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在四川流通的历史考察

徐德莉 张志芳

(1.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2.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0)

20世纪30年代之前，四川与南京由于国家与地方观念认知尚处于“国中异乡”的边缘状态。①30年代中期，宁川②之间发生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在剿匪与抗战的特定时空，基于特定利益与共同目标的考量，发生了多元互动的奇特效应，四川放弃了防区制度，迅速实现了川政统一。川政统一不仅是政治的联合，文化的融合，更是经济的有效整合，也为四川摆脱金融危机、维持金融稳定、复苏经济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为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建构。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阀集军权、财权于一身的情况极为明白[1]，1935年5月31日，蒋介石将扶持“一人主政川省，着重统一币制，加强金融的整理，以促经济实业发展”为川政统一的战略方针[2]。对于川政统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的领域，③或有学者仅从整理四川财政领域进行考察。④笔者曾对抗战货币金融进行了相关研究，⑤发现不管是将川政统一仅仅理解为一个政治权力运作过程，还是将其纯粹从经济领域进行研究，都是不够全面的。本文试图从国民政府在川省推行币政进行历史梳理，着力于川政统一过程中军政、财政多元互动进程中双方合作与冲突样态的深度考察。

刘湘在经历了1932—1933年的“二刘大战”⑥后，“二刘”之内战消耗大量财力物力，又因川军在“剿共”战事失利，一度曾使四川财政陷入严重窘迫之情[3]。1934年7月、8月，刘湘的第五、第六路军先后进攻红军遭遇失败，损失惨重，被击毙2万多人，两军几近全线崩溃[4]。为此，刘湘倍感继续独立主政川军难以维持传统之防区制度。随后，刘湘在家中召开一次会议，归为两点结论：一是“剿共”之事，实非四川一省所能胜任之事，剿共确为全国性的，应速与中央连成一片；
二是面临金融财政之困难，应该立刻设法整理财政。说明此时刘湘已在认真考虑向南京中央求援一事。随后，刘湘的代表邱秉彝托湖北省主席张群(川人)向蒋转告，“希望中央能救济四川财政”[5]。同年11月刘湘即抵南京谒蒋介石和汪精卫。刘湘急切表白：“四川是中央的四川，本人仅负责川省善后，一切惟听中央之命令，时值川事威迫之时，寄期中央挽救。”[6]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请中央派员入川，以望川军在中央领导下剿共；
二是盼中央整理川政，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

蒋介石对刘湘之请求做出相应之回应，他通过对西南诸省认真考察后，做出“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他充分意识到四川问题的重要性，四川等西南地区已成为统治与民族复兴之重要步骤和目标。国民政府将加强西南后方建设“入川督剿”[7]列为“1935年重要工作计划”，并把改组川省政府和参谋团入川都视为“国中要事”[8]。四川新省府于1935年2月10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此举意味着川政统一，标志着四川进入“新纪元”。

川政统一包括军政、财政各个方面的整合。蒋介石对刘湘在川省剿共一事提供军事、金融及财政等方面的支持。1935年2月14日，杨森致刘湘电中称：“均座秉承中枢，成立省府，行见军民分治，纲举目张，政治趋于正轨，经济归于统筹。”同日，罗泽洲致刘湘密电中亦言：“窃吾川自造成防区制以来，政出多月，财务紊乱，军民交困，于斯为极。钧座日听亲理庶政，澄清有望，谨将职部戍区各县民财两机关，呈交钧座，恳请派员接收，以归划一而臻那治。”正如刘湘在就职宣言中所说，“财政为庶政之母，此乃系国计民生之首，川省现状，久经上下交困，如因仍旧贯，不惟百事落后，几乎束手待尽”[9]。说明整理财政是川政统一的重要步伐，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是经济统制的重要内容，四川财政之整理为四川统一于中央的关键。

川省连年内战，导致金融财政久失常轨。又因各股武装力量流窜入川境以来，军需浩繁，人心浮动，益趋紊乱。“以金融言，四川地方银行发行主辅各券，共计三千三百余万元，所短准备数达二千三百万元，准备空虚，致时有挤兑情事，申渝汇价，亦时被影响，对于商业民生，妨碍尤多”[10]。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认为“川事虽一隅，关系及于全国安定后方金融，不能不由南京中央政府为之处理，以利军事之进行”[11]。“遵已将该发行总额改为七千万元，以四千四百万元整理川省旧债，按旧债七千三百万元计算，约合六折之谱，以二千六百万元充剿匪军事及善后建设之需”[12]。1935年9月13日，财政部批准运银条1000万元入川，救济金融。“鉴等年来亦以财政之整理为救川之第一大计，曾经于去年秋冬之间数次向刘湘督办陈说，并曾经官绅会议议决，当时以为如果规定军额统一财政，其利益有十端。”[13]

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特别担心中国政局的全面安全之势，曾经急电孔祥熙：“华北之事正如箭上之弦，是故，四川乃我方军事、政治之重心也，请兄务必对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发生根本之动摇。”[14]法币在四川推行的过程中，既反映了国家建构与民族利益的时代诉求，也交织着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利益博弈。

川政统一是四川与中央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的多重整合的过程，财政为百政之首、庶政之母，四川财政之整理为四川统一于中央的关键[15]。1935年3月7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此时整理川中金融，应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惟一要件，财政犹在其次。”[16]说明在川政统一中，蒋介石非常重视川省财政整理，货币金融乃财政之关键。

1934年6月，财政部对各军私铸银铜币及私发票币进行调查，因“各省市地方仍有私设铸币机关或就原有造币厂局私行开炉鼓铸银币、毫洋及铜元，各地方银行、钱庄、商号仍有私自发行兑换银元、钢元之纸币或类似纸币之票券等情事，殊属有碍币制之统一，妨金融之安定，贻害地方至深且巨”，徐堪提议“取缔私铸银铜币、私发票币，以肃币政一案”，业经全国财政会议通过，财政部呈文：“查整肃币制，中央已统筹办法，树立规模，各省市方而尤须协力扶肋，认真执行，力求与中央政令相符，议决由本部依据原定各法令通咨各省切实取缔。”[17]1935年1月13日，为整理全川财政金融与救济四川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在成都、重庆、万州等地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发行钞票，并且在重庆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任命陈绍妫、谢霖甫作为特派员，负责财政整理。同时，蒋介石特设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国库分库与驻川财政监理处，加强对川省金融财政的监理。“查敝行之来川分设，负有调荆金融使命，开幕以来，承蒙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印)，委座及贵团之指导幸能逐步推进，故金融日见平稳，市面得以安定”[18]。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之设立是统一四川币制，以肃币政之重大举措，此后，它对于整理四川金融，统一四川币制负“实际之责任”。

自设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国库分库与驻川财政监理处，以图收取财政上联合统一实效起见，并且制订了驻川财政监理处暂行章程，规定“统由各该管征收机关悉数解交中央渝行附设之联合库”[19]。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设立后，立即停止地方银行之发行，这些有利于财政预决算、统筹规划，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体现金融控制权集权于中央，对于整理四川地钞是极为重要的。

随后，刘湘表示愿意放弃防区制度，并且主动交出财政及防区权利，同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主席。1935年2月中旬,四川财政厅对川省财政状况进行调研，认为其财政概况较为紊乱，各军最近尚有设厂造币及发行类似纸币之证券者，此固因饷糈拮据，思欲救济于一时，而影响金融，益致纷乱于其后。

1935年5月蒋介石入川督剿，认为川省事虽一隅却关系全国，安定后方，至为重要。安定之道，“尤以整理金融财政为入手要着，方足以达到统一川政，统一币制，便利剿匪工作之目的”[10]。他一再强调：“安定后方金融，不能不由中央为之处理，以利军事之进行。”[20]1936年5月13日，作为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智囊人物贺国光致电刘湘：“令饬川西南各县一律行使中央及地方银行钞票，准其缴纳税款，并在县署设立兑换所。”[21]此举确为川省推行中央统一币制之重要举动，有益于中央金融控制权的集中。

1935年7月，重庆市银钞两业同业公会主席潘吕猷、熊崇鲁等呈文，“川省历年以来，现金流出过多，通货缺乏，各行所发行之兑换券，自地钞膨胀后，现全与钞票”[22]。时人陈计芳关于四川金融整理意见提出“若因此少数之川币，而使国家币制不能统一，恐非政府统一全国之大计。为中央计，首宜划一币制”[23]。

1935年6月27日，蒋介石就救济渝市金融情事致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中央、中国银行经理密电，“渝市金融因届结算之期，公债案待宣布，交换证须即取消。省政府负债到期，彼此均在清算中，以致市面发生恐慌，正待设法维持稗后方金融安定，以免影响军事”。[24]随后，蒋介石入川督剿，迭经往复电商，认为四川系关全国，为利于军事，特别重视整理川省地钞。他对于整理地钞有明确指示，为整理地方之用，可经川省府咨请本部，代向中央渝行商借二千三百万元，指定川省税款月拨五十万元为基金，发行国库重庆分库凭证二千六百四十万元，交由中央渝行作为借款本息之担保[25]。

川省人民直接或间接所受地钞之痛苦已久，急需紧急之办法解决川省地钞问题，上述收销地钞办法则呈现“汇水商涨地钞愈跌，影响军事、商场，至为重要”。“渝地洋水刻涨至每千元需百五十元，蓉地地钞已作八折云云”[26]。自地钞发行迄今，凡公家之收付、商场之交易、社会之行使，皆系十足使用，并无折扣。今则以八折收销，将无人不受损失，凡市面交易已成者，亦将无事不起纠纷。推而言之，凡以地钞购买之产业货品，亦皆有无形损失。全川人民之损失将达数千万元。这种兑换办法无形中使所有地钞持有者财产受到损失，是故，造成四川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抗议，使得诸多商户与民众不愿行使。

1935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关于收销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布告》，制订了收销地钞的具体措施。[27]1935年9月21日财政部对上述要求十足收销地钞的请求回电。中央银行收销地钞的做法是根据《四川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的规定，对于自9月15日起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准以地钞十元申合中央本钞八元计算。尽管中央财政同处困难，但为“统一币制、统一发行”，“以除当前之纠纷，而谋市场之安定”[28]。

针对地钞跌价及收销地钞出现诸多问题，呈现因恶币驱逐良币之结果，如能照市价收买地钞，至地、申两钞同价，使能直按兑换为止。若此办理，则统一发行、统一货币本位及川省金融之一切难易全同时解决，此乃“复遂部座安川之愿，一举数善备焉”。是故，有提治本之方法，寻其“实行统一发行与统一币制”，共治标办法，则应令中央渝行立即开放申汇，取消定率，每日片照市价稍低，无限实出，使其逐步压低。同时即将稍远期之申汇补迸，则既不影响总行之头寸调度，而买回远期，一转移间，中行且可即为获利。[24]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
其他一切流通之钞票一律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29]据此，持有其他币种之现金的市民不断向重庆中央、中国等行兑换法币。3日后，刘湘致电蒋介石要求，“仍准人民缴纳现金，在各地设兑换所并发辅币，将现金集中成、渝并组织保管委员会，川币兑换法币不再经鉴定手续”。[10]据财政部电，“川省现行法币为数不多”。[29]查地钞即将收完，中央银行发出中钞虽已达两千余万，然因交汇至沪者较多，目前留在渝市周转不过百分四十。以平日需五六千万周转之商场，今只有此少数筹码，“市面日趋恐慌，汇划证虽未加增，申钞则日见减少”，……以致出现“即同补水此后尚有逐涨趋势，金融恐慌情形已达极点”[30]。

12月27日刘湘致蒋介石电，表明本来全国货币数逾贰拾万万，尚未通行川省，川中所通行者仅有川币，为数不过柒千余万，较之各地每人平均额，仅及十分之一二。又因川省承凋敝之后，元气久已枯竭，出现通货紧缩。“拟请钧座俯念川情特殊，准予交通成例，对于领钞银行，准以生金银代替银币，作为现金准备，领用法币，或准以其他资产抵押领用，以资救济。”[31]1936年1月13日，财政部核准刘湘关于救济四川金融办法复函，因为川省自法币令颁行以后，一切硬币停滞，目下将屈年关，之易筹码更形缺乏，可以变通成例，准其“以生金银及其他资产抵押，领用法币，以资救济一案，应交财政部核办”[32]。

对于收销地钞，整理四川金融货币，中央与川省地方当局态度趋向一致，都认为特殊战事时期，收销地钞、统一币制是为利于军政事也，但对于兑换比例双方意见不一。中央与地方相互既有博弈亦有互利，是故最终中央加强川省金融整顿，川省亦相当程度配合中央政策。由此表明，川政统一内含军政、财政与币政统一，统一币制是国民政府实现川政统一的重大措施。通过收销地钞，大体上实现了四川币制的统一，并且将四川金融纳入了统一的中央货币体系之中，为中央政府统治四川提供了货币制度的保障，与此同时，解救了川省金融恐慌与货币信用危机，为四川成为抗战的民族复兴之地奠定了物质基础。

深入考察川政统一，反映出四川与中央之间政治、经济及社会多个方面合作与冲突的多重面相。川政统一的政治进程包含着法币在四川推行的经济整合历程。川政统一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社会方方面面的统一，川政统一为南京中央政府在川省推行法币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运行环境，这一过程正体现中央政权对于川省经济权威的有效提升，更加强化了中央政治权威的建构；
法币在四川的有效推进为川政统一提供积极的经济保证，为抗战特殊背景下加强国家认同与民族建构提供物质条件。

川政统一后，通过收销地钞，整理四川财政，为实现币政一统提供经济条件，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当局收获了双赢的结果。川省地方当局在很大程度上采取较为合作的积极态度，成都中央银行最为积极，在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当天就“遵令开始兑换，无论存款或掉换申钞川洋与国币一律收受，不计利息”[33]。重庆商会也在同年11月1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写到“代表商民竭诚拥护”[34]。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川政统一的过程中，通过整理四川财政，实行收销地钞，平定川渝金融恐慌，将四川纸币纳入全国的货币体系中，币制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既为四川经济、工商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提升了四川在全国的地位，推进四川融入中央政府进程，又为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起到积极作用，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民族复兴之地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

中央政府在川省法币的有效推行，加强了对四川经济渗透，使得国民政府在川省的中央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威更进一步强化。川政统一过程是一个政治、军事、财政有效整合的复合进程，川政统一进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理四川财政，收销地钞，实现了四川币制统一，加强了币政建设，强化了货币金融对于全国的控制力。1936年1月11日，南京中央政府颁行《国民政府公布之辅币条例》，规定辅币的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1939年10月2日，中中交农四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其主要任务即为统一金融管理，强化货币控制。1940年2月13日颁布《财政部公布之修正辅币条例》，其主要内容也是规定辅币的制造权归属中央造币厂。南京中央政府相继制订《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和考核办法》《统一发行办法》《中央银行接收省券办法》等法令条例，将其货币发行权归为中央银行，强化中央银行具备国家银行之金融职能。将各种货币发行权统一归为中央银行，强化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是南京中央政府加强地方当局控制的重要手段。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加强全国金融控制和经济统筹，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为抗战提供了经济保障。

法币在四川推行过程中，也呈现出宁川之间利益的博弈，反映出川政统一中经济整合的另一特殊模式。代表中央与地方的两股力量不仅只在政治上博弈，“在行政上，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都市上，在乡村里无地不表现”[35]。川政统一初期，双方矛盾表现得尤其突显，1935年春，查川部第28军印发粮契税券，且经屡令其停发而照旧印发，对此，原第28军军长邓锡侯还以总部欠军费为说辞，1935年3月28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值兹川省军政财政币政统一之际，而该财务处忽有印发粮契税券情事，对于整肃川政统一币制均有莫大妨害。”[36]1936年10月1日，财政部针对川省流通各类钢、镍滇币等情，致电要求收回流行川省道铸银、谋币一案，速向川省宁属一带推行法币，以一币制，而便民用。[37]1937年4月17日21军军部所发粮契税券，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共1000万元,前已收销204517元，今又在重庆夫子池焚毁9753503元。尚有41980元没有收回[29]。云南省发行的滇币中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入四川，在四川广泛流通，严重影响法币在四川的推行。由此说明，在抗战特殊历史背景下，南京中央政府在四川推行币政过程中，折射其政府通过推进法币在各地方流通，强化货币控制力，进而加强其政治推进，揭示在统一货币发行权的历史进程中，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当局合作的过程，又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币政过程中博弈的印痕。

注 释：

① 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王东杰：《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②本文“宁”、“川”概念是借用《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中的表述，以便更好地说明南京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之间是冲突与整合的复杂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③黎志辉：《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黄天华：《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④石涛：《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四川地钞为中心的考察》，《江苏钱币》，2013年第2期；
方勇：《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徐德莉：《抗战时期日本伪造货币及中方治理对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15年第19期(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史学版，2015年7月8日)；
徐德莉：《抗日根据地治理伪造货币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科版)，2019年第5期。

⑥即川军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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