件。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痰随气而升降[15]，正如《金匮钩玄》[16]所言，“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痰邪随气在人体流动，停滞于脏腑经络之间，久之胶结成病[17]。《程原仲医案》记载许多痰因气升降而各处的为病的典例，如“怒伤肝，痰因气而上”《程原仲医案·卷一》[2]等。程氏治痰证多用理气之品，散痰气，化痰结，“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朱丹溪医学全书》[18]。其常见的用药配伍为陈皮、半夏，即二陈汤的重要组成，程氏认为：“治痰必用半夏”《程原仲医案·卷一》[2]，“陈皮消痰利气而醒脾”《程原仲医案·卷六》[2]。半夏味辛，性温，辛可散痰气，温可化痰饮，又因其味平，故可和胃以降逆气[19]。陈皮味辛，性以平为主，可消痰，顺气。二陈汤中，二者等量相伍，共起理气化痰之功，方中佐以茯苓、甘草均能补脾气，以杜绝生痰之源。程氏治疗痰证，善用二陈而随证配伍，因酒食伤膈而生痰者，以大剂二陈汤温服探吐《程原仲医案·卷一》[2]，治血虚有痰兼风，当先治痰后补虚，治痰以二陈汤加胆南星、黄苓、川芎、天麻、白芷、荆芥、等药，以化痰祛风为要《程原仲医案·卷二》[2]。治火炎痰上并兼风邪者，治宜疏风豁痰清火为主，药宜二陈汤加南星、黄芩、防风、羌活、白芷、天麻、姜蚕等《程原仲医案·卷三》[2]。痰喘之证，人不能夜寝，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加黄芩，一服即安睡而愈《程原仲医案·卷三》[2]。
气之运动包括升降出入四种，若气滞不行，久则成郁。程氏认为：“郁宜散气”《程原仲医案·卷三》[2]。正如《医方论》[20]所云“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故在治疗郁证之时程氏多配伍行气之品，且“郁久生痰”《程原仲医案·卷二》[2]，行气之品又可散痰气，起一药双治之功，虚郁以调中气，散郁气，如文英家嫂胸背胀一案是因中气不足，生痰生郁，方中干姜、白术、陈皮、茯苓、白豆蔻，干姜味辛，能散郁滞，白术、豆蔻、茯苓均味补脾之品，陈皮理气，共解虚郁之证《程原仲医案·卷四》[2]。因情致郁，当开郁养心，庚戌夏，武选贺公便秘一案中，因思虑伤脾，心脾相连，心生血，脾统血，致使血虚成郁，程氏当归、香附、白术、茯神、黄连、木香等行气养血解郁之品《程原仲医案·卷四》[2]，除此之外《程原仲医案》中还记载了，过服寒凉以及过用温补致使郁证的记载，但均配伍行气之品以散郁气[21]。除此，对于小儿郁证，程氏着重提出：“幼无七情，惟气滞则诸病生焉”《程原仲医案·卷一》[2]，对于小儿此类郁证，程氏多以补中焦以调气滞。
程氏临床，善查气之运动，再以气药治之，或降、或顺、或散、或补，治病善于从气论治，气顺则血和。临证喜用甘草，认为甘草具有“和”之性，且具有补脾之功，通过调脾以调节气机枢纽，使得上下之气得以平顺运行，其所常用药物均为调气之品，程氏善用气药，深谙气药之理，治病之时往往一味气药便能立起沉疴。治疗痰证、郁证，善于从气入手，重视气机，善用气药，形成以气为先的辨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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